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中断”与“历史联系”--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问题研究

如何叙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问题 ,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期待。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就是 :只有改变“简单中断”的观点 ,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整体性”构架才能实现。文章以“创作方式”、“现代主义”两个条目的释文变化为例 ,提示了极“左”文艺思潮的产生有一个由渐变到突变的过程。因此 ,需要在“历史联系”中研究“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和整个当代文学史。     

对左翼文学的评价和重写文学史的思考

由于左翼文学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继五四之后的又一个重大转折点,它在文学史上的特殊位置,使它往往成为文学史评价的焦点。近年来,左翼文学的被贬和“妖魔化”,是当代社会转型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的变化在文学研究领域里的反映。但重写文学史不能做简单的翻案文章,我们既要看到左翼文学的历史局限性,同时也要看到它的历史必然性。只有通过对具体历史语境中左翼文学与政治、左翼文学的历史变迁、左翼文学内部差异性的具体分析,才可能接近文学史的本来面目。     

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

“重写文学史”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也促使了文学史观的改变和文学史理论的发展,这其中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讨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文学“现代性”思考和文学史观探讨的深化,正在促使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这就是“文学史学”。     

"折衷"与"回归"——"新写实小说"批评中的现实主义话语处境

新写实小说成为一个文学史事件的同时,有关“新写实”的文学批评也成了一个颇受争议的理论命题。在现实主义批评内部形成了两派:“折衷派”与“回归派”。“折衷派”认为,新写实出现在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双重低迷的情况下,它是在对两者超越和改造后形成的新的创作理念和倾向。“回归派”认为,新写实小说是对现代主义文学围攻的突破,是传统现实主义在新历史阶段的回归。“折衷派”和“回归派”的理论阐释都体现了在现代主义话语冲击下,现实主义话语的自我救赎。     

从《文潮》到《文艺新潮》:一条不可忽视的文学史线索

1944年创刊于上海的《文潮》是1956年问世于香港的《文艺新潮》的前身,二者之间延续的“从上海到香港”,绝非单纯的现代主义或城市文学传统,而是“跨越1949”的现代文学传统.为“挽回这中国文化逐渐低落的厄运”而创办的《文潮》可以归于上海沦陷时期的左翼文学,而此时的中国左翼文学,其思想倾向是中国左翼文学史中最为开放的,又看重时代潮流中艺术质量的提升.此潮流中的《文潮》的文学取向是“综合”的:“左翼”和“现代”的交汇,文学的本位立场和社会使命感的互补,对大众文学的自觉驾驭和文学消费社会的有效应对.“采摘禁果”的《文艺新潮》自觉选择了现代主义,这既是对“抹杀、压抑和消灭异己的文学艺术和思想”而导致的“社会的功利和肤浅”的反抗,也是战后中国大陆南北诗坛走出1930年代“京海”对峙,合力开展“新诗现代化”以“重建中国文学”努力的延续,其对于文学与政治、社会关系的把握更为深化,在这种深化中其现代主义的取向也就更加开阔、恰当,而追求和对追求的反省同时展开的立场、态度更是《文艺新潮》,也是1950年代香港现代文学运动最有价值的成熟.从《文潮》到《文艺新潮》的延续,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流动性叙述:从上海到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正是在这种流散中得以保存、发展,而文学史叙述本身也需要在流动中才得以展示其内在的丰富性.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治史方法的对话

当前,对20世纪文学的思考仍然是学界所关注的焦点。尤其引起我深 思的是中国20世纪后半叶,即建国以来这段文学历史的命运走向,即在目前所流行的史学研 究框架中,当代文学史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是什么?当代文学史讨论翻来覆去乏善可陈的原 因何在?坦率地说,我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现状,特别是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格局感到非常悲观 。现在很走红的一批研究者只是把西方后现代理论一知半解地移植过来,简单地作为中国后 现代派研究方法介入到文学史写作中。而在我看来,这种自80年代以后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理 论来梳理中国八九十年代文学的治史方式,与老化了的治史思维实际是一脉相承的。我深感 在这种貌似很新的“操作”手段背后,隐藏的是低水平的学术重复。面对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我们究竟该采取怎样的心态与方法来梳理文学史?改变思想方 式的根本,我想是应该先审视一下当前文学史研究的三种格局：一是对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 重新排列座次。这种研究方式一度在学界非常流行,而在我看来这种学术风气对研究生的培 养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二是以“空白论”来回避历史。比如对待“文革”文学,不少研究 者就采用把该段历史淘汰出局,抹掉它在文学史上任何痕迹的粗暴态度。三是把过去在文学 史上因政治等原因     

“五四”前二十年中国文学潮流的基本性质

从戊戌维新新思潮兴起至“五四”新文学运动前夕的二十余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较之戊戌前整整两千多年的情况,发生了显著的质的变化。换言之,“五四”前二十年的中国文学现象所形成的一股文学潮流,足以划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因此值得区别于所谓的“中国近代文学史”而作重点研究。①本文即旨在探讨“五四”前二十余年中国文学潮流的基本性质。     

19-20世纪之交的西方文学思潮在中国之接受与研究

以波德莱尔象征主义为代表的19—20世纪之交的西方文学思潮,在我国很长一段时期被认为是“颓废文学”,但事实上它们开启了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且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和文学史上一个新的时代。中国文学研究界对此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较曲折的过程,对它的再思考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启示。     

“十七年文学”的历史重构

“十七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段独特的存在,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怎样言说叙述这一段文学的发生以及存在的情况,必然与其相关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文艺评论思想相关.从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间的中国文学,在其后接近50年的历程中出现了多个不同的声音,“十七年文学”被一次又一次地在不同的语境中重新建构.这也说明了特定时期内文艺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甚至其他各种评论性因素对文学作品不同阐释所起到的影响制约作用.“十七年文学”在接近50年历程中出现的多次“重构”,充分表明了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就导致了“十七年文学”在文学史的叙述之中就仍旧还处于再次“重构”的可能之中.     

历史还原：理论与实践的尴尬——兼评罗宗强先生的文学思想史的写法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在借用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学观念、批评话语。因此，用西方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往往削足适履，不能反映中国文学的真实面貌。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古代文学研究界发出了重写“文学史”和“重新确立学术规范”的呼吁。在这一背景下．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提出来了，其中以罗宗强先生提出的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最为代表。     

从“现代文学”到“文学现代性”问题讨论综述

在世纪转折之际 ,回眸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历程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以“现代性”为参照 ,深入地分析、探讨 2 0世纪中国文学 ,更使当下的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态势。1996年 ,杨春时、宋剑华在《学术月刊》第 12期上发表了《论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一文 ,对于被惯常接受的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是现代性的观点提出质疑。该文以西方文学史为参照 ,指出现代文学是发生在现代社会 ,带有非理性倾向的文学阶段 ,它以现代主义文学为标志 ,而中国“五四”以来的文学发生在前现代社会 ,是理性 (科学、民主 )主义指导下的、现实…     

钱锺书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考论

钱锺书1933年发表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体现了“以能文为本,不当以立意为宗”的文学史写作理念和提出了文学的“平行影响观”;钱锺书在“史识之通”的基础上,践行“通识真赏”地“谈艺衡文”,由此申说其文艺鉴赏中的“静穆观”和“圆成论”,这是匠心独运的地方,也是最能体现其“文学史观”的突出之处;钱锺书“辩证”地厘清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关系等问题,显示了他考镜思想的学术取径。钱锺书以“文史通义”为鹄的,将文学史的作法融在文史哲研究当中,已经超越了单一的“文学史”研究框架,表现了他文史打通的学术品格,这或许是他写出《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而其《中国文学小史》未见面世的深刻原因。钱锺书的学术探索为学界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对于今天反思“百年文学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德国早期中国文学史纂中的儒释道

1854年,肖特所著《中国文学论纲》为世界上首部中国文学史,至1926年卫礼贤的《中国文学》出版,二者虽时隔70余年,但均属于德国早期的中国文学史纂。欧洲早期中国文学史纂虽已处于“文学”“文学史”和“文学史纂”等观念变迁之时,但在很大程度上套用了典型的西方文学史编写模式。当初,现代“文学”概念远未占有主导地位,西方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通常纵贯中国文化主要书籍,儒释道兼收并蓄,尤其见重孔子和老子思想。杂文学观主导下的文学史叙写方式,一般是通过阐释中国思想和文化来把握中国文学,其中一些观点迄今仍有启示意义。     

文学史方法:从现代到后现代--兼论对我国新世纪文学史研究实践的启示

二十世纪是西方文学史研究方法空前活跃的时代。面的拓展与点的掘进同时并举,使得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呈现为一种立体的架构,且大致可分为两大思潮:一是标举“体验”性的人文主义诗学,二是注重实证的科学主义诗学。后现代主义文学史研究方法在思维方式上坚持一种专事否定的流浪者的思维,致力于“稗史”的创造和“碎片式”的结构,带有明显的“破坏性”、“表演性”和“随意性”,更注重对文本的阅读与接受过程及对现代主义文学史研究方法的超越。这给我国新世纪的文学史研究实践带来了具体的启示,即必须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学术批判眼光,在运用诸种方法时应注意文学史对象的适用性、可行性和方法之间的互补性,并最终做到“至法无法”。     

“存在”与“虚无”:何谓非洲文学史?——以朗松实证主义文学史观批判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初,法国文学史家朗松通过与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斗争确立了文学史研究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归纳法原则。这些原则不仅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文学史写作,也对非洲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影响深远的后殖民主义著作《逆写帝国》就是朗松所倡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产物。中国的非洲文学和非洲文学史研究应该从批判朗松的历史学原则开始,否定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可以形成一种所谓的“主体-客体”关系,重新建立起主体与主体间的对话。在法国的思想界,是萨特真正开创了非洲文学研究的可能性,他提出的“意识描述”的方法来自他对朗松实证主义的否定以及对胡塞尔“超验现象学”的批判继承,萨特的思想对于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今日中国的非洲文学史研究应该重新思考萨特“意识描述”的方法,将非洲文学史看成是主体的主观化的历史。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崛起与沉落

本文回顾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七十年的进程,揭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三起三落的原因,并比较其中的异同。作者在分析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第三次崛起中出现的“先锋文学”时指出,对西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特别是与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意识形态的盲目崇拜和一往情深,对西方文化,西方文艺思想和西方文艺作品的不加选择、不作思考、也不作判断的接受,显然为先锋文学的崛起铺架了一张巨大的温床。“先锋文学”之所以沉落,除了自由化思潮在中国注定走入绝路这一原因外,还与不少先锋作家患有“世纪末情绪”的时代病有着密切联系。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下）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下）王富仁在讲现代主义文学的时候，我们往往把３０年代左翼文学排斥在外，这是不合理的。鲁迅的《故事新编》完成于３０年代，是左翼文学的一部分，把它放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一部全新的历史小说。它的时间观念不是纯现实性的，而是现实性与主观性...     

学术性与大众化的融合——评周惠泉主编的《辽金元文学史话》

中国文学史是中华民族的文学史,不是单一的汉民族的文学史,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以往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中,辽金文学却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就是元代文学除元曲之外,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辽金两代,此前并无一部像样的文学史。影响最大的两部文学史著作,即文革以前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不过把辽金文学附翼在宋代文学之后,成为宋代文学十数章中的一章而已。究其原因,对辽金文学的缺乏了解恐怕是个重要因素。而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梓行的周惠泉先生等主编的《辽金元文学史话》却以空前的规模,以“史话”的形式,展示了辽金元文学的全貌。全书评述作家达180余人,覆盖面之广直至今日创所未有,可以说它填补了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的“空白”。这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建树。     

文学内律:明末"文社"兴起的真实动因

明末文学主要以文社为主流文学样态,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一独特的文学现象。在目前学术界热衷于从科举文化解读文社兴起和繁盛的热潮下,却忽视了文社的文学本质。文社既是科举士子“缔文”活动的结晶,又是文坛厘正文体、转变文风的需要,而明代分门别户的标榜风气更促进了文社派别的林立,文社成为明末文学批评多元化的外在表现形态。文学内律才是文社兴起和繁盛的真实原因,这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上是一个不得不辨的新问题。     

现代主义:本土的话语

本文讨论了现代主义文学观念与中国历史语境的复杂互动。认为,不能简单地复制欧洲文学史的叙述线索,将现代主义视为文学进化的一个必然环节。本土特殊的问题结构制约了现代主义的接受方式。论文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50年代、8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对于现代主义观念的拒绝和接受,并且指出后殖民理论语境中与现代主义对话的三个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