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伦理学的兴起与古今伦理转型——以休谟、斯密的正义论为视角

在休谟的道德哲学中,"正义"居于引人注目的中心位置。他把道德分为"社会的道德"与"自然的道德"两类,"正义"是社会道德的基石,仁慈、同情、慷慨等则属于自然的道德。对于休谟来说,正义是财产权的伦理基础,有了正义才有财产权。而且,正义还是政府之合法性的基础。斯密进一步发展了休谟关于"正义"与其他美德之分的思想,他将"善"与"正义"归为两种不同层次的道德。"善"(应当)是美德,是高尚品德;"正义"(必须)则是规则,是底线伦理,它与法律同源同理。斯密揭示了"正义"的特性如强制性、消极道德、底线伦理等,并阐明了"正义"作为社会伦理之基础和人类联合之卫士的重要伦理意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道德正义理论。休谟和斯密之正义伦理学的兴起,是苏格兰启蒙运动道德哲学的重要成果,它表征着欧洲伦理学从至善论到正义论、从扬善抑恶到正义优先的转变,预示着古今伦理转型的趋势。古今伦理转型的实质,是特殊主义的共同体伦理向普遍主义的社会伦理的转型。休谟和斯密正义伦理学的意义,在于其表征着以正义为基础的普遍主义规则伦理的兴起。     

相对主义、传统和普遍伦理

目前关于普遍伦理的争论特别关系到人权和全球正义的问题。本文不是要直接处理这些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考察道德判断的本质，来探究与全球正义的道德基础相关的一些问题。对于人权和社会正义的承诺多少假设了存在着普遍的道德标准，按照那些标准，我们能够判断一种社会实践或制度的道德可接受性和政治合法性。但是一些人已经论证说，一个普遍主义的道德概念内在地不相容于文化传统的多样性，因为这种多样性据说有相对主义的含义。在其最精致的形式上，这个论点已经主要取决于对于道德判断的一个理解。     

"移情"作为正义的基础何以可能?——斯洛特道德情感主义正义观探析

"正义"始终是西方伦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很多学者认为基于道德情感主义的关怀伦理仅仅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对社会正义问题缺乏关注。作为当代有影响力的德性伦理学家,斯洛特认为缺乏正义的关怀伦理是不完整的。他将"移情"作为正义的基础,认为无论社会制度、宗教、分配、男性和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还是国际关系都需要建立在"移情"的基础上,如此才能实现正义。道德情感主义正义理论受女权主义发展的影响,被看作是女性声音的体现;它与当代自由主义特别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具有很强的相关性,都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然而,由于移情的偏袒性,其正义理论很难做到机会均等,因而受到很大的质疑。     

马克思财富观：历史超越和当代价值

财富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范畴。重商主义仅仅抓住财富主体内容的对象化金银,直接将交换价值看作财富。重农学派否定了重商主义的交换价值财富观,将财富的主体性归结为具体的农业劳动,肯定了具体劳动及其创造的使用价值。亚当·斯密从具体劳动上升到劳动一般,虽然也将交换价值作为财富的表现,却是对重商主义的否定之否定,实现了交换价值与抽象劳动的统一,是资本主义意义的劳动财富观。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劳动财富观的批判,指出了其异化劳动财富观的本质,揭示了财富物质内容、主体内容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内在逻辑,阐释了社会主义劳动财富观的理论内涵。将马克思的财富观归结为"人本主义",资本主义财富观归结为"物本主义",是一种脱离社会关系的抽象表达。只有深入理解马克思财富观的历史意义和理论内涵,才能更好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     

德性优先于权利--对社群主义伦理的一种解读

社群主义伦理通过批判新自由主义权利伦理的两个命题,即"自我优先于目的"和"(自由或正义)权利优先于德性",确立了"目的优先于自我"和"德性优先于(自由或正义)权利"的原则.社群主义伦理旨在揭示新自由主义权利伦理所存在的内在人格或品德解释力的缺陷,力图以社群的历史传统说明自我人格和德性的生成及发展,希望恢复一种自然的德性生活,即一种人性的、历史的、社群的、社会的道德生活.     

马克思视域中的劳动、生产资料与正义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通过对拉萨尔主义正义观的批判,深刻地阐明了劳动、生产资料与正义的关系问题.与拉萨尔主义将劳动视为分配正义的出发点和基石的做法不同,马克思认为,这一观点忽略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扭曲了研究社会正义问题的方向.实质上,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社会非正义现象的总根源.拉萨尔主义所提出的劳动构成正义基础的观点,不过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理论基础的承继与改装.因而,讨论劳动能够带来什么权利、劳动者应当享有什么等问题固然重要,但最根本的、决定性的问题则是关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并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运动改变这种状况,从而使广大人民公正、平等地共享劳动所创造的成果.     

马克思对“伦理的正义”概念的批判

正在学术界,关于伦理、正义和马克思哲学的争论,已然推动了对马克思批判现代社会结构的思想根基的广泛讨论。我们认为,这种讨论从一开始就应当说明马克思的理论建构过程中的某些预设:关于马克思是否在其现代社会批判当中援引伦理准则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对马克思的著作的重新释义来作出否定的回答的;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是后黑格尔的,马克思把康德"形式主义"、"空洞"的普遍主义     

克服贬低否定儒家伦理的思维定势

儒家伦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东方文明的代表。自汉代以后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存在和发展着。以新的视角对其进行批判,是从近代开始的。自鸦片战争以来,早期启蒙主义、戊戌变法巨子、辛亥革命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儒家伦理遭到一次又一次扫荡性的批判。综观上述各个时期对儒家伦理的批判,其动机、需要、批判程度和达到的后果不尽相同,或根本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笼统的否定性的批判多,具体分析和肯定性的评价少。其后果是发展起和强化着一种否定儒家伦理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不利于全面、科学地评价儒家伦理,不利于继承和发扬以儒家为核心的民族传统美德。 其一,大而化之的定性式的批判和否定。如讲儒家伦理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残害人、压抑个性;儒家伦理是宗法等级伦理,同现代社会生活格格不入,儒家伦理只适用于农业文明,是中国发展商品经济、实行富民政策的重大思想障碍,等等。如前所述,这类大而化之的否定性的批判,在社会转型时期是可以理解的,有时也是必要的。但不能认为是全面的、科学的。儒家     

社群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剖析

社群主义认为自由主义忽略了社会、历史和传统等因素对人类正义观念及人类善生活的必然性和基础性意义,自由主义的道德主体是空虚的、脱离历史的,因而他们的方法是非历史主义的,而社群主义则采用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对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自我、正义及实践的历史性。以马克思主义眼光来看,社群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论既具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又有一定的局限性。     

现代伦理学的方法论问题

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指出了理性的无能.在他看来,在柏拉图的哲学中被确定为我们能够正确把握实在世界的理性洞察的能力,实际上只是一种理论思维的能力,它在具体的实践生活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今天,认知主义伦理学似乎还是用程序性的道德自我切断了自我与其自身内在的自然本性不可分的联系(它回避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性的无能的问题),而本体论伦理学以文化-伦理具有自我解释的功能为由,整个地否定了反思性的自我的特殊性(它走向了一种彻底的还原论).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从方法论上入手:一方面对道德自我的形成重新做出一种非本体论的评价,另一方面对认知主义的程序理性思维进行批判,以便对处于历史的自然秩序中的自我做出正确的规定.     

论现代道德难题视角下的当代中国伦理问题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道德现象具有共同的现代性特征,探索现代道德难题是解析当代中国伦理问题的重要视角。在现代道德难题视角下,当代中国伦理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道德正义问题。跳出现代道德哲学的二元论视域,以伦理总体性破解现代道德的"德福悖论"难题,寻求重建道德正义的可能路径。其二,伦理认同问题。破解现代伦理实体的认同难题,反思"家庭"和"职业"作为伦理实体的自然形态和公共形态面临的认同危机。其三,政治伦理问题。调节中国传统政治"家国一体"与现代西方政治"公私界分"之间的矛盾,建构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的合理形态。     

生命的多维棱镜：奥古斯丁情感冲动伦理观新探

情感冲动作为伦理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在欧洲具有深远的历史传统。不同于古希腊尚智主义情感道德观,奥古斯丁将摆脱冲动干扰的圣哲之境视为一种道德缺陷。深入研究奥古斯丁对古代冲动哲学的诠释,我们发现,他把希腊古典流派所谓的心灵运动偷换为了“情感”。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其无视传统冲动心理学与伦理观的立场,恰恰相反,这是其从生命的多维棱镜出发进行了价值批判与道德观念更新。奥古斯丁晚年所展示的多维生命价值域对我们反思情感心灵冲动的本质及其现实道德伦理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理论镜鉴。     

追寻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从伦理学到元伦理学

迄今为止,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性基础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分裂为道德主义与非道德主义两大阵营。马克思否定道德的独立性以及从意识形态维度所作的伦理学批判,使得从伦理学角度寻求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面临着巨大的理论困境,但另一方面,这一困境并不相反地意味着马克思政治哲学以非规范的事实为基础。从元伦理学而非规范伦理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对道德原则的批判以及围绕着资本批判所形成的各类政治哲学讨论,展现了事实维度与规范性维度的相互缠绕,呼应了元伦理学对“是”与“应当”关系问题的探索。不仅如此,由于马克思借助实践原则超出了事实与规范的二元论,所以,其政治哲学不是建立在道德实在论或道德非实在论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超越事实与规范二分的元伦理学的基础之上。     

古希腊雅典学派与先秦儒家正义本质观比较

正义与义形成于古希腊和先秦时期，构成一组可类比的概念，两者在雅典学派和儒家的相关理论中集成，共同构成轴心文明时代两种典型的正义论。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守法正义观关注个人外在行为规范，与荀子行义以礼等观念具有相似性，构成两种不同道德规范体系；古希腊公平正义观涉及利益占有行为，不同于孔孟个体道德领域的义利之辩，却与荀子礼义观具有相似处。柏拉图个人正义强调心灵和谐状态，类似于孟子义内说之寡欲集义，两者聚焦个体内在德性，但属于不同人格类型。从社会制度德性而言，柏拉图城邦正义与亚里士多德分配正义，各与荀子群居和一说及度量分界论具有极大相似性，两者皆强调基于天赋资质的社会分工和个人优绩的差等分配。正义与义容纳德性与规范维度，在个体或社会层面体现秩序与公正本质。     

论康德的道德应当及其与善、能够的关系

康德的道德应当体现其先验主义伦理的特色.其道德应当体现了一种基于理性理念的秩序,它源自作为可能世界的智性世界并对现实世界施加影响.正是基于此,才能厘定道德应当与善的关系,即道德应当先与善.并对"应当意味着能够"命题的一些的错误理解作了批判分析,认为"应当意味着能够"命题不是在逻辑上和现实上,而是在意志意向道德法则的可能性上理解.     

“效率”与“公平”之间和之外──读盛庆琜教授的《效用主义新探──一种统一的效用主义及其在分配正义上的应用》

“效率”与“公平”之间和之外──读盛庆琜教授的《效用主义新探──一种统一的效用主义及其在分配正义上的应用》万俊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社会政治哲学、尤其是社会价值伦理和社会道德秩序（规则）问题，自古以来便是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但是，在西方，这一课题却...     

普世伦理与道德的先验实在基础——兼与陈亚军教授商榷

道德的本体基础是元伦理学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我国学术界,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是主张普世伦理与价值的后验性,并基于认识论、语义哲学等理论对其做了论证.然而,道德后验主义一个致命的缺陷是其最终将滑向道德相对主义,从而自我否定道德这一实在命题.道德规范性约束的合法性、道德对话的根本可能性、道德的非主观性最终都归因于道德本身的先验实在性.先验的道德实在主义强调客观的规范性事实的存在,承认一个价值承载的世界的存在.然而,这并不代表着一个反科学世界观的本体论观点.在根本意义上,道德先验实在主义并不意味着坚持一个冗余的本体论,相反,道德价值的先验实在性能够同时从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主体性理论那里得到验证与辩护.     

马克思"实践哲学"视域中的"平等"问题

以往国内学界对马克思"实践哲学"思想的理解中,比较多地关注其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把马克思的思想变革阐释为一种"实证科学"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理论.这一理解方式严重遮蔽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道德内涵.我们认为,只有从伦理和正义视角,才能把握马克思批判现实社会、构想未来社会形态的真实思想旨趣.也因此,马克思"实践哲学"包含有丰富的"政治"意蕴.本文通过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平等"思想,呈现其"实践哲学"的思想实质.     

技术现代性批判及其思考--基于技术女性主义视角的研究

技术女性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一个流派，它从技术的视角批判了现代技术中的二元逻辑、道德缺位和理性至上原则，认为这些原则体现了现代技术的现代性。技术女性主义关于技术现代性的批判对女性主义理论和技术理论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它对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同时关注有机地将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在了一起。但是，技术女性主义对社会经济关注度的缺乏使得其技术解放思想仍带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     

论马克思的伦理学说

马克思的伦理学说本质上而言是一种人类解放的实质性伦理学;其根本原因在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伦理学的方法,因而得以摆脱西方伦理学的形式论证方式。随着马克思逐渐沉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实质性伦理学被进一步丰富,转变为经济——道德式伦理学。马克思将道德批判建立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上,即经济社会的道德批判,以物质经济与道德双重结构建立马克思所特有的伦理学。并且以无产阶级作为支点撬动物质现实,在否定资产阶级道德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是经济——道德式伦理学的完成。马克思对共产主义道德的具体言说主要是以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而呈现的,正面性言说仅是蓝图式概括,实际上以一种基于实践的想象方式呈现,最终也形成了马克思所特有的共产主义道德范畴,诸如时间、自由人联合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