论隋炀帝的文学思想

据现有文献资料梳理出隋炀帝文学思想的内容,并对隋炀帝文学思想的渊源作了探寻,在此基础上对隋炀帝文学思想作出一个基本评价.本文认为,在隋炀帝的文学思想中表现出1.隋炀帝对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评价标准是高指标的.2.隋炀帝对文学创作的评价完全是文学意义的,这是与齐梁以来文学与政治、学术分离而各自建立起不同评价体系的传统认识相吻合的.3.隋炀帝对文学创作评价的标准中无地域文化限制,却更渗透着多种文化因子融合的意蕴,眼界是宏阔的,有一种跨时空的襟度.本文提出:1.隋炀帝文学思想是萧梁时期刘勰等折中派和萧纲等新变派文艺思想的再融合.2.隋炀帝"非轻侧论"具有积极的文学思想内涵.3.隋炀帝的文学观,或说他的相关于文学创作的思想和主张,是建立在他的文学创作实践基础上的,同时亦得益于他的融通南北不同文化因子与不同文化传统于一体的文化旨趣和文化构想.     

论隋文帝、隋炀帝与天台宗

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隋唐佛学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隋唐佛学兴盛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佛教八宗在此时期的陆续出现。虽然佛教宗派的兴衰受制于诸多因素,但在君权至上的中央集权封建社会当中,最高统治者——皇帝个人的喜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天台宗为例,其创始人智顗与陈、隋两代王朝的皇室都保持着密切的来往,并且天台宗的思想也基本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与当时的政治理念也有着某种潜在的暗合。     

论隋炀帝对边疆地区的开拓与经略

史学界对隋炀帝的评价,可以说是毁多于誉,人们往往抓住他骄奢淫侈、好大喜功的一面,将其与昏君、庸君、暴君等同起来。其实,从对边疆的开拓与经略而言,隋炀帝是一位进取心颇强的帝王,他有自己恢弘的政治理想,并且积极付诸实践,他巡视边塞、开通西域、经略高丽和流求的一些举措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论隋炀帝的三教观

隋炀帝儒、释、道三教并举，多元一体。在对三教的重视程度土，杨广重佛、道而轻儒学，这与其家族信仰有关，与当时民间信仰亦有关，适应了南北朝统一后统治的需要。因此，杨广对文中子王通和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的态度截然不同，其本人在后世儒生与僧徒笔下形象亦迥异。     

再论隋炀帝时科技上的成就

本文探讨了隋炀帝在水陆交通上的成就和价值，认为水陆交通网的建设是炀帝改革开放的重要措施，也是造就“大业之治”的原因之一。     

论《隋炀帝艳史》的主题思想

该文运用明朝中晚期的史料，与《隋炀帝艳史》中具有特异性的表现内容作了比较研究。认为《艳史》具有政治讽谕性，“隋炀帝”这一历史人物身上更多地附着了明朝中晚期所有帝王的乖行劣政，总结和隐括了明嘉靖以降百余年的历史，揭示王朝衰亡的原因和过程。该书也应被视作成功的政治小说     

隋炀帝性格心理与诗歌创作之矛盾比较分析

隋炀帝作为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性格心理中存在着矫情饰行、掩盖本色、骄奢淫靡、好大喜功、除谏饰非、恃才傲物等一系列骄横野蛮之气,但与之矛盾的是,诗歌中是真情流露,表现出清新自然、胸怀天下、壮志凌云、虚心求教、选贤任能等特色,两种如此鲜明的特色和谐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文学具有独立于作者现实存在的本质特征。     

论隋炀帝的民族政策及影响

隋炀帝为适应多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明确提出“混一戎夏”的思想,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落实“无隔夷夏”的民族政策,形成了以德化为主、优待边民的民族工作方针,取得了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积极效果,对后世的民族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故国之思与清靡之诗——李后主、隋炀帝诗词比较

李后主与隋炀帝同为“帝王文学”的代表作家,两人在诗词创作方面居功甚伟,既有相同之处又各有千秋。相同之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作内容的相同,两人创作“宫体诗”或“宫体词”。二是创作成就的相同,两人都拓宽了词境或诗境。两人独具特色之处表现在内容和风格上,后期李后主描绘故国之思,亡国之恨,词风黯淡萧索、哀怨凄绝,隋炀帝写山水风光、军旅生活,诗风清新秀丽、豪放壮阔。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两人的性格特点也不尽相同。     

论隋炀帝在南北诗风融合中的作用

兼帝王之尊和诗坛领袖的隋炀帝在南北诗风融合的历史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首先,他提出了"非轻侧之论",有利于抵制南方的柔靡诗风,在创作上追求"典丽",有利于纠正隋文帝"斫雕为朴"的消极影响;其次,他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引导南北诗风的融合;最后,他招揽大批南北文人,与他们互相唱和,并对他们的创作进行评价,促进了南北诗风的融合.     

宋代的祥瑞与灾异初探

宋代是一个科技繁荣的朝代 ,但也是祥瑞灾异等迷信十分盛行的一个朝代 ,对宋时政治、经济乃至军事都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其中 ,“天书事件”将对祥瑞的崇尚推向了顶峰。史学界对此事件的研究已经较为详尽。但是 ,据我所知 ,从宋代的祥瑞灾异的总体出发 ,系统地加以研究 ,目前尚无。笔者愿书一管之见就教于方家     

钟聚祥瑞之地——湖北钟祥

钟祥是中国最早的长寿之乡。南朝刘宋明帝时期,这里就因长寿老人多而得名＂长寿县＂,直到明朝嘉靖年间才改为钟祥县,被称作长寿县的历史长达一千多年。在这个人口只有100万的中部小城里,百岁老人就有近百人。百岁老人长寿的原因大致可归纳为3个方面：     

隋炀帝时科技与建设上的成就

隋炀帝在空前辽阔统一的国家里,通过对科技生产力的重视,推动了当时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显示了隋朝的繁荣和强大。     

陈后主、隋炀帝与陈隋诗史的转变

陈隋之际,最值得后人关注的一大诗史现象是艳情与边塞的消长变化.陈后主和隋炀帝先后推波助澜,为诗史的转变发挥了巨大作用.陈后主的艳情诗在艳情的背后蕴含着巨大的悲哀,可称为哀怨宫体诗,它是梁陈艳情诗的绝唱.隋炀帝用艳情旧题描摹山水自然,改变了江左艳情诗的流向.陈后主边塞诗是萧梁宫廷边塞诗的回光返照,宫闱气大幅减少,笔触较前人更显精致.隋炀帝边塞诗剥极将复,上承建安风骨,洗净六朝粉黛,具有豪侠气概和帝王威势.     

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祥瑞灾异事务的管理

祥瑞灾异是中国古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其发生和出现代表着上天对君主的赞美或谴告,具有特殊的政治意涵。我国历史上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祥瑞灾异学说特别发达的时代,也是祥瑞灾异被频繁应用于政治生活的时代。这一时期祥瑞灾异事务的管理包括信息的收集、现象的解释和事务的处理三个层次,为隋唐时期祥瑞灾异管理的制度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唐日两式祥瑞条之“中瑞”“下瑞”色目关系考

唐代礼部式祥瑞条曾东传日本,成为日本治部式祥瑞条的立法蓝本。唐日两式祥瑞色目类别、祥瑞条名称基本相同,明显不同的是日本式祥瑞条大多带有注释文字,而根据现存的资料则未见唐式祥瑞条有之。本文对唐日两式祥瑞条"中瑞""下瑞"色目的异同进行考察比较,搜罗出日本式祥瑞条注释文字的中国文献依据,以期确证唐式对日本式的立法影响,同时也有助于发现唐式祥瑞条的原貌。     

董仲舒的祥瑞灾异之说与谶纬流变

祥瑞谴告,在孔子思想中已有萌芽,但到董仲舒这里才上升到理论化的高度,在“天--地--人”相统一的宇宙结构体系中获得准逻辑化的论证。天人感应的思想是祥瑞灾异之说的理论来源。祥瑞、灾异与人事行为尤其是政治得失之间存在着因果关联,为政的好坏直接能够感召出祥瑞、灾异。流行于西汉末并兴盛于整个东汉时代的谶纬就直接继承了董仲舒的感应、灾异之说,在综合网罗了古代各种方术之后,竟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纬书中有许多地方甚至直接吸取了董仲舒的文字。魏晋以后,谶纬的主流朝两个方向发展,或为道教、佛教所消化吸收,依托于一定的宗教形式而存在和演化;或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在民间信仰中继续传播和扩散,虽历经焚禁,但仍代有传人,好之者不绝。     

大运河的开凿与隋炀帝的功过

大运河的开凿是隋朝统一中国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它为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经济繁荣与水上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隋朝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痛苦与牺牲，而隋场帝的积极作用，也应予以充分肯定。     

灾异还是祥瑞?——“行西王母诏筹”事件解读

发生在汉哀帝四年行西王母诏筹事件兼具政治与宗教等多重意义,并对西汉末年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事件发生后,各种政治势力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立足经学的解释尽管彼此有差异,但都将之视为灾异。而王莽依据谶书,将之视为祥瑞,并在不同时期分别赋予其不同的象征意义。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据以讨论早期谶书之形态,以及经、谶之关系。     

暴君隋炀帝评价的论辨——关于暴君之暴的政治分析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隋炀帝的评价众说纷纭。国内外学界提出了为炀帝翻案摘掉暴君帽子的新观点。实际上,隋炀帝大兴工役要创不世功业,虽然不是昏君;但是好大喜功超越历史限度,虐用民力,不尊重子民最起码的生存权,以苛政、急政形成系统的大规模暴政,成为千古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