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与革命之间唐才常的自立与反清思想

唐才常在湖南维新时就有了自立思想.戊戌政变后,他逐渐抛弃和平改良幻想,组织了自立军起义,但其纲领仍提勤王保皇老调.因此,对唐才常思想的评价众说纷纭.本文认为对唐才常的思想和自立军仅以保皇或革命来定性,不免片面.唐才常的思想既保留了保皇或勤王的旧痕迹,也开始具备了反清革命的新特征,总体上讲处于由改良到革命的过渡状态.     

自立军事件与唐才常

唐才常是近代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他一生最主要的活动是1900年在汉口领导自立军起义,因事败身亡。对自立军事件的性质,过去或认为是“反动的勤王运动”,或认为是“戊戌变法余波”,或认为“基本属于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对唐才常也有“反动”、“改良”和“革命”的不同评价。这些看法,大抵都是从事件与清廷的关系立论,而自立军事件和唐才常活动的意义并不能由此得到合理说明。我认为,只有围绕中国十九世纪末的时代中心问题—革命和改良的关系进行考察,才能作出对自立军事件和唐才常这个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     

重评康梁维新派──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以往认定康梁维新派在戊戊政变后由进步、先进转向保守、落后，主要是立据于两个不争的事实：一是此时康梁维新派在实践行动上成立保皇会，武装勤王；二是在思想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于1993年11月在广东新会、南海两市举行的“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不少与会者经过对这两大事实的讨论和辩析，认为这一定论是有失偏颇的。关于“保皇”问题c与会者指出，以往认为康梁维新派成立保皇会进行武装勤王，是维护清朝腐朽的封建统治，是康有为等人对光绪报思的行为，这只看到事实的表象，而没有抓住本质。第…     

袁世凯戍戌提兵入京质疑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光绪帝等支持下，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但是，以那拉氏为首的顽固派，拼命反对变法。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1898年夏天进人高潮。那拉氏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帅北洋三军，控制北京和天津，并准备于10月间在天津阅兵，强迫光绪退位。在此危急时刻，维新派计划拉拢握有军权的袁世凯，以兵力支持新政，康有为等通过待读学士徐致靖，上书光绪奏荐，称赞袁世凯“家世将门，深拥军旅”，通晓西洋兵制及内政、外交谋略，建议光绪帝对袁“加官优奖”①。康又指示谭嗣同也向光绪帝上折建议“抚袁以备…     

略论唐才常、谭嗣同思想之差异

唐才常(1867一1900),字伯平,号佛尘,湖南浏阳人,19世纪末中国政治舞台上与谭嗣同并肩战斗的维新派干将之一,曾积极参加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运动.戊戌政变后,筹建自立军,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事败被捕,就义于武昌.     

“顺清灭洋”、“灭清剿洋”两个口号在四川的由来及其影响

1898年春夏间,四川大足人民掀起第二次反洋教斗争时,打出“顺清灭洋”的旗帜。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影响邻近数省及四川三十余州县,使中外为之震动。1900年夏,四川二十余州县人民响应北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举起“顺清灭洋”的旗帜,掀起打教堂、逐教士、起“勤王”之师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表达了四川人民同全国一致抗击外侮的决心。1901年5月前后,四川东部地区又出现“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并成为1902年全川义和团大发动的战斗纲领。这场斗争,是继北方义和团运动以后,全国规模最大的反清反洋教的武装大起义。     

论湘南暴动

朱德、陈毅同志领导的湘南暴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的一系列起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革命武装暴动。暴动的胜利,是继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后,又一次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以来的反动气焰。在暴动中,革命风暴遍及湖南十一个县的范围,参加起义的群众达一百多万人的规模;在暴动中,湖南五县(宜     

对康有为后期策动武装勤王的再评价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拒绝与孙中山革命派合作,以保皇为职志,发动了一场武装勤王斗争,欲再次利用光绪皇帝的力量以行维新,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制度的事业。然而康有为的努力破产了,因而招来了时人和后人的诸多指责。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康有为这些作为?笔者不揣冒昧,提出粗浅想法。一、对保皇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戊戌政变刚刚发生,孙中山即把康有为、梁启超视为改造中国的同党,派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和平山周,分别前往香港和天津,营救他们脱险。陈少白还在台湾组织兴中会员,为谭嗣同等人的死难举行追悼会。康、梁等人到日本后,孙中山他们更是一再努力联合反清之事,陈少白亲到康有为住所,痛言“满清政治已不可救药”,     

《陇原兵暴述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建立革命武装,我党于一九三二年四月至一九三三年四月,先后在甘肃各地国民党驻军中发动了十多次武装暴动。为叙述方便,我们将其总称为陇原兵暴,并就兵暴的概况、原因、作用以及经验教训作一初步的探讨和分析。     

唐才常日本之行考辨

唐才常１８９８（戊戌）、１８９９（己亥）年间是一次到日本，还是二次到日本，在 日本时有无会见孙中山？现有材料多为回忆录，歧异较大。本文根据唐才中１９００（庚子） 年供词，以及当时人的日记等材料加以考辨，认为唐才常日本之行时间为１８９８年，其间不 可能与孙中山会面。     

军旗升起的英雄城——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纪实

1927年8月1日,在国民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起点,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作为记录这一历史事件的载体,在进行党史军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唐才常论

唐才常(1867—1900)是资产阶级维新激进派领袖人物之一。以往对他的研究,多限于戊戍以后与自立军事件有关的活动。本文则试图对唐才常的生平,思想及历史地位作一比较全面的评述,以求教于大家。     

1959年西藏反动上层的武装叛乱与美国、台湾当局的阴谋活动

1959年西藏反动上层发动的武装叛乱，与美国政府插手西藏，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阴谋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叛乱发生之前美国政府的种种阴谋破坏活动和叛乱发生之后美国政府与台湾当局的交涉内幕，则为世人今天更加深入地了解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提供了鲜为人知的背景材料。     

震惊山东的“一一·四”暴动始末

1935年11月29日(农历十一月四日),中共胶东特委领导的文登、荣成、牟平、海阳、莱阳等五县的武装暴动,俗称“-一·四”暴动.这次暴动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山东境内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暴动,它震惊全省.但是,这次轰轰烈烈的武装暴动终于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事隔五十余年的今天,再来研究这次暴动的社会历史根源,总结经验教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光绪帝死因的思考与献疑

关于光绪帝的死因,一直是传言纷纷,为清代历史上的一大疑案。有人认为光绪帝是因病正常死亡,有的人则认为光绪帝为他人谋害致死。钟里满等专家,利用现代精密仪器,对光绪帝头发上的砷（即砒霜）含量进行测定后认为,光绪帝死于“急性胃肠型砒霜中毒”,学界多数人的认识为之一变。“光绪因病正常死亡说”,史料依据翔实充分,其结论本应是可信的,但由于这一历史问题的特殊复杂性,因而又具有诸多的不可信性;而“光绪帝为人谋害砒霜中毒说”,可能已经非常接近、甚至即是客观事实了。但在有些问题尚未得到解释说明以前,即认定光绪帝确为他人谋害,死于砒霜中毒,尚为时过早。“光绪帝为人谋害砒霜中毒说,”是极其重要的学术结论,但还不是学术定论。     

再论翁同和与戊戌变法

研究中国近代史，说到晚清政局和重大社会变革，没有不提到翁同和的，因为这些均同他有关。百年前，他曾一手支持光绪帝发动维新变法，并草拟宣布实行维新变法的国是诏和开办京师大学堂的谕旨。他因支持变法，引荐康、梁维新派而蒙受革职编管的重惩。几年前，作者曾写过翁...     

震惊山东的“一一·四”暴动初析

1935年11月29日(古历十一月四日),中共胶东特区委员会领导的文登、荣成、牟平、海阳、莱阳等五县农民大暴动,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山东境内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就是这次暴动,俗称“一一·四”暴动.     

冲决网罗:谭嗣同、唐才常向封建制度宣战及其对民主自由的追求

在湖南维新运动舞台上,被誉为"浏阳二杰"的谭嗣同和唐才常无疑是主角。谭嗣同从形而上的仁学出发,对纲常名教、君主专制、封建经济进行了激烈抨击,在政治思想上为维新变法开辟了道路。唐才常则从历史和现实出发,通过中西制度和文化的比较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进行了批判,并对西方民主制度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吴禄贞诗述议

吴禄贞(1880—1911),字缓卿,湖北云梦人。十七岁入湖北武备学堂,十八岁赴日本留学入士官学校骑兵科,二十岁时结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并加入兴中会,中间曾回国参加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又赴日继续学业。一九○二年毕业归国,任武昌普通学堂教习,积极宣传革命。一九○三年十一月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发起组织华兴会。一九○四年后打入清军内部,历任清军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马队监督,并曾去西北考察。后任帮办延吉边冬到东北,曾与日本侵略者交涉“间岛”问题。不为日屈,立场坚定,遏制了日本吞并延边地区的野心,升副都统,并被派往德、法两国阅操。回国后任新军第六镇统制。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为谋划在北方组织武装响应赴滦州约张绍曾,蓝天蔚等举兵反清,又去石家庄与山西革命     

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

庚子年(1900年),面对八国联军的武力威胁,中国政局动荡,政坛变幻莫测。张之洞一面公开表示拥护“两宫”,而内心深处却存有独立称王之念。他私下派长子张权前去东京,与钱恂一起在日活动;通过宇都宫太郎向日本参谋本部征求对组织新政府及提供军事帮助之可能。张之洞还希望日本派军事专家来协助练兵,同时还要购买枪支弹药,加紧训练新式军队。与此同时,张之洞对唐才常在武汉地区的自立军活动,在八国联军攻克北京之前,亦采取虚与委蛇的模棱两可态度。直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政权尚存,张之洞才放弃组织新政府的念头,让张权归国,并下令对唐才常等残酷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