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论文史、语言研究的考辨

文史、语言研究中常有一个考辨问题 ,即使是一些出于手披百家、著作等身的大家的作品 ,也常因文史、语言常识上的失误而需加以细心辨析。晚清俞樾治学以乾嘉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宗 ,著述五百余万字 ,主要著作有三部 :《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和《古今疑义举例》。他的弟子章炳麟 (太炎 )认为《古书疑义举例》尤为上乘之作。《古书疑义举例》仅数万字 ,学者评价之高 ,无与伦比。刘师培称 :“幼读德清俞氏书 ,至《古书疑义举例》 ,叹为绝作 ,以为载籍之中 ,奥言微词 ,解者纷歧 ,惟约举其例 ,以治群书 ,庶疑义冰释 ,盖发千古未有之奇也…     

古代汉语“词类活用”说质疑

“词类活用”问题,早在清代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一书中,就已谈及。1898年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对“词类活用”(马氏的术语是“假借”,不是“活用”)作了较全面的揭示。嗣后,1922年陈承泽氏在他的《国文法草创》一书中,把“词类活用”作为一个重要的语法理论,专门加以系统地论述,从而在我国语言学界引起了很大     

《孟子》文中的一个句读问题

<正> 《孟子·尽心下》载孟子谓高子云:“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此语究竟如何断句?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三经注巯》两卷本、焦循《孟子正义》、朱熹《四书集注》以及新编《辞海》“介然”条所引此语均于“间”字处断开,“介然”属下读。杨树达《古书句读释例·三》“当属上读而误属下”条于“然”字断开,“介然”属上读。杨伯峻《孟子译注》则于“蹊”字断句,以“间介然”为一词而属下读,但同书《孟子词典》,章,“径”字条引此语时又在“然”字处绝句。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之五“双声之字后人误读之例”条则于“介”字处绝句,以“间介”为一词而属上读。鄙意则以为应在“间介”之下绝句。     

汉语怎麽表達被動意念

一、早期的施受同辭及其發展 根据現有的古代文献——契文、金文、先秦古籍,都足以証明在早期的汉語中是施受同辞的。于省吾先生曾就契文、金文中举出“受与授的初文只作受”,“畏与威的初文只作畏”,“使与事的初文只作事”,进而証明“獎与勉”的初文原作“蔑”。証据确鑿,当为不刊之論。楊树达先生在“古书疑义举例續补”中举施受     

江苏省语言学会第一次学术报告会论文目录

张世禄鲍明炜周锤灵黄岳州·迈芷格复王张曹徐从训话学上看古汉语的基本词颜师古汉书注反切考 《老子道得经》句法述要释猴—语词源流初探许著《韩诗外传集释》补正举例 《古书疑义举例》述评古汉语的为动用法浅探 《义府续貉》识语《汉书》扎疑《三国志》词语札记从周唐碑铭着     

“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异释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语出《论语·微子篇》:“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注家一般认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丈人斥责孔丘好逸恶劳。这种解释是不大妥当的。其一,“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语为褒义而非贬义。关键在于其中的两个“不”字。人们大都认为这两个“不”字均为否定词,其实不然,它们均属于语气词。“不”字作语气词的现象不仅在《论语》中有,而且在《诗经》、《易经》、《左传》等书中也屡见不鲜。正如清代训诂学家俞樾说的那样:“古人有用‘不’字作语词者,不善读之,则以正言为反言,而于作者之旨大谬矣”(见《古书疑义举例》)。“四体不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异释源流小考

对《论语·微子》篇:“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句,韩振峰同志提出了异释,《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3期)主要是根据晚清人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四,从“不”字为语助和文意两方面来疏释。并联系《论语·微子》上下文,进一步具体阐发了俞樾的见解,对于那些忽视或忘却古已有之的异解的,是很有意义的。其实,“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异释,远不是俞樾的创见。晋陶渊明就有《扇上画赞·荷蓧。丈人》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很明显:陶渊明是把“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理解为“四体是勤,五谷是分”,是“荷蓧丈人”自谓之词,并非责子路之语。陶渊明之诗,应该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异释的源头。     

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探源研究

目前学界对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探源研究似有可商之处.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探源研究首先应该根据其本质特征确立科学的界定标准,然后据此才有可能得出切乎实际的结论.根据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本质内涵,本文得出了五条鉴别标准.由这五条标准可知,清人俞樾1868年出版的<古书疑义举例>才是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发轫之作.     

浙江训诂学研究概述

训诂学是中国语言文字学中一门传统的解释语词、研究语义的学科。训诂研究对校释古籍、了解古代的科学文化与考证语言发展的历史以及字典辞书的编纂,都有重要作用。浙江对训诂学的研究,有传统的优势,晚清以来,就出现了一批杰出的浙籍训诂学家,如俞樾、孙诒让、章炳麟、王国维、沈兼士、马叙伦、朱起凤、张相等,留下了《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名原》、《札迻》、《周礼正义》、《墨子间诂》、《文始》、《新方言》、《小学答问》、《观堂集林》、《联绵字谱》、《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段砚斋杂文》、《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辞通》、《诗词曲语辞汇释》等不朽的名著。     

《拾遗记》确为王嘉所作补证——兼论不同卷数版本的关系

关于《拾遗记》的作者,前人多有论述,如“王嘉说”、“虞义说”、“萧绮说”等,莫衷一是.笔者在研究该书的过程中,找到了多条材料能够进一步证明原本《拾遗记》确实出自王嘉之手,萧绮《拾遗记序》中所说“搜检残遗”并非虚言.同时,有关《拾遗记》的版本,卷数上有二卷本、十卷本、三卷本、十九卷本之别,不同卷数版本的出现是古书整理流传的方式和古人著书通例的结果.     

《汉语知识》不当例析

现行初中语文教材中的《汉语知识》,在举例方面尚存在一些不当之处。现举几例,并略作分析。 1.第二册《虚词》中将“当初”、“后来”作副词的例子不妥当,因为这两个词都是时间名词。     

《诗论》考释的意见分歧以及相关问题

~~是有以上释文 ,这并不算错。是否妥当 ,则可以讨论。至于“乎”字 ,《诗论》“乎”字四例 ,分别见简 1、6、7、9,除本例外 ,余三例马氏均释为“乎”。本例释“呼”的确不当 ,笔者亦无意于为马氏辩护。附带说一句 ,姚氏引《毛诗》“百” ,阮刻本、朱熹《集传》作“百辟” ,“百”是笔误 ?付印校对之误 ?或者另有版本依据 ?笔者所见有限 ,谨此质疑。姚小鸥又云 :　　本简释文考释较为严重的问题在于整理者误读古书而将“无”训为“乍”。《诗经》中“无”凡五见 ,现以其在《毛诗》中出现的顺序徵引如下 :《大雅·抑》 :“无维人…     

《智囊》研究正误二则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冯梦龙和三言》一书在原书第三次印刷时,著者增添一段文字:“一六三四年,冯梦龙又辑成《智囊补》一书。现在传世的只有《智囊补》一书,《智囊》则尚待发现。”(见第九十四页)此说实误。实际《智囊》一书现还传世:上海图书馆即藏有明刻本《智囊》,为二十八卷,半叶九行,行二十字,评十九字,题空二字,前有张明弼叙、沈几叙及冯梦龙自叙。据笔者所知:明刻本《智囊》,上海图书馆有,北京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也有。又,关于《智囊》和《智囊补》的关系,有人认为“《智囊补》不过是增订性质的重编本,而不是续编本。”更有甚者进而指出“《智囊补》实际上是《智囊》的‘增订版’,《智囊》的内容已全部为《补》所囊括了。”然而,两说均不符事实。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有幸见到了明刻本《智囊》和清刻本《智囊补》两书,对其进行了统计和核对。从目录看,《智囊》和《智囊补》同为十部二十八类;不同的是,《智囊补》将《智囊》“捷智、术智”两部作了次序前后的调整。从篇目看出,《智囊》为九百六十八篇,《智囊补》为一千一百     

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卒年问题——与茅盾同志商榷

《收获》复刊号上,茅盾同志的《白居易及其同时代的诗人》一文中,曾提到唐代诗人韦应物,并对他的卒年发生疑问。两《唐书》都不为韦应物立传,使千载以下对这位诗人究竟卒于何年都成为疑案,正如杜甫诗所谓“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确实是一桩憾事。清纪昀号称博学,乾隆修《四库全书》,他做总纂,校订整理,每书都作《提要》,为乾嘉以后学者所称道,今人整理古籍,也常把他所写的《提要》冠于卷首。其实他缺少实事求是的学风,往往连原书都没有细看就写《提要》,以致常常造成张冠李戴的错误。例如他在《四库提要》集部四十六提到韦应物时,竟说“宋姚宽《西溪丛语》载吴兴沈作喆为作补传”,硬把《寓简》作者沈作喆(明远)代韦应物作的补传拉进姚宽的《西溪丛语》里去。事实是:沈     

也说“叵罗”

王德宇《何物“金叵罗”》(《文学遗产》1982第1期)认为金叵罗是“不能盛酒的金吸管。”窃有疑焉。王文所引诸例,骤看似乎都能证成其说。但古书中例子甚多,比如下引的一些,其中“叵罗”若作吸管理解便说不通了:“珊瑚杓,金破(叵)罗,倾酒凛凛如龙涡。”(刘长卿《高兴歌》)“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涌有声。昼窥之,或见铜叵罗,或见银熨斗者。”(《酉用杂俎》)“相得何以酬今日,倒尽樽前金笸箩。”(《平山冷燕》十四)     

“秦风”非基民歌说

司马迁认为“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比司马迁晚一千余年的朱熹,却说“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朱熹从何处“闻之”?近代研究《诗经》者,基本上公认为国风的大部是民歌。我们以“秦风”为例,逐篇略加考释,对国风为民歌说提出疑义。《车邻》,《诗序》说是“美秦仲也”。秦仲是西周宣王时代的秦国执政者,秦风不可能产生于宣王时代,此说不可信。近代研究者,或同意《诗序》之说,或认为“这是贵族妇人所作的诗,咏唱她们夫妻的享乐生活”,或说是     

《左传》杨注商兑(一)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事义兼释,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但也间有可商榷之处,我曾撰《〈左传〉杨注商补》（《古汉语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３期）一文,今复得若干条,敷衍成文,学人幸以教我。 长恶不悛,从自及也（隐６ Ｐ５０） 杨注：从,随从。犹今言跟着,表时间之速。王引之以为当作徒,不可从。 按：王说见《经义述闻》,确实不可从。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引此例,从训即、就,与杨注相近,王叔岷《古书虚字新义》从训因,皆未得。从应训必将,表示情势上的必然。《襄４》“《志》所谓‘多行无礼,必自及也”…     

读《全宋诗》札记(三)

误收李白三首诗《全宋诗》卷九七五《李之仪集》据清钱尚涂《买愁集》卷上补辑《诗一首》，诗云；“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留空床。床上绣表闲不寝，至今三载犹余香。香亦竟不灭，人亦竟不来。相思复相忆，白露湿苍苔。”此诗系李白诗远十二首》之十一，见王流往《李太白全集》卷二五。“留”作“余”，“床上绣装闲不寝”作“床中绣被卷不寝”，“犹”作“闻”，“相思复相忆”作“相思黄叶落”，“白露”作“露白”，余悉同。二诗显系一首，且异文以《李太白全集》为佳，当属李白作。补辑入《李之仪集》者显误。《全宋诗》卷一○七八《…     

初唐诗杂考(四十)

《田家三首》是王绩作《全唐诗》卷三十七有王绩的《田(一作山)家三首》,题下注:一作王勃诗。《文苑英华》卷三一九也将《田家三首》收在王绩名下,则知宋人对这三首诗为王绩所作并无疑义。而明铜活字本却将此三首诗归在王勃名下,从此,《田家三首》之归属始有两说。《全唐诗》收此三首诗在王绩名下时虽注“一作王勃诗”,但卷五十六王勃名下未收,其倾向性亦很明显。可明确断定《田家三首》是王绩作,因诗的内容风格正合王绩之生平思想及生活情趣。《唐诗纪事》卷四王绩小传云:“大业末,仕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因解去……以《周易》、《老子》置…     

文学主题说质疑

<正> 前一段时间,学术界在对氏篇古典小说的“主题讨论”的分歧中,有人对主题概念提出了疑义。这确实是值得深思和探索的问题。主题,大概是评论家发明的专用语。其实作家开始创作的着眼点,并非主题,而是如何真实深刻地反映客观生活。我国很多古典作家不必说,仅就现、当代许多著名作家的创作实践,也是与“主题思想”这一文学观念相悖的,有的甚至直接提出了疑义。曹禺在初版《〈雷雨〉序》中说:“累次有人问我《雷雨》是怎样写成的,或是《雷雨》为什么写的这一类问题,老实说,关于第一,连我也莫明其妙,第二呢?有些人已替我下了注释,这些注释有的我可以追认——比如‘暴露大家庭的罪恶’——但是很奇怪,现在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