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东北民间祈雨信仰与社会群体心理态势

清末随着新政改革的兴起,帝王雩祀制度断裂、终止,而民间祈雨信仰仍在延续、活跃。清末民初东北社会各阶层的祈雨信仰与心理态势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东北社会下层民众是祈雨信仰的主体,其祈雨活动既是无力抗拒自然灾害的敬畏与恐惧心理的体现,又是应对自然灾害的一种自我生存保护手段。东北社会中层的乡绅视祈雨仪式为己任;商人则借助社区祈雨活动谋取地方公共事务权力;新知识精英借批判祈雨仪式传播改良社会主张。东北社会上层,名为体恤民瘼的官方参与祈雨,实为对民众的规训,借此缓解社会压力,维持政府对地方的控制。     

乾隆前期湖南的职役与地方社会治理

乾隆前期皇帝励精图治重视国家治理,以保甲为核心的地方社会职役得到推行与完善,行使各种职能,在治理地方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地方社会职役在落实民生政策、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受到官府重视.保甲的功能已然不是只管治安问题,而是协助官府治理地方.如何把握地方社会职役的权限,成为官府实践中遇到的重要问题.有的地方官府利用乡保协助处理民事诉讼,违反保甲条例,官府及时纠正.有的官员具有"隐私"观念,值得关注.湖南地方社会职役不仅在缉盗、治理私宰方面发挥作用,在治理溺婴、卖休以及自杀轻生方面也引人注目.湖南官府借助保甲等职役的地方社会治理,是清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实践,湖南民众的 日常生活也被纳入国家治理的背景之下.     

明清广东人的风水观:地方利益与社会纠纷

明清时期的广东,在官府与士绅阶层的带动下,风水观念日益“深耕化”,民间风水活动十分兴盛。士绅阶层、家族势力还往往利用所掌握的风水知识,争夺并控制有限的地方资源,维护家族或者地方的利益;利用风水划定生存边界或者利益边界,引起不同社会群体对资源的争夺,各种纠纷层出不穷,社会日益动荡。     

信仰方式与中国社会治理--李向平教授访谈录

导语：传统中国以信仰为基础,以伦理道德为框架来建构社会规范,并以此来规制各种利益主体。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今天,在新与旧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乡土与城市之间,物质丰富了,人却迷茫了,信仰缺失与信仰危机等问题成为社会诸病态之首①。信仰到底是什么？中国人是否真的信仰缺失？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框架下,应该如何认识并面对信仰问题？为此,我刊特别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李向平教授,从信仰社会学的角度,对当下的信仰问题进行解读,旨在从信仰方式上梳理关于信仰问题的认识,从而为国家、社会治理的完善,提供一些有益的新思路。     

论生态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

在生态治理中,拥有相对独立利益结构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呈现出深刻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形成,不仅与地方政府辖区内的经济利益和自身利益有关,与嵌入在经济中的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晋升微观政治利益和体制内软约束有关,还与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与届别机会主义倾向的经济行为有关。构建并实施生态治理绩效评估体系、生态环境问责制度、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是推进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的应因可行之道。     

晚清民国时期川西北民族地区实施的法规类型研究

晚清民国时期川西北民族地区存在地方官府管理、地方官府与土司土官双重管理、土司土官管理、部落自治等多种政权管理类型。受复杂的政权管理、地理环境和族群因素等影响,该区域国家法律、土律土规、习惯法、乡规民约和僧规戒律等多种法规并行。处理案件和纠纷时,地方官府按国家法律法规处置,土司土官主要按土律土规和习惯法处置、重大案件移送官府处置,自治部落按习惯法处置,乡规民约、僧规戒律分别对民众和僧尼具有较大行为约束作用。习惯法、乡规民约、僧规戒律在社会治理中作用巨大,至今在当地社会生活中仍有重要文化影响。推进民族地区当代法治建设,应注重发挥习惯法、乡规民约、僧规戒律在法治体系建设中的补充作用。     

清代新疆的蝗灾与蝗神信仰

清代新疆的农耕社会在西北边疆的天山以北草原地带大规模生成,蝗灾的爆发主要集中在天山北麓的新兴绿洲农耕区域。象征蝗神信仰的八蜡庙、虫王庙、刘猛将军庙随之从中国农耕的核心地带进入新疆,内地农业文明特有的蝗神信仰成为新疆蝗灾治理的社会机制。蝗神庙在天山南北的证实可以弥补陈正祥统计中国"蝗神庙之分布"中新疆区域的空白。     

聚众案件与清代基层政权的社会控制机制

聚众案件是基层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集中体现,州县衙门既是国家对地方社会实行控制的中心,也是基层民众和官府交涉互动的场所。通过考察州县官治理策略与聚众案件之间的互动关系,探寻清代官府针对聚众案件的预防、治理和控制机制,从中思考清代基层政权社会控制机制的有效性和有限性。     

论我国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的法治化

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法治化的目标是保障中央和地方政府产业促进政策的实现,一方面需要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布局和公共投资的拉动,另一方面则需要地方政府之间协调重大生产力布局,支持和帮助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促进全国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我国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法治化应从尊重社会多元利益、完善公共政策咨询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健全区域经济治理机制,以及完善"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促进"立法及配套措施等几个方面展开.     

从官方到民间:安溪城隍信仰的历史考察

安溪城隍信仰传播范围广泛,仅台湾一地,就有供奉安溪城隍的庙宇多达200余处,因此安溪城隍信仰的由来及其演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安溪城隍信仰大约在清乾隆初年就已经向民间转移了,嘉庆以后城关游城隍的规模盛大。这个变化与安溪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城隍成了安溪商人向外迁徙移动的保护神。而随着民间崇拜城隍活动的日益兴起,安溪官员不仅没有反对,反而予以支持和鼓励,这与当时福建省官府的立场大相径庭。因此,从安溪的个案看,官民之间在对待城隍信仰的问题上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地方官员的容忍和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利于安溪城隍信仰的发展和向外传播。     

乡村治理视域下的近代华北村庙及其嬗变

在近代华北乡村,庙宇作为乡村社会不可或缺的标志性建筑,具有多元性、世俗性和普遍性等特色。在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华北村庙与青苗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青苗会组织围绕村庙开展信仰活动,维系乡村社会秩序。近代以来,适应华北地区特殊的生态环境、社会背景,青苗会以村庙为基础整合乡村各类治理资源,成为华北乡村治理的重要自治组织。     

村庙组织成长与农村社区治理

在当下的传统农村社区中,村庙组织已成为重要的草根组织之一,推动着村庙及其信仰活动逐渐由复苏走向复兴,并使得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的管理有了初步的"方圆"与"规矩"。但是,庙宇的滥建、迷信活动的抬头、村庙的财务不清以及据庙敛财等现象频现与此也不无关联。着眼于现实语境,首先需要重新认识村庙组织成长的社会背景和发育的社会形势,进一步厘清村庙组织成长的现实意义,然后在农村社区治理的层面上逐一突破,积极发挥村庙组织的治理功能。     

祭礼空间:祠庙与戏台——大理本主庙与戏台景观构形研究

本文把大理本主庙纳入国家祠庙系统,因祠庙与礼制有着深厚渊源,以此角度观之,不难发现本主庙的发展实则是国家礼制与民间信仰共同作用的结果。本主庙与戏台构成的祭礼空间,确保了礼制在地方社会中的传播及接受,从而使国家对地方信仰的控制得以强化。本主庙及戏台的构形亦受到礼制的影响,并呈现出相应的特征。     

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博弈分析

区域公共管理实质上是政府治理方式上的制度变迁,即打破原有行政区行政的制度安排,重塑利益格局的制度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从而最终形成新的制度——相关因素充分博弈后的契约格局。这些博弈关系主要包括治理理念的"博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在这些博弈过程中,对可能出现的博弈困境提出树立合作的"重复博弈"思维;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以及双边或多边协商机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斩断地方政府与社会经济主体的利益连带关系;强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是建立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有效引导性对策。     

明清时期天津庙学修缮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以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庙学具有文教道统的象征意义,但由于地方社会民风不同,其在社会中的价值和作用也存在差异。通过对天津方志的梳理,发现修缮能促进庙学的象征意义在当地的融入和展现。天津庙学的修缮模式主要为两种：一是以官员捐俸倡修为主的模式,这一模式有助于庙学象征意义的凸显和融入。二是以官绅商合力修缮为主的模式,这一模式暗含着该意义被不同群体分享和利用,并形成广泛认同。同时,在天津,庙学修缮与天津文脉振兴和盐商文化身份的认同有密切关系,这也是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具体表现。     

南宋明州楼钥家族与佛教

南宋时期的明州（今浙江宁波）占据着政治、经济资源的优势，名门望族汇聚于此，楼氏即为当地最重要的家族之一。有关楼氏家族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研究多集中于楼氏家族的兴起、家族的联姻与地方社会等方面，     

区域协同立法的理论证成与机制建构

区域协同立法是指跨行政区域多个立法主体，为解决公共治理领域的共同问题，按照各自的立法权限和程序进行分别立法、相互对接的地方立法模式，其具有地方立法、跨区域立法和合作型立法的特征。区域协同立法的政治价值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决策部署，经济价值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社会价值是提高区域治理现代化水平，法治价值是回应区域法治发展需求。区域协同立法的理论基础是整体性法治、居间性资源整合和区域性利益均衡。区域协同立法仍需要通过地方立法予以明确，同时需要建立健全沟通协作、立法参与、交叉备案、联合评估和统一指导等机制。     

地方政府竞争性行为的分解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构成

由于地方政府的经济主体与利益主体地位的形成,在不同程度上调动了各地方政府发展地区经济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根植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利益的差异性中,经常演变为政府间的竞争性行动,继而对地区差距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将地方政府竞争因素分解为财政分权、转移支付、区域市场发育、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地区优惠政策、地区资本形成和区域人口流动七大因素,利用各分解因素的替代统计指标,可以初步判断地方政府竞争对地区经济差异形成和发展的影响程度。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政治生态分析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实践,缘起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取得了长足发展,充分显现出自身的优越性.同时,由于中国区域治理处于发展阶段,决定了它本身尚有不足之处,存在诸多问题.针对当代中国区域治理存在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政治生态加以改善.首先,以立法的形式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整现有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格局,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职能关系法律化和制度化.其次,通过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法规,规范地方政府间关系,减少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过多行政干预,为区域内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提供法治环境.再次,进一步完善公民社会的法律环境和制度环境,促使正在兴起的中国公民社会以及非政府组织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最后,探寻区域公共治理中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途径,实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科学化以及政府与市场的优化结合.     

鄱阳湖渔民水神信仰与晏公庙探析

鄱阳湖古渔村管驿前渔史较早,渔民以水神信仰为主,村里的晏公庙历六百余年,庙内水神众多,有晏公,有萧公,有金龙四大王,有定江王,有杨泗将军等,晏公庙是鄱阳湖众水神的集合,晏公庙会是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出人、水、鱼之间的和谐相处,渔民水神信仰与晏公庙会具有禳灾护民、稳定社会秩序、繁荣地方经济等主要社会功能,同时,映射出鄱阳湖水上社会群体——渔民的内心世界与精神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