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体道德自觉到集体道德理性——论朱熹"修、齐、治、平"的社会控制与整合思想

朱熹以《四书》中《大学》为经本的“修、齐、治、平”思想,是以理学理论对传统儒家学说的改造与演进。其目的在于以理学“内圣”心性之学去收拾官、民之心,统一对封建“治道”的认识,进而达到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     

从性别自觉到文化自觉——中国当代女性电影思潮的流变、意义及悖论

1980年代以来的女性电影完成了一个从性别自觉到文化自觉,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从成长的神话到生存的寓言,从差异性的苦恼到差异性的维护,从电影主题的女性自觉到电影语言的女性自觉,从造型表现主义到静观写实主义的转变。这个转变一方面是女性意识日益深化并世俗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女性社会文化空间的初步建立。女性电影的生成不仅仅是一个基于性别政治的文化实践,同时也是基于民族/阶级/代际政治的影像建构,在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对于性别政治的突出,往往成为主流文化遮蔽其他文化冲突的有效途径,中国的女性电影在与主流文化的对抗中也是一个共谋的角色。     

从自由言说到自觉言说的整合--"延安时期"散文现象浅论

“延安时期”的散文经过由自由言说到自觉言说的整合的过程。自由言说时期 ,散文形式多样 ,充分表现了对个性主义的追求 ;到了自觉言说时期 ,散文形式单一 ,成为当代“抒情散文”的自觉滥觞     

机器无心人有心：从心-机关系 再思人工智能的发展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看似模糊了心灵与机器的界限,但是二者之间依旧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经验的主观性使得心灵与身体很难被彻底分隔开。物理主义还原论无法应对那些具有文化特色的心灵活动。虽然在哲学视阈中,人们并不能借助机器创造意识,但是在现实应用中,人工智能却表现出了人独有的“偏见”。正是数据库内容的不完善和算法设计中的不平等,让过去隐藏在认知主体中的偏见浮出水面。人工智能的发展仅仅依靠模仿是行不通的,在新一轮的科技狂潮中,要为我国的人工智能产品安上一颗“中国心”。     

从历史交往、文明交往到文明自觉——彭树智先生的文明鸿踪论

从提出"历史交往"概念到形成"文明交往"史观直至系统提出"文明自觉"的史学理论,我国著名世界史学家彭树智先生20多年来致力于人类文明交往的探索,漫漫文明鸿踪论期盼人类摆脱历史交往的野蛮性,最终走向交往的文明化。     

栗宪庭VS朱朱——从地下走向聚光灯下的中国当代艺术

主持语：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如何来界定,栗宪庭和朱朱都不约而同地选用了一种颜色来作比喻——＂灰色＂。近日,两位批评家、策展人在＂单向街书店＂就＂从地下走向聚光灯的中国当代艺术＂展开了对谈。现场两代批评家各抒己见,参与者们从他们各自观点的同与不同中窥探出2000年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与此前艺术状态之间的一致与转向。朱朱：特别感谢各位今天下午能够来到现场听我们之间的对话,栗老师是找个人非常钦佩和尊重的前辈策展人。我的尊重和钦佩有很多理由,最重要的是他一以贯之的独立性。在现实中国能一直持有某种独立的精神去进行开创性的工作是特别特别艰难的!今天在现场我同样也是一名听众,希望听他回顾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脉络。     

大学生文化自觉探析——对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大学生的文化自觉具有重要意义.针对目前大学生文化自觉的现状,可通过认、知、行三个步骤,使大学生在深刻认同并充满自信地让理想信念根植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学会站在世界文明史的高度来审视中国与世界,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     

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史研究的新力作——评《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再研究》

《中国共产党入的文化自觉》一书,对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中共的文化思想做了贯通性和系统性的考察,全面阐述了此期中共党人的民族观、科学观、民主观、大众观及其彼此之间逻辑和历史的关联;并对学界长期轻忽的1940年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形成之后中共党内普通文化工作者对该理论的传播与深化等问题,也做了全面探讨,是近年来关于该领域研究极富创新性的一部力作。     

“镇改街道”进程中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处置的个案研究——以X市Q街道S社区为例

为推进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把一部分乡镇改为街道办事处,其所辖区内的村庄随之实行村改居改造,即村落规划为城区,农民变成居民。村改居后所面临的集体资产虚置和利益分配不均问题已影响镇改街道进程的因素,甚至成为制约镇改街道进程的瓶颈。为了解决原村集体资产产权虚置这一难题,最大程度地来保障原村民利益,X市Q街道S社区在村改居改造后对原村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化改革,如此一来,既可以实现原居民对原村集体资产产权的人格化占有,又为我国镇改街道进程中如何处置农村集体资产产权问题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径。     

近代中国翻译理论发展脉络——从翻译“科学论”的萌生到翻译“艺术论”的确立

鸦片战争以后,围绕翻译是“科学性”还是“艺术性”的活动这一问题,近代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翻译的“科学论”从晚清意译达旨的翻译风气中悄然萌芽,翻译的“艺术论”在进一步对翻译策略和美学艺术的探索中逐步确立,两者共同构建了近代中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翻译“科学论”与“艺术论”的发展不仅对中国现当代的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更推动了白话语言规范的变格,我国的翻译研究开始显现出体系化的趋势并日渐走向成熟。     

“历史”的变革与“主体”的浮现——“新历史”小说创作的再认识

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历史叙事在新时期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下遭到了质疑和挑战。“历史”本身的虚构性和文本性特征使得作家无意于再建构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放弃了对历史客观真实性的追求,从而在文本中渲染了一种非理性主义色彩;同时,作家注重自我对历史的认识和体验,在小说创作实践中关注个体的命运和价值,表征了一种经验理性的反思倾向。     

从“融入”到“扰动”——谈UAS模式中研究者在介入初期的角色定位及行动策略

在学校变革的UAS模式中,研究者的作用发挥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基于我们合作项目启动一年的历程,探索了从融入到扰动的研究者介入学校变革的初始路径,并指出做好角色定位和行动策略的选取,是完成这一过程转化的重要方面。融入是研究者最初的角色目标。扰动是研究者融入后的行动指向。从融入到扰动的过程,是研究者介入学校变革,启动并维系变革转化发生的过程。     

从“剩女”到“浪姐”看女性自我意识的演变轨迹及主体建构——基于三位一体的模型视角

透过“剩女”到“浪姐”所折射的空前自我意识及语言抗争的行动表达,本文拟用韦伯“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模型为解释框架,剖析标签背后所隐含的“剩女”因市场与婚姻场域的年龄陷阱及文化堕距制造的单身羞耻与高知异化,而陷入就业困境、婚配话语权失衡及主体蝶变困境现象,基于该现象背后的隐喻与叙事是性别分层的负面建构,从经济、权力与社会声誉评价体系解析“剩女”向“浪姐”主体意识的演变轨迹并探索其主体建构的路径。     

中国的“集体对话”外交——围绕中非合作论坛的探讨

集体对话外交是指一国通过其主导的专门机制与多国进行集体互动的外交方式,其以双边和多边外交为基础,是二者的有机整合。在实践中,集体对话外交具有突出的外交整合能力,机制化为其作用的发挥提供保障。中国是集体对话外交的重要推动者。中非集体对话外交有效提升了中国对非外交的战略水平,其成功实践为中国集体对话外交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示范和借鉴。     

从“本真的历史”到“效果的历史”——论《真理与方法》对海德格尔早期历史观的改造

海德格尔的"本真的历史"概念因其内在的矛盾而被伽达默尔弃之不用。在接受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学说以及意向性中的"先天相互关联"思想的基础上,借助于约克伯爵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胡塞尔的先验主体性现象学之间所架设的桥梁,伽达默尔成功地清除了黑格尔哲学中生命概念的形而上学色彩并将历史性的维度植入其中,从而完成从基础存在论的"本真的历史"向诠释学的"效果的历史"的转变。海德格尔早期历史观中的革命性意义及其新的突破方向也因此得到清晰的彰显。     

从物权演变析中国社会的变化与发展

以我国物权法的颁布为切入点,讨论了中国物权在数千年历史变革中的演化过程,并从物权的演变分析中国社会文化及价值精神的变革。同时结合生产力和社会价值的变化讨论了物权与之相对应的变化,阐明了社会决定法律,法律反映社会的辩证关系。     

从“非美”到“泛美”--中国当代美学的思想误区及其出路

当代中国美学以否定西方经典美学思想为开端,致使美学学科失去自身的知识依据,完全受制于哲学的主客观问题而不能就美本身的问题展开,因而出现“非美化”现象。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新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在试图消除“实践论美学”偏颇时,又以存在、生命、自由为本体,把美放大成生命的全部,呈现出“泛美化”倾向。当代中国美学只有回到美自身的领域,科学地传承美学固有的经典思想,尊重美的边界及审美事实,才能真正建构起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美学体系。     

巴西不断深化与务实的减贫之路——从“雷亚尔计划”到“零饥饿计划”再到“无贫困计划”

巴西是拉美地区乃至整个世界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之后,巴西进行了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经济改革。此次改革在促进经济发展、降低通胀率的同时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从90年代开始,历任总统都将保证社会公平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卡多佐政府的雷亚尔计划到卢拉政府的零饥饿计划再到罗塞夫政府的无贫困计划,巴西的减贫政策呈现出不断深化与务实的特点。     

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评价标准的继承与发展

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江泽民则阐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评价标准的历史性继承和发展。“三个代表”对“三个有利于”的继承性主要体现在都强调了生产力的基础地位 ,都以人民的利益作为价值取向等。其发展性则主要体现在“先进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