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接受中的主体性问题与巴赫金形象

我国学者在巴赫金的接受中经历了一个主体性从坚守到迷失的过程。巴赫金在我国接受过程中其理论的命名、接受话题的形成、所依据的知识谱系甚至问题意识，无不受到他者或西方眼光的左右，使他者或西方的眼光最后影响和决定着中国巴赫金形象的形成。我国的学者们最终没有形成自己的巴赫金形象，他们所接受的实际上是他人之镜中的巴赫金形象，进而使我国接受者在世界巴赫金接受的对话中失去了自己的声音。我国巴赫金接受中的主体性的丧失对我们而言，既是一种危机，同时也是一种建构新的主体性的机遇．     

巴赫金接受中的主体性问题与巴赫金形象

我国学者在巴赫金的接受中经历了一个主体性从坚守到迷失的过程。巴赫金在我国接受过程中其理论的命名、接受话题的形成、所依据的知识谱系甚至问题意识,无不受到他者或西方眼光的左右,使他者或西方的眼光最后影响和决定着中国巴赫金形象的形成。我国的学者们最终没有形成自己的巴赫金形象,他们所接受的实际上是他人之镜中的巴赫金形象,进而使我国接受者在世界巴赫金接受的对话中失去了自己的声音。我国巴赫金接受中的主体性的丧失对我们而言,既是一种危机,同时也是一种建构新的主体性的机遇。     

巴赫金的文学内容与形式思想——兼及俄国形式主义批判

巴赫金关于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问题的思想从以下诸方面诠释：首先,从总体认识并把握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相互规定性和统一性;其次,着重阐发艺术形式在文学作品中的建构性的主导作用,从而凸显形式的独特意义和地位;第三,他对俄国形式主义内容与形式观的批判,从反面印证了其思想的合理正确性;最后明确并强调,巴赫金对这一艺术关系作出的科学认识是方法论性质的,是对文学作品论的独到贡献。     

巴赫金语言哲学的核心——对话主义研究

被誉为“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的巴赫金曾提出对话理论、复调理论、狂欢化理论等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理论,其中对话理论贯穿于巴赫金一生的学术研究中,是其语言哲学的核心,对其对话主义的解读有助于我们对巴赫金哲学思想更深刻的领悟和升华,指导我们在语言学、文学以及哲学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及其在汉语研究中的运用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将对话视为语言存在的本质,认为一切话语都具有内在的对话性,即使是在书面写作这样极具个人化的独白性言语行为中,书写者也总会处在一种和假定的接受者对话的情景中。对话理论将语言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尤其强调说话人和受话人的互动关系对语言生成和理解的制约作用。这种观点对一贯缺乏语用视角的汉语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略谈国内的巴赫金理论研究——1982年至2010年

20世纪80年代至当下,我国学界对于巴赫金的研究已经从早期的小说理论领域,拓展到语言学、符号学、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翻译学、传播学、宗教学、后现代主义等各个领域。目前,巴赫金理论的宗教学和主体间性思想研究还稍显薄弱,待研究者进一步深入探究。     

从哲学角度论“话语”——巴赫金语言哲学研究

本文通过对巴赫金话语理论的剖析，揭示了这一理论关于人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哲学意蕴，阐明了它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     

表述与参与性：巴赫金表述诗学中的参与性功能研究

[提要]巴赫金表述诗学中表述的实质是参与对话,并引起对话。在此基础上,表述必定具备对话的条件,巴赫金对话的条件是建立在表述主体参与性功能基础上的,作为言语的行为产品的表述,具有参与功能,参与事件的形成和价值的实现。同时,表述也具有自己的边界,并参与边界的建构,表述的边界由言语主体决定,不只表现在我与他人表述之间,还表现在表述时空和人文领域中。表述需要突破边界的局限,在言语交际中与其他表述进行交往,从而形成对话。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探讨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图景的边框已被学人们粗略地勾画了出来,从丰富多彩的研究成果中提炼出三个问题进行专题讨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普通大众的喜怒哀乐,应以大众之眼看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人们通常认为的大众似乎充满了惰性,但如果跳出社会分层的视角转而以文化的视角看待大众,更能发现大众的首创精神。一些蹈常袭故的研究方法及某些所谓的定论应与时俱进地更新知识体系。     

众声喧哗中的多样人生——巴赫金复调理论映照下的《樱桃园》

《樱桃园》作为契诃夫戏剧创作生涯中的巅峰之作,不仅展现出动荡社会背景下小人物的生存困境,还通过人物之间的多重对话,折射出不同角色内心活动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为契诃夫《樱桃园》中众声喧哗的复调社会和多姿多彩的复调人生提供了宝贵而独特的阐释视角。从复调理论的多声性、对话性和未完成性三个特征出发解读《樱桃园》,有助于更深入了解契诃夫笔下人物复杂的生存状况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中国不动产物权变动交错模式立法--评《物权法草案(三次审议稿)》相关规定

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三次审议稿)>既存在着"意思主义"规定,又存在着"债权形式主义"的规定.认为这种交错模式立法选择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存在缺陷,难以与相应的不动产登记制度相协调.建议立法应对两种模式进行权衡采纳其一.     

《西游记》研究三题

提供了有关《西游记》研究的新资料三则,并对其进行了判读。认为根据对吴承恩头骨的检测,基本可确定吴承恩的生年;从韩国发现的一则关于《西游记》流传的文献记载,可能有助于确定《西游记》作者的身份;日本学者正在研究的一个《西游记》的日文手抄本,这个节缩的抄本与通行的百回本有很多不同之处,其依据可能并非百回本《西游记》,它的意义非同寻常。     

俄罗斯学界反极端主义研究概况及其特点

极端主义是恐怖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俄罗斯学术界关于反极端主义研究的论著很多,但我国学界对该问题的介绍和研究相对较少。基于对二十余年来(2000年1月至2021年8月)俄罗斯教育部授予的与上合组织成员国极端主义问题相关约200篇俄文博士学位论文和部分俄文学术期刊论文的统计归类,系统分析俄罗斯学界关于上合组织成员国反极端主义的研究,从反极端主义法和极端主义类型两方面进行综述和分析,并归纳总结其研究特点,以期为相关机构和研究人员提供新思路和借鉴。     

《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在宋代韩学中的地位与价值

宋代魏仲举所编的<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虽非出自专家之手,难以全面地总结宋代韩学的成就,但它仍是宋代韩学的的渊薮,其价值不容低估.<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集注、集评、校勘等方面.它在校勘方面略显薄弱,但其集注、集评却价值极高.<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中引用到的主要注家、注本虽大多已经失传,但其基本的面貌、格局、风格等都可以据它进行勾勒.集评中所保存的大量资料,其文献、文化、文学价值也都弥足珍贵.     

大型零售企业滥用优势地位的 反垄断规制问题研究 ——-基于双边市场理论的视角

大型零售企业向供货商不合理地收取进场费及返点的行为使零供矛盾不断激化,其行为的违法性及规制问题在学界也始终存在争议。在大型零售企业的市场地位认定中,传统的单边市场模式已无法将市场支配地位与优势地位进行清晰区分。将双边市场模式引入反垄断法领域,为大型零售商滥用优势地位行为的认定和规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架构。双边市场中,客户对平台的依赖性使平台企业具备了市场优势地位,平台企业不合理收取进场费的行为则构成对优势地位的滥用。我国应加强监管,完善立法,把市场经济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尽可能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不断完善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与实践。     

论我国新破产法中人民法院定位的缺失及完善

新破产法虽然摆脱了行政之手,却赋予了法院过多的权力,导致法院在与管理人、债权人会议的关系上发生错位。基于破产程序非诉讼法律属性的原理,人民法院不宜在破产程序中居主导地位,而应是中立、独立的裁判者、监督者。我国可考虑建立政府破产管理专门机构、管理人协会来理顺法院与管理人之间的关系;通过明确债权人会议对于管理人的选任权、赋予债权人会议对于管理人报酬以及费用等事项的决定权,来理顺法院与债权人会议之间的关系。     

风格翻译论述评

在译作应该反映原作的风格,还是反映译者的风格这个问题上,学界主要存有三种倾向性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风格是可译的,译作应尽量反映原作风格;一种意见则坚持风格是不可译的,译作只会带有译者风格;还有一种意见却认为风格是复杂的,翻译时应顺其自然.文章认为,一方面,原作风格是可译的,另一方面,译作会在所难免地烙上译者一定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的印记,体现了风格的独异性和一贯性.译者应善于淡化自己的风格,将自己的个性与原作的个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努力使译文最后统一到作者风格上来.     

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助力高校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路径研究

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与高校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结合起来,着力塑造思想新、党性强、作风优的高层次人才队伍,是新时期高校促进高层次人才可持续发展、优化高校党员队伍结构、提升高校党员素质的必然要求。在此过程中,要注重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载体和内容创新增强高校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效性,同时要构建相应的组织保障机制、约束与激励机制,增强高层次人才的归属感和工作积极性。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与民族教育学科的发展:回顾与展望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很大程度上引领着民族教育研究的发展.民族教育属于新兴领域,其学科规划历史较短,但课题研究成果显著,影响了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推动了该学科和教育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迅速发展.课题研究应加强适切性,加强人类学方法、重视学科基础知识建设和研究本土化.学科规划要注意课题的覆盖面,强调实地调查,向民族地区研究者倾斜.     

归因与归责:刑事医疗诉讼中鉴定机构与法院的角色定位

在刑事医疗诉讼中, 鉴定机构和法院的关系应当是刑法上“归因”与“归责”的关系。归因是因果关系的判断, 是事实判断;归责是刑事责任的判断, 是价值判断。中国刑法中所使用的“归责”不同于大陆法系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使用的“归责”, 区分归因与归责对于准确界定鉴定机构和法院之间的功能与角色以及医疗诉讼的处理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