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兼谈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关系

<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边界、对象与方法问题，尤其是与哲学史的关系问题，学界讨论已久。1981年，《读书》杂志曾刊发《哲学史和思想史怎样分家? 重读〈中国思想通史〉札记之二》一文，⁽(4))从思想史与哲学史关系的角度加以讨论。1983年，《哲学研究》也以专栏形式刊发文章，就思想史与哲学史关系集中加以讨论。⁽(5))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借由葛兆光先生《中国思想史》出版的契机，学界对思想史研究边界、对象、方法以及思想史与哲学史区别等问题的讨论更为热烈，有不少学术会议都围绕思想史研究的各种议题，相关论文不时见于各大学术刊物，许多刊物都设有专栏讨论。     

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走出思想史研究的旧格局——读《中国传统政治思维》

自“五四”前夕胡适首次将西方学科划分的思想引入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以后,以思想史、哲学史、政治思想史之名著书,以本体论、认识论、伦理思想、社会政治思想的分块法分论一人、一派、一时代思想的方法便成为定式。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就传统思想做学问的学者们才举起各自的旗帜,强调各自学科的独立价值。这种转变也同样发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本世纪初以来,尽管“中国古代思想多是政治思想”的观点很流行,但直到80年代初,除了梁启超、萧公权、吕振羽等人几部著作外,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独立地位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只附属于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方法与现实关注

思想史研究是一门认识学科，认识的起点在于认识历史，而目的则是理解现实的社会生活。思想史研究是今人与古人的对话，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所以可能的前提，是古代思想家与我们有着相同的道德诉求，如何实现优良的社会生活是人类恒久的思想主题。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遵循历史主义方法的同时，也应该有充分的现实关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避免复古主义倾向。     

回到历史场景:从宋人两个说法看哲学史与思想史之分野

宋人赵普的“道理最大”常被哲学史家注意。这一观念虽然可以被诠释为“理学”的起点 ,建立起宋代哲学史的系谱 ,但它也是宋代政治上的关键词 ,必须放在北宋和南宋的历史场景中 ,才能得到思想史的理解。不仅“道理最大” ,包括宋代的“一道德 ,同风俗”也是如此。现在的中国哲学史 ,常常是对中国思想进行西方哲学意义上的“系谱化”或“脉络化” ,忽略了思想的历史场景 ,其实 ,古代思想真正进入社会生活世界 ,必须有具体的历史背景 ,而且经历“制度化”、“常识化”、“世俗化”。因此 ,思想史研究必须回到历史场景 ;同时 ,在知识史、思想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画地为牢。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意义

思想史研究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它应该使人们从"思想如何有力量"的事实中获得启迪,这是思想史研究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的本质要求。没有必要把"思想和思想史"与"经济"对立起来:自古以来,引领社会的直接力量从来就是经济、政治和思想三者,至今依然是如此。就是如今成为人们关注之焦点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思想的力量驱动起来的。当今中国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的态势,不但制约着经济,而且也关系到今后中国经济和政治的走向。对于思想的力量不应作简单化的理解,而应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思想依其不同属性,既可以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也可以是使社会停滞不前的力量,还可以是开历史倒车的力量。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视角来回答"思想如何有力量"的问题,可以使我们对思想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有更清醒的认识。     

刘泽华与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刘泽华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继承并发展了侯外庐学派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主张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从具体的历史运动过程中把握历史。他通过历史和思想史研究所得出的“王权支配社会”理论，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形态。刘泽华自觉地承袭了侯外庐学派所开创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但是也将此方法推向了极致，这是因为他提出的王权主义理论将思想史与社会史完全融为一个整体。近年来，哲学史、学术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思想史研究内部出现的不同方法，都对刘泽华的思想史研究形成了挑战。如何应对这些学术、思想挑战，对反思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进而推进思想史研究的深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政治思想史“接着讲”的两种路向——以梁漱溟、牟宗三为例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存在“照着讲”与“接着讲”的不同取向。前者的学术史取向与后者的“思想”史取向相当不同。但“接着讲”也有不同的取向：有“批判”的“接着讲”,主要体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研究进路;也有肯定的“接着讲”,主要体现为现代新儒家的研究进路。聚焦后者,按中国“知行”高度相关的思想结构特征,各偏一方的两种研究路径展现出来：像梁漱溟那样,他接着中国政治思想史而创造性讲出来的思想,直接导向中国的现代政治实践;对牟宗三而言,他“接着讲”中国政治思想史,重点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现代学科主题建构上。两者的偏好不同,分别指向中国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端点,但共同结构起儒家式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体系。     

“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讨论之评议

自 192 6年梁启超明确提出“学术思想史”的概念以来 ,70余年间 ,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 ,从大处分有四家之言 :从蔡尚思论中国思想史是中国社会科学史 ,侯外庐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一体化 ,认定为思想史的研究范围 ,直至张岂之提出“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 ,此为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学派 ;而从胡适开始 ,到冯友兰、钱穆、张岱年以及海外“新儒家”则更侧重于对人类灵魂的关注 ,他们要人们走出世俗生活的樊篱 ,而徘徊于天人之际 ,以其论旨 ,可称为“哲学史”派 ;80年代之后 ,葛兆光提出在以往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关注的精英和经典之外 ,有一种近乎为平均值的社会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存在 ,而他的中国思想史就是以此作为研究对象的。此可称为“一般态思想史”派 ;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 ,匡亚明提出 :中国传统思想是以“人学”为中心 ,贯穿于文、史、哲、经、理、工、农各领域而形成的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认定思想史的研究以分布在各学科领域中那些促进 (或制约 )健全人格的形成 ,乃至推动 (或阻碍 )社会发展的学术因子作为自己的对象 ,因而可以名之曰“多科学的综合研究”派。而这一认识恰与国际上思想史学科发展的主流相契合。     

论思想史的重建

中国思想史领域正在呈现表面的繁荣,它以学科的分化、激增为标志。传统的分科有哲学史、文学史、伦理学史、政治思想史,后又有经济思想史、科技史、美学史,今又有所谓社会学思想史、管理思想史、心理思想史、军事思想史、人口思想史,等等,更生僻的学科就不列举了。总之,大有相应于每个现代学科建立一门思想史的趋势。然而,并非每标示一个新分科就会给这一领域增添一份声誉,相反,这一倾向实际上是在降低思想史的思想魅力。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一般思想史正在被肢解掉,思想史的历史性与精神价值的完整性遇到严重挑战。因此,必须在理论上提出重建思想史的任务。     

“民贵君轻”论辨析──兼论孟子的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

“民贵君轻”论辨析──兼论孟子的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徐进大凡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以及政治思想史和法律思想史的著作，都要论及孟子的＂民贵君轻＂论。但前辈学者们对它的解释却大不相同。有的认为此论＂是说民的问题比君的问题重要＂；也有的说＂贵指民的重要性而言...     

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胡适

胡适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其主要贡献表现为:在西方哲学介绍方面,大力传播美国哲学———实验主义,在北大首开西方哲学史课程,系统评介西方当代哲学。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他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成为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的奠基者;他的中国中古思想史研究,亦有其独到的处理;他发表的大量有关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英文演讲和论文,曾对英文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历史语境主义作为哲学史研究方法的价值与限度

历史语境主义(Historical Contextualism)是当今西方思想史研究,尤其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流方法之一。"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在《政治的视界第一卷:关于方法》(Visionsof Politics Volume one:Regarding Method)一书中对传统的历史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这一方法不仅是思想史的方法论研究,而且为哲学史的方法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将以该书作为主要文本依据,通过分析斯金纳历史语境主义的理论来源、主要方法及其理论对手,探寻其作为哲学史研究方法所具有的价值及限度所在。     

学术史与思想史关系的讨论及其反思

在中国,西学东渐之前,文史不分家,做学问也不重分类,一个学者治学可能涉及诸多领域。如,梁启超自言于文史两样都有兴趣,而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这种传统影响至今,很多学者涉猎仍然很广泛,如,季羡林、李锦全等一些老一辈的学者,他们都谦称自己为“杂家”。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学术界总是将思想史与哲学史混同起来研究,于是有上世纪80年代《哲学研究》发起的思想史与哲学史关系的讨论①。近十多年来,思想史与文学史、学术史又纠缠在一起,于是,近些年来关于思想史与文学史、学术史关系的讨论…     

论恩格斯的哲学史研究

作为一种有突破性创造的新世界观体系，马克思主义必须对以往的历史（包括思想史）给予认真的清理与科学的诠释，以驱散笼罩于其上的层层迷雾，因此恩格斯十分重视思想史的研究，而作为思想史核心的哲学史更是其毕生学术探讨的不衰主题与重点；通过与宗教史、科学史对比，他深刻地反省与揭示出哲学史的独特价值与意义；在吸取以往哲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对哲学史研究方法做了重要的革新；并以历程梳理与个案评说的实绩，开创了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恩路斯之后，对他的哲学史观如同对他别的理论一样出现了各不相同的理解与评价；尽管众说纷坛，而且因时代变迁它也难免行需补充之处，但仍保持永久性价值并对我们目前的研究现状有多方面的启迪。     

思想及其历史的生活渊源——论“思想史”及其“对象”问题

哲学史就是关于"形而上者"的思想史;而其它思想史则是关于"形而下者"的思想史;但思想史还应有一个更本源的视域,那就是关于那种先行于形而上者、形而下者的观念层级的视域,也就是那种未被理论化、甚至未被意识到的、类似于所谓"集体无意识"的领域.这种视野更为宽阔的思想史,可称之为"观念史".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的历史"乃是基于"主一客"观念架构的,而这种观念架构及其双方则均渊源于当下的生活感悟,"思想史"由此而可能.     

思想史的现代策略：论福柯、斯金纳、徐复观之同异

现代史学的两项基础，即史料考证编纂方法与历史因果解释，已备受后现代史学质疑。福柯的谱系学与斯金纳、徐复观的思想史在这种语境下兴起，其均对历史稳定结构、观念与叙事的连贯性提出质疑。三者的核心手法主要有两点：首先，将权力和政治引入思想分析，注重讨论具体时空中话语、政治、行动的关系；其次，将以往连续性的学术史叙述解构为不同情境下的政治行动。由此其呈现概念本身的断裂性，以古代的知识作为现代的参照，挖掘断裂的历史面来批判现实。但是福柯与斯金纳、徐复观仍有区分，福柯注重权力的策略、网络、机制，而后两者的思想史则继承现代史学的史料分析手法，对作者主体性怀有敬重，且徐复观的经史之学更有助于纾解后现代的困境。     

试论惠施等辩者的辩证命题及其与《墨经》之关系

惠施及初期辩者的思想是否纯属诡辩?它与《墨经》是什么关系?这历来是思想史、哲学史乃至逻辑史研究中歧见最多的问题之一。一种意见是,这两派就是一派,甚至作者相同。另一种看法是,这两派思想之间的关系有如水火,形同冰炭。第三种意见则认为两派之间既有相同之点,又有相异之处,互相影响,互相补充。     

环境思想史研究的史料与诠释——以探寻传统山水画中蕴涵的道家自然观为例

环境思想史是跨学科的环境史研究与形而上的思想史研究在史学理论领域中的一种综合。环境思想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对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不同文化中的自然观进行考察与研究,从前人那里寻找到某些对于环境保护有价值的思想与观念,来滋补当前环境史理论研究的体质。环境思想史研究的史料与传统史学中的史料很不同,史料必须随着研究对象的变化而变化。道家美学影响下的山水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体现了古代文人对待自然的态度,记录了画家本人的自然观,山水画的发展史也就是一部图画版的思想史。道家自然观中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在山水画美学思想中,可以具体体现为"外见于山水,内合于人心"。     

经济思想史的主题及形式略论——从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理解的熊彼特经济分析史

经济思想史的主题和形式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基本内容,以“自我批判”为主题的叙述的经济思想史和以“历史路标”为主题的研究的经济思想史,拓展了马克思经济思想史主题和形式的视界.经济分析史是熊彼特对经济思想中“分析性”或“科学性”历史进步的理解,在经济思想史上有其独特的价值.用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史观来透视后来形成的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的主题和形式,具有思想史研究上的合理性,也有利于深化经济思想史及其当代意义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