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证据

从数据大国到数据强国是我国新时代大数据发展的目标,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其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机理值得深入研究。以2010—2019年283个地级市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研究表明,非国有及中小规模企业、成长性及治理水平越高的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政策实施后提高的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缓解是数字经济政策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两大重要途径,因此,应进一步拓宽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政策效果,为实现数字强国战略做好政策保障。     

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企业的风险承担处于较低水平,这给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期繁荣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借助“金税三期”工程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抑制代理行为、缓解融资约束、增进税负公平、优化营商环境来促进企业风险承担。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大数据税收征管对非国有企业和有产业政策扶持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大。     

科技金融试点政策赋能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了吗？

以近年我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16年中国A股上市实体企业面板数据,借助Python软件文本识别功能刻画出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运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进而促进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显著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试点政策的有效实施,一是能够缓解信息约束问题与提升企业商业信用,二是有助于获取政府资源并引发人才集聚效应,最终赋能实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试点政策对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较高内部管控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企业、高技术行业与制造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对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理以及经济后果,也为未来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经验和启示。     

地方政府大数据治理的挑战及应对路径——基于“动机——能力”的视角

中央发布了关于大数据治理的相关政策及行动纲要。为了响应中央号召,地方政府纷纷开展大数据治理行动。压力型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受到"双重激励"的影响,出现治理动机高,而治理能力不足的现象。地方政府面临数据统筹能力不足、缺乏数据权限、数据思维等挑战。分析影响动机—能力关系的因素,通过循证决策,提升地方政府资源禀赋能力等方式来平衡动机—能力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大数据治理的解决方案。     

金融化与企业风险承担

金融化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支持“挤出效应”;同时当政策不确定性越低、市场化程度越高、内部代理冲突越严重时,金融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越强。从企业异质性来看,非国有企业的金融化会显著地降低企业风险承担;从金融化类型来看,配置长期资产更能降低企业风险承担;从作用机制来看,债务筹资能力的降低、实体投资与研发投入的减少是金融化抑制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渠道。由此我们认为,政策层面需要注意控制企业金融化水平,更好地引导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我国经济健康稳健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的影响研究——来自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如何激发实体经济市场活力,处理好金融化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会抑制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通过机制检验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的影响存在两条作用路径：“企业金融化—创新投入—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与“企业金融化—人力资本投入—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制造业企业以及非四大审计的上市企业分组中上述抑制性关系更加显著。本文在首次提出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概念的基础上,阐明了金融化与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理,为合理引导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重振实体经济提供了理论参考。     

关于大数据驱动阜新市政府“数智化”转型的调研报告

大数据对社会的治理、政府的管理、人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目前,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在技术研发、数据开放、数据安全、人才培养等方面做了前瞻性布局,抢占新时代的先机。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2022年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全国各地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战略,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大数据中心等建设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阜新市政府的“数智化”转型也迫在眉睫。本文对阜新市“数智化”转型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大数据：电子数据证据的挑战与机遇

在大数据时代,挑战与机遇并存。从海量电子数据中去寻找那一丝与诉讼相关联的证据犹如海中捞针,使电子数据证据收集的成本增加,电子数据证据偏在成为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大数据的核心价值及数据挖掘方法对人们思维方式的改变,对电子数据证据的收集与司法应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大数据时代催生了新的电子数据证据的采集方法,大数据挖掘技术也给电子数据证据的发现提供了新思路。在大数据时代最需要做的是努力使电子数据证据收集模式借助于大数据处理技术发挥更大的作用。应对大数据的挑战,把握大数据创造的机遇,完善电子数据证据收集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对应用新技术收集电子数据证据给予相应的证明力,才能有效保障当事人公平地接近证据,维持当事人在诉讼上公平公正竞争,以促进诉讼及发现真实。     

基于大数据的教师管理精准化

教师管理是推进教师队伍建设、实现“善治”的重要手段。然而,我国当前的教师管理却陷入培养错位、培训不当、共享不足、取向失效的“管理失灵”困境。破解当前教师“管理失灵”这一难题的有效策略在于全方位运用教育基础信息数据库,通过大数据了解培训对象主体诉求,利用云平台共建教师信息库并实时更新数据,多渠道收集教师个体量化数据,以实现“精心培养、精密培训、精确配置、精细评估”的精准教师管理。     

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环境绩效：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实体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环境绩效与形成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企业家相关才能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环境绩效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在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实体企业金融化在东部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中具有显著环境绩效,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则更易产生消极的环境绩效;(3)实体企业金融化初期的转型效应带来了积极的环境绩效,而随着金融化进程加深,其对创新的挤出效应产生了消极的环境绩效;(4)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实体企业金融化不断推进,企业家相关才能具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     

基于企业大数据的新型企业管理理念和决策模型研究

2011年全球数据使用量达到1．8ZB,到2015年预测将达到35ZB。企业传统的管理理念和决策方式已无法适应大数据时代的要求。对大数据的概念及特征做了简要介绍,研究了一些企业利用大数据进行管理和决策的案例,提出了大数据时代企业在不同职能方面的管理理念和决策方式的转变。     

绿色金融发展能否提升城市碳生产率——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8—2020年我国283个地级市所构建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城市碳生产率的提升,且对邻近城市碳生产率提升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2）从区位角度来看,绿色金融政策对城市碳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环境规制压力较强的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以及互联网发展程度较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完善的城市。（3）绿色金融政策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改善能源结构和提高环保意愿,进而对城市碳生产率发挥正向影响。因此,广泛实施绿色金融改革试点政策,并着力改善营商环境,有助于城市低碳转型。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基于大数据的“挖掘”

当全社会多领域正经历大数据浪潮的洗礼时,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也不例外,企业HR工作中呈现出越来越依靠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趋势。如何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通过对巨量的、碎片化的数据实现科学有效的提取和分析,产生更大的管理智慧和价值,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提供决策参考,顺应时代变化创新管理手段和方法,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在大数据时代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和机遇。     

基于DEA方法的中国大数据企业创新绩效评价研究

创新绩效是影响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选取2015年32家样本大数据企业数据,运用DEA方法对大数据企业创新绩效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大数据企业创新绩效整体水平低,纯技术效率偏低是主要诱因;大数据企业DEA无效现象普遍;大数据企业总体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创新要素投入规模偏小;企业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问题严重,投入冗余是技术无效的主因.产业链层级上,应用与服务层企业的创新绩效问题尤其严重.为了提高大数据企业创新绩效,在实证结果分析的同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股权集中度、地区差异与企业金融化

针对近年来我国实体企业出现脱实向虚的现状,基于我国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客观事实,选取沪深A股非金融业和非房地产业上市公司2008—2018年数据,运用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股权集中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存在的地区效应.研究发现:在不考虑公司所处地区的情况下,股权集中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呈正U型关系;将样本按照地区进行分组检验后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正U型关系只在我国东部地区存在,而在中西部地区股权越集中就越能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因此,虽然适度的股权集中度会抑制企业金融化,但是在进行金融化治理时应考虑地区间的差异,东部地区应充分利用制度环境优势,摒弃金融资源聚集对实体经济造成的挤压;西部地区应加强制度环境的建设,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大数据应用于政府统计的探索与实践——基于财税数据应用的研究

大数据时代对统计工作产生重大影响。本文结合无锡市税收数据在统计业务中的运用实践,重点对大数据应用于政府统计的路径进行分析,并探讨推进大数据在统计系统的全面应用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提升企业价值吗?——来自中小板上市公司的证据

将2011—2020年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了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强化主业经营进而提升企业价值,其覆盖广度以及使用深度在提升企业价值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与国有性质的中小上市企业相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提升民营中小上市企业企业价值的作用更加显著;企业金融化程度具有调节作用,过度的金融资产投资会削弱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银行等金融机构及企业主体要各司其职,把握数字普惠金融模式带来的发展契机,优化金融发展环境,合理利用金融资源,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水平,以期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企业金融化与股价崩盘风险 ——基于盈余管理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2009—2019年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预防性储备理论,考查企业金融化程度对企业未来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同时基于金融化与盈余管理的资金平滑效应,探究"盈余管理"的中介效应渠道.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有助于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企业金融化能抑制管理层盈余管理动机;盈余管理在企业金融化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上述的作用机理可概括为"企业金融化-盈余管理-股价崩盘风险".研究结论可为外部管理机构监管企业合理实施金融化、促进企业稳步发展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