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对待扬雄与《反离骚》态度及其原因探析

朱熹注释《楚辞》时对扬雄及《反离骚》极尽讽刺。其实在现实中,朱熹对扬雄的态度比较复杂,他对扬雄学问有批评也有肯定。究其原因,有现实政治方面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朱熹持道文统一并以道为本的道文观念。朱熹认为文从道中流出,道之形体便是性,性乃心之本体,包含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心之用为情感、意志。在评价作家作品上,他并不是追求文字背后所蕴含的道理,而是通过对文章作者道德之考察,来评判其作品优劣。朱熹因不满扬雄失节,便批评其人及其作品,但对扬雄学问却也不得不肯定,显得有些勉强。     

“诗哲”与“文道”——以柏拉图与朱熹为例

柏拉图和朱熹都是世界文化史上弃诗从道的哲学巨人,柏拉图批判荷马接续“诗哲之争”;朱熹批评苏轼则终结“文道之争”.诗哲争强调诗哲二分,哲学超越诗歌;文道争主张以道为本、文与道合.两者对诗文的批评都包容着对诗文最深刻的认识,柏拉图对真理的强调是他批判诗歌不“真”的根据,朱熹哲学的道本论特征是他强调诗本性情之“正”的前提.强调“真”与凸显“正”是柏拉图诗学与朱熹诗学的差异所在.     

从“天理”自然到伦理世界——论朱熹自然观的伦理内蕴与价值审视

天理自然观是朱熹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朱熹不是仅从认识论的角度理解自然，而是从主体论、价值论的视角理解自然，把自然作为内在于人的一种存在来体认，朱熹天理自然观充满着强烈的道德意识。所以，对朱熹的天理自然不能仅从实在论的角度作认识论的解读，更要分析其伦理内蕴，并对其价值全面、辨证地加以审视。从伦理内蕴来看，朱熹自然观蕴含的伦理意蕴主要为:“天理”是人伦的最高法则;阴阳二气是“天理”在人间秩序的体现;“五常”是“天理”自然在人伦社会中的呈现。从价值审视上看，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从自然哲学的角度来说，朱熹提出的“天理”是赋予了人格化的内涵，不具有自然的真实性和实体性，因而是荒谬的。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来说，朱熹提出“天理”概念，把天人合一道德的价值上升到“天理”的地位，这为当时应对佛家和道家的挑战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功利盛行的当下，深刻理解朱熹天人合一道德理念，为人们心灵的安顿、优秀传统道德的继承和创新，都具有积极意义。     

朱熹文气论的意蕴探析

在朱熹的文学批评中,文气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意义广泛而深刻。朱熹文气论深刻意蕴的本质在于提倡文学为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服务。在这个前提下,赞扬和欣赏丰富多彩的诗文风格,从而进一步提高一个国家与民族人民的整体道德文化素质。     

建立层次互补的文学批评观念

文学批评观念的变革是新时期文学观念整体变革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部分。凡是稍稍关心一下文学批评状态的人,都会感觉到当代文学批评无论从观念到方法、从思维内容到论述方式等,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批评正在摆脱作为创作的附庸、政治的工具的“从属”地位而回归批评自身,批评的独立自主意识和创造意识得到确认和张杨,这是文学批评观念变革的一个突出表现;观念变革的第二方而表现是,文学批评突破了过去批评观念上狭隘的单一化模式如政治批评模式、道德批评模式等,走向多层次、多角度地思考和批评文学现象,注意发掘事物构成层次的多重意蕴。文学批评观     

论朱熹易学与理学的沟通

“太极”是易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朱熹把“太极”看作象数变化的根源和最高原则。他为了说明“太极”为易的根源，创造性地以“太极”之理自身的展开说明八卦和六十四卦形成的过程。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理”是最高范畴；虽然其理学体系庞大，但是始终离不开核心概念“理”，也始终凸现以“理”为本体．故而可以说朱熹的理学是以“理”为本体的理学。朱熹的“太极，理也”恰好沟通了其易学与理学，证明了其易学和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朱熹的茶缘

朱熹（1130～1200年）字无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别号紫阳。晚年自称“茶仙”，朱熹幼年丧父，早年全靠义父刘子羽抚养照料。父亲朱松嗜茶成癖，虽没有留下遗产，但却教会了他饮茶。朱熹与茶结缘可以说是家传。说来有趣，朱熹从他诞生之日起便与茶有缘。在他降生的第三天，行“三朝”洗儿之礼，当时家人以宋代贡茶名“月团”为他洗三朝，朱松曾无限感慨地留下一首《洗儿》诗：     

朱熹的道德修养论

朱熹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最有影响的地主阶级思想家。在他那“广大精微”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中,伦理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一席。大凡道德的起源,道德的社会作用,道德原则规范,道德评价以及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等问题,都无所不及,确乎“上接孔孟、下轶周程”,集儒家伦理思想之大成。本文仅就他的修养论作一概述。     

论沈从文的文学批评

坚持“纯正的文学趣味”，反对文学的商业化与政治化，强调文学的独立品格，是沈从文进行文学批评时遵循的基本文艺思想与美学原则。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观念与准则，如作品应“匀称”和“和谐”，作家应讲求创作的“技巧”与独创性等。而在批评方法与风格上，则表现为典型的印象式批评，他不是从作家的生平与外部环境入手，而是结合自己的创作实际，深入作家的内心世界，就文章本身加以分析与点评。同时，他还十分重视批评文体的多样性，反对千篇一律。沈从文的文学批评体现出的批评观与批评个性，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突出的位置。     

论朱熹对佛教的认识

考察朱熹对佛教的认识对解决长期困扰学术界的朱子学与佛学关系有一定意义。朱熹青少年时期曾涉入佛学,甚至在约19至24岁时还曾试图按禅的方法“修证”。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对佛教知识的了解缺乏系统性;对佛教“空”的理解认为即是无,这与佛教本身有很大差距。但有证据显示他掌握了佛教初步的观空方法。朱熹对佛教的批评受到这种认识的影响。     

朱熹慕陶析论

朱熹是崇慕陶渊明的典型。陶渊明淡泊名利,超然于名利之上,同时又有浓厚的儒学修养,恪守儒家人伦道德,经历困厄而坚贞不屈,这受到了朱熹极力赏识。基于特殊的诗学观和审美倾向,朱熹崇尚以自然诗风为尚的陶诗,并提出了将陶诗作为“诗之根本准则”的主张,他在任上寻访陶渊明遗迹,并作咏陶诗歌咏之。出于对陶诗的热爱,朱熹在诗歌创作中模仿陶诗,表现出陶诗影响下的自然之风,且屡次化用陶诗,这在诗歌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朱熹对陶渊明的推崇既有传承又有突破,在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屠格涅夫文学批评的美学观念与实践品格

屠格涅夫不仅是享誉世界的著名作家,而且还是一位批评大师。他立足现实,根据文学的时代使命,继承别林斯基的批评观,自觉从事文学批评活动,对文学批评的性质、功用、标准和批评家的素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就俄欧文学及作家作品展开了广泛的评论,其有关的文学批评充分体现了他文学批评的美学观念和实践品格。     

论翻译文学批评———特殊性、批评标准与批评方法

翻译文学批评对于翻译文学来说,非常必要,但做起来非常困难。它与一般的文学批评有共通性,更有特殊性。它是跨越不同语言的文学批评,必须建立在语言学批评的基础上。一般的文学批评可以“得意而忘言”,翻译文学批评却应该是“言意兼顾”,应该将语言学批评与关学批评结合起来;细节批评与总体批评结合起来;特殊的批评角度与全面公正的评价结合起来。为此,翻译文学批评应该有一定的标准。对我国翻译文学而言,“信达雅”是基本标准,“神似”、“化境”可以作为最高标准。在批评方式方法上,对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的比较批评,即译本比较批评,在翻译文学批评中是一种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批评方式。     

心灵与境界——朱熹哲学再探讨

文章认为,朱熹哲学是一种具有体系性的心灵境界说;朱熹哲学的真正目的在于解决人的精神生活问题,也就是心灵境界问题.朱熹的心灵学说,以“心与理一”,“浑然一体”为最高境界,其中既有真理境界(诚),又有道德境界(仁),还有审美境界(乐).形而上的精神境界的实现,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是自我超越;同时,朱熹又提出向外穷理的方法,作为心理合一境界的重要步骤.文章还对当代新儒家的有关论述作了评论.     

试论朱熹“省察”德育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在修身过程中重视省察自身,是朱熹道德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省察这一修身方法是“得为学之本”。省察的要义可归纳为：知明、自讼、改过,它的作用是明辨是非、善恶、克制人欲泛滥、促进人性完善。朱熹的省察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对于我们今天人格的完善有重要启示。     

试论茅盾前期的文艺思想(上)

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作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文艺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以后直到“左联”时期,他的文艺思想和理论批评活动,对于我国的新文学运动和创作实践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起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因此,概述茅盾前期(主要指从“五四”运动到“左联”初期)文艺思想的发展以及他在文学理论批评上的建树.是有意义的。     

论冯雪峰文学批评的现代性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代表,冯雪峰的文学批评充分体现了现代性的时间观念、主体观念和反思内涵。冯密切结合中国社会革命现实以及文学发展实际,以现代性的历史时间观念为整体性视角,一方面对现实主义、文学现代化、文艺与政治关系等重大批评理论问题进行了独立的、富有创见的探索,另一方面也通过理论译介、文艺论争、作家作品批评等方式,表现出批评者自身的现代性主体意识和反思观念。冯的文学批评充分显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实绩,同时现代性隐含的矛盾也内显于批评自身。     

朱熹与张栻、吕祖谦互动述略

朱熹与同时代的思想家张栻、吕祖谦等围绕共同尊奉的儒家经典,在治学方法、道德思想和政治目标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讨论。20世纪及以前的学者对朱熹同时代学者的研究大多着眼于朱熹对他们的看法,此外这些学者倾向于将朱熹刻画成独特的思想家,同时对其天才式的思想表示赞扬。即使有学者对朱熹思想体系表示不满,也仍倾向于反映朱熹对其同时代儒者的批评。20世纪90年代出现一个重要的转折,东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与朱熹同时代的儒家,并具体结合时代背景对他们开展研究,学界不但对朱熹同时代的儒家给予了更高的评价,而且还认为他们对朱熹及其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朱熹审美阅读的“自得”说

朱熹继承了孟子在君子修身和为学两方面所提倡的“自得”说，并创造性地运用在审美阅读上，形成了他独特的审美阅读理论上的“自得”说。通过对朱熹审美阅读“自得”说的分析，揭示出其审美阅读“自得”说有两层含义，其一，对“本文”意义的认识和理解，要有“真识”或“真赏”，即对文本的反复吟哦讽咏；其二，在反复讽咏的基础上，“自得”作品的言外之意，即“妙悟”。在今天，朱熹的审美阅读“自得”说对人们的阅读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文学批评的学术性与主体性

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学术性和主体性的加强。什么是文学批评中的学术性与主体性?它们在文学批评活动中的作用和意义如何?本文拟就这些问题略抒管见。在当代文学批评史上,曾出现过两种倾向,一是把文学批评作为对作家、作品的批判,二是把文学批评作为对作家、作品的吹捧。两种倾向如此截然不同,却都有碍于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学批评的正常开展。造成这两种倾向的原因尽管各异,但出于对文学批评的学术性缺乏正确理解这一点却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