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王夫之哲学比较——兼论王夫之对朱熹理学形上根基的颠覆

朱熹与王夫之一个是理学之集大成者,一个是气学之集大成者。两人对理与气的不同推崇通过理气观、道器观、有无观和动静观全面展示出来,恰成对立之势。这种对立并非偶然,而是作为早期启蒙思想家的王夫之自觉批判理学的结果,他的哲学建构便是对朱熹哲学形上根基的颠覆。有鉴于此,朱熹与王夫之的哲学不仅表明了两人哲学的差异,而且直观地展示了宋明理学与早期启蒙思潮的分歧。     

论陶渊明与韦应物诗歌之差异——以田园诗、酬赠诗、郊游诗为例

陶渊明与韦应物,自唐宋以来两者往往并称,韦应物堪称唐代的陶渊明。关于二者的相类之处,人们多有共识。然而,由于生活的年代不同,加之他们对仕与隐的选择存在着明显不同,从而使得韦应物学习陶渊明在创作上体现出了许多不类之处。本文以田园诗、赠别诗、郊游诗为切入点,来探讨二者之间诗歌的差异。     

为有源头活水来——朱松道学思想及其对朱熹的影响

朱熹的父亲朱松是宋代名臣,也是道学中人。朱松虽然没有创建系统的道学思想,但也经历了一个从求道、体道再到行道的过程,体现了从"仁义"到"天理"的道学思想发展进路,在宋代道学发生史中具有代表意义。朱松的道学思想是朱熹理学得以形成的一股源头活水,这种家学传承具有重要的学术思想史意义。     

论蔡松年对陶渊明的接受——以“酒”意象为角度

陶渊明诗文与酒关系密切,史籍里记载了大量陶渊明和酒的故事。陶渊明也是第一个写作饮酒诗题材的诗人,从而进一步拉近了诗人和酒的关系。蔡松年将陶渊明作为异代知音,对陶渊明诗歌的意象做了全面接受,其中＂酒＂在蔡松年诗词中共出现了70次,足见其对＂酒＂意象的喜爱。在蔡松年看来,酒能助豪情,酒能浇忧愁,酒能寄闲情,酒与酬唱宴饮紧密相连。     

理学家的书法观——论朱熹在书法理论与实践上的贡献

朱熹主要精力用在阐发圣贤之学上,他著述宏富、弟子众多,平生讲道之功目不暇接。然朱熹自幼喜好书法,凭借渊博的学识修养和一生孜孜不倦地探索,朱熹成功地构建了其理学家的书法理论。朱熹对书法的认识闪烁着真知灼见,对后世的书法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朱熹的书法声名远播,"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不啻??圭璧"。其书"意致苍郁、沉深古雅",为南宋著名的书法"四大家"之一。     

周必大、朱熹与吕、范解仇公案——兼论南宋政治上的调和思想

由欧阳修撰写《范公神道碑》而引出的范仲淹与吕夷简解仇公案,在南宋庆元年间引起了周必大与朱熹之间的激烈争论,前者认为吕、范始终未曾解仇,后者则坚持两人确有解仇之事。但周、朱两人争论的实质并不在于对是否解仇进行事实判定,而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关于党争的政治思想间的交锋。周必大在政治上信奉调和思想,坚持朝廷用人当不分党派,兼收并蓄。朱熹则主张政治的首要之务在区分"君子""小人",坚决反对两者杂用的调和倾向。在整个南宋时期,两种思想皆不乏追随者,但总体上看,周必大所代表的调和思想获得更多青睐,调和构成了南宋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     

明末清初遗民士人对屈原精神的诠释 ——以王夫之、钱澄之、屈大均为例

在明清易代的背景下,屈原精神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遗民士人面对天崩地坼的社会大变局,纷纷举起了屈原精神的大旗,其中尤以王夫之、钱澄之、屈大均为最力。三人的经历各不相同,因而对屈原精神的阐释也具有不同的特点。王夫之探讨了君臣关系和屈原精神的实际作用两个经典论题;钱澄之秉承 “庄屈无二论”,理顺了庄屈连通的内在逻辑;屈大均作为屈原的后人,在“诗”“骚”关系、君臣关系、庄屈关系上提出了新的见解。三人不约而同地在儒家话语体系内评价屈原,其实质是对复归儒家伦理价值观的呼唤。     

求道、为诗与作人——朱熹研究刍议:一种生存论的观照

本文对朱熹的求道,为诗、作人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从中悟出人生的真谛。     

论耻感的道德价值——以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为例

作为一种道德情感和道德心理,耻感不仅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根据,而且是完善道德品质、实现社会治理、优化社会风俗的道德手段。耻感的培养对于荣辱观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主体道德自觉到集体道德理性——论朱熹"修、齐、治、平"的社会控制与整合思想

朱熹以《四书》中《大学》为经本的“修、齐、治、平”思想,是以理学理论对传统儒家学说的改造与演进。其目的在于以理学“内圣”心性之学去收拾官、民之心,统一对封建“治道”的认识,进而达到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     

同途殊归:论戴震对朱熹理学的继承与发展——以朱熹和戴震的《中庸》诠释为例

受乡贤朱熹实事求是思想的影响,戴震认为儒学经典包含着古圣贤对自然、生命和社会规律的体认,主张以文字训诂为手段发掘经典文本之义,运用心证方法探讨古圣贤立言之旨。尽管朱熹与戴震走上了相同的经典诠释之道,但是由于心证方法的运用,面对同一部经典,他们往往做出了大相径庭的诠释。经典诠释明显地带上了个人偏好和时代意义。然而仔细比较朱熹和戴震的《中庸》诠释差异,我们可以发现,戴震思想来源于朱熹理学,并发展了朱熹理学的合理内核。戴震对朱熹理学的发展既是其个人思想的表现,也是时代发展在他思想中的反映。     

试析禅宗对文学语言的影响--以王维诗中"空"的使用为例

禅宗作为一种认知语境,其对文学语言的影响是可能的.禅宗对文学语言的使用有着潜移默化的"柔性"影响,常常使文学语言的句法结构更具灵活性、句法功能更趋多样性、语义内容更显模糊性,以此实现文学语言对特定语境的适应.文学语言又有助于禅宗义理的传播,有助于禅宗"空"语境的营造.     

媒介批评的历史轨迹与前景——以台湾为例

文章将媒介批评划分为近距的言辞媒介批评、远距的言辞媒介批评、近距的言行媒介批评和远距的言行媒介批评四种类型,并结合台湾30年媒介批评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笔者指出,媒介批评是手段,真正的目标是从批判与纠正之中,逐次建构合适的传播生态,使传媒不但拥有不必担心动辄得咎的消极自由,并且会有积极权利与充分资源,提供人们丰富多样的信息与娱乐,协助人们藉由传媒而温故知新、领略人生。台湾媒介批评实践的经验教训可作参考。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性别权力——以茅盾的女作家作品论为例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史上,茅盾始终关注着女性创作,他的女作家作品论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说服力。通过茅盾不同时期的女性作家研究,可以探析女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之间的关系,阐释中国现代文学史性别权力的客观存在以及女作家在文学史中劣势地位的成因,进而提出避免单一的社会批评为文学史写作的标准,注重女性创作的某些特质,以期改变女性在文学书写中的边缘地位,为女性创作更多地进入文学创作的主流话语情境提供更大的可能性空间。     

论传媒道德的合理倾斜——以公众兴趣与个人隐私为例

传媒报道的客观性要求其不偏不倚,整体上做到平衡。但具体到不同的新闻人物和新闻事件又必然要以社会公德、公平与正义为基准来进行合理的偏向与适度倾斜。如果偏向与倾斜不当,就会造成"传媒失语"或"传媒媚俗"等一系列媒介道德问题,影响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本文以公众兴趣与个人隐私为例探讨了具体报道中传媒道德为何要倾斜,向谁倾斜以及如何倾斜,试图为传媒道德的合理性倾斜提供借鉴与指导意义。     

论清初《诗品》接受史的“异质性”--以陈祚明对潘岳、陆机、陶渊明的批评为中心

清初诗论家陈祚明对《诗品》的批评存在鲜明的异质性。陈祚明反对钟嵘“陆才如海,潘才如江”的说法,认为钟嵘对陶渊明品第不当,对诗旨阐发不足。他认为潘胜于陆,陶诗可与杜诗并驾齐驱,陶诗亦有入世之意,不宜专以隐逸述陶诗之旨。钟嵘之所以强调传统,否定新变,是为了反对以沈约为首的声律论;陈祚明之所以主张溯唐诗之源,提倡“情为辞先”的诗学观,是为了折中调和明前后七子和竟陵派之弊。不同的诗学语境、批评目的,导致了“异质性”的产生。     

论开、天时期重功名尚边功的风尚及其对王维的影响

唐开元、天宝时期 ,边患战争频繁 ,玄宗好大喜功 ,特别注重边事 ,不次奖拔大量立边功者 ,遂使从军入幕建立边功而入仕成为一条较之科举更为便捷的仕进之路 ,从而形成一种重功名尚边功的时代风尚。在此风尚影响下 ,文士们多有“功名只向马上取”之想 ,颇乐意寻找机会入幕从军 ,并多在诗文中歌咏勇武报国气概 ,赞美边将与侠少 ,呈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少年精神”。王维尽管未走从军入仕之路 ,但其“少年精神”则突出地表现出他早年乃至壮年同样受到这一风尚的影响     

网络道德意识与同侪压力对不道德网络行为的影响——以大学生网民为例

互联网的迅速普及,推动了以网络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结构的崛起,和以身体不在场为主要特征的虚拟行为方式的出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新的道德风险。通过对1 157名在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本研究发现,我国大学生的不道德网络行为,包括网络侵害、网络滥用、网络盗版和网络抄袭四种类型,参与这四类不道德网络行为的现象,在大学生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中尤其以网络抄袭最为严重。回归分析发现,网络道德意识和网络道德同侪压力对不道德网络行为,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发现的政策意义在于,从培育和提升大学生网民的网络道德自律意识,营造良好的网络道德环境入手,预防和控制大学生的不道德网络行为,是一种有效的对策措施。     

问题意识与文艺学的学术生长点——以生态批评为例

问题意识,是创新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要催生文艺学研究的学术生长点,最重要的就是要培养鲜明的问题意识.文艺学问题意识的主要表现是:强化"现实"精神,突出关怀意识;强化"怀疑"精神,突出创新意识;强化"本土"精神,突出自主意识.这也是文艺学学术生长点得以创生的关键要素.     

诺德的文内因素及其对译文的批评意义——以英译《叩门》为例

诺德提出的翻译文本分析模式主要以功能派翻译理论和篇章语言学为理论基础,从文本的文外因素和文内因素入手,全面地分析源文。文章以茅盾《叩门》为源文本,以文内因素的其中五个方面为重点,分析它们在源文的体现和相互作用,并结合Robert Neather的译文,讨论上述因素对目标文本的批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