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及其分析

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 关于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原则, 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以及苏联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 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革命的内在要求和列宁主义的时代特点与中苏两国国情的相似性是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影响的原因。对待列宁主义应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 用科学的态度去看待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对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依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大革命时期妇女革命意识之觉醒

大革命时期,中共的革命思想以政党化的方式渗透于社会。一些妇女在革命氛围中逐渐接受了思想的改造,革命意识得以觉醒。她们从革命的边缘人转变为拥有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群体,逐步走入革命的中心。妇女入党宣誓了妇女的政治态度和革命观的选择,她们的革命视域具有社会解放与自我解放的双重特性。与此同时,随着革命的深入,妇女革命的主体性越来越强,妇女党员增加成为一个趋势。     

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作用考辨

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作用需要准确认识。马林第一次来华的使命中并没有在中国建党的 任务。马林到达上海时恰逢“一大”的准备召开,他和随后到达上海的尼柯尔斯基共同参与了“一大”的 筹备工作。从中共“一大”决议的理论层面看,“一大”的意义仍然局限于建立列宁主义的真正共产党, 并未接受马林所介绍的共产国际“二大”有关殖民地民族革命的有关思想。     

百年党史视野中“组织力”概念的历史嬗变与时代意蕴

“组织力”概念的生成和变迁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变迁全过程,也与中国共产党承担的执政使命和自身组织特质密不可分。中共建党百余年以来,在不同历史境遇和时空语境下,“组织力”显然有着不同的话语内涵和指涉对象。在民主革命时期,因在使用主体上的差异,中共分别在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劳动平民、军队士兵等不同层面使用“组织力”概念。新时期以来,随着历史方位和中共执政环境产生的新挑战,中共话语中的“组织力”在词义上产生了转向,突出强调了保持和提高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的命题,“组织力”成为党的组织建设特别是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特定范畴。作为一个富有理论生命力的概念,“组织力”概念的变迁经历了自革命时期的高频出场到建设时期的适度聚焦再到新时代的话语勃兴,新时代背景下,基层组织建设的新实践为“组织力”概念的发展提供了新契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样本——苏维埃运动时期毛泽东对巴黎公社的认知与实践

巴黎公社影响中国革命的路径主要是通过政党精英的认知进而作用于政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作为较早体认巴黎公社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总结了巴黎公社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及其留给后继者在组党和革命过程中的教训。在军事斗争与苏维埃政权建设中,毛泽东将巴黎公社的诸多元素转化为革命道路上的行动指南,对巴黎公社这一独特的政治资源进行了本土化的开发与运用。毛泽东对巴黎公社的认知与实践,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初始样本,且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及整个中国革命的走向。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性的守正创新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蕴含着丰富的革命意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伟大实践,充分展现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革命性本质,并从政党主体的四个维度进行了丰富发展：坚持党的领导,确立领导“政治革命”的主体地位和使命担当;坚持理论创新,持久强化“哲学革命”的思想伟力和本土传承;坚持敢于斗争,持续激发“社会革命”的主体潜能和内生动力;坚持自我革命,创新深化“自我革命”的深刻内涵和行动自觉。     

概念形塑：中共革命语境中的“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作为中共治国理政话语体系中的基本概念,具有一套独特的话语表述体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调查研究”从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一般词汇和术语演变为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成为一个关乎革命道路、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和工具方法的总体性概念。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构成了理解“调查研究”概念的核心。调查研究概念的历史就是中共革命理论和实践走向成熟的意义浓缩,反映的是中共在革命复杂性中不断重塑自我,走出革命困境,实现政党自身成长的过程。     

列宁的建党学说

关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基本理论,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早期从事的革命活动中,总结了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就肯定了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政党。马克思写道: “无产阶级在它进行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自己已组织成为独立政党以与一切由有产阶级建立的旧政党相对立时,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无产阶级组织这样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达到这一革命的终极目的——消灭阶级。”恩格斯写道: “要使无产阶级在决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兼析新民主主义理论生成的实践逻辑

描绘革命蓝图,建构革命形象是政党赢得社会认同的主要方式,也是政党获得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途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成功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诉求;但基于民族抗战的形象塑造,遭到了国民党方面的质疑与批判。应对挑战,中共通过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建构,实现了理论创新,也塑造了崭新的形象。梳理这段历史可以看出,革命政党的形象塑造是多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政党间批判与回应的互动交锋,成为推动政党成长与理论进步的重要力量。     

试析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关于列宁主义的定义

<正> 1923年,列宁还在世的时候,加米涅夫第一个提出了“列宁主义”这一概念。但当时苏共党内关于这一概念的理解,还没有统一起来。这突出地表现在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对列宁主义所下的两个定义上。斯大林的定义是:“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季诺维也夫的定义是:“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两个定义是否正确、是否一致呢?斯大林认为自己的定义是正确的。因为,第一它正确地指出了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     

中共的自我调适与中华民族意识全面觉醒（1935～1940）

抗日救国的关键时刻,中共内生的自我调适与其中华民族意识全面觉醒具有“强相关”关系,这可以从自我调适的两个维度即组织发展与观念变革来解释。组织发展维度,中共意识到中国社会矛盾与阶级关系的结构性变化,阶级革命必须服从民族革命,据此调整二者关系,并发展成为一个兼具民族性与阶级性的“全民族的代表者”。观念变革维度,为了顺利开展民族革命,最大程度实现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中共把无产阶级国家观念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力图创建一个集民族主权与人民主权为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新国家”。自我调适的两个维度不仅使中共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作为全民族代表践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而且推进了中华民族大团结与全国革命的解放进程。     

高举毛澤东思想的紅旗,反对修正主义,保卫馬克思主义哲学

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无产阶級的革命斗爭中产生,并且是在无产阶級的革命斗爭中不断得到发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出現了“东风压倒西风”的新形势,“敌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来”,社会主义陣营力量不断强大,社会主义思想日益掌握更多的群众,表明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战无不胜的威力,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巨大胜利、大丰富与大发展的时代。     

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心学”实践进路

“心学”是共产党人党性教育的必修课,它关注的是人主观世界的精神改造问题。从“心学”角度透视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自我革命涉及“使命型政党”的理解,社会革命涉及“使命型政党”的追求,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通过“使命型政党”的塑造过程实现有机统一。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彰显共产党人的价值选择,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标示共产党人的价值定位,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展现共产党人的价值目标,共同构成了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逻辑。“心学”为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注入强大的实践动能,要立足“公心”深化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价值蕴涵,要立足“诚心”构筑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实践智慧,要立足“戒心”提升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制度效能。     

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与传播

五四运动与中共创立时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转折年代。觉醒年代的先驱者尤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内部旧式革命与外部新式革命的思考,促成了中共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从“中产阶级主其事”的“中等社会革命”“法国式革命”到以民众为主力的“国民革命”“俄罗斯式革命”;从反对清王朝的政治革命到“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再从“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发展到反帝反军阀的政治革命的两次转向;从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到“即行社会主义”话语,进而认识到现阶段“仅能行向国民革命”即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话语传播则从启蒙者的“革命”精英话语转向“到民间去”的大众传播。     

改造民主:抗战时期"三三制"选举的革命面像

"三三制"原则回应了现代革命的民主诉求,这一原则的革命意义还在于将自由主义追求的个体权利平等转化为革命政党追求的党派与阶级平等.梳理相关史料可以看出,完善"三三制"选举的过程即是政党改造民主的过程.在革命语境下,中共通过中间分子的"物色",选区的调整,原则实现形式的灵活性与政党领导的间接性等来塑造民主,巩固革命政权.至此,"三三制"原则成为革命政党改造民主,动员民众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早期政党形象建构的特征与启示

政党形象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党的生存发展和前途命运。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依照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的人民性、革命性、先进性等根本属性，以及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现实需求，建构起“人民性”政党的本质形象、“革命性”政党的实践形象和“先进性”政党的特质形象。中国共产党建构的这一政党形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价值立场，分别从阶级维度、人民维度、民族维度传播了中国共产党为工人阶级谋解放、为中国人民谋解放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宗旨使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政党、革命政党和先进政党的特殊性质。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需要更好地深化人民性政党形象、筑牢形象建构的思想基础，坚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的人民情怀，深化党的“同情人民”形象；坚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深化党的“领导人民”形象；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深化党的“服务人民”形象；需要更好地升华革命性政党形象构筑形象建构的实践基础，借助自我革命、社会革命、伟大斗争等革命话语、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相结合的革命实践以及弘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升华、构筑新时代的革命形象；需要更好地巩固先进性政党形象夯实形象建构的价值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坚决驳斥否定工人阶级的言论，坚守党的组织原则、严肃党的纪律作风，巩固新时代党的先进性形象。     

中国只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一 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和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问题,以及共产党同革命的民主政党及党外民主人士合作共事的思想。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党的“三大”的中心议题就是解决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合作问题,到了1924年中共     

论加强纪律建设的三个关系

<正> 加强党的纪律,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党的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性和革命权威的体现,是无产阶级政党要求全体党员自觉履行的法规和准则。具有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乃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区别于其护政党和组织的主要标志之一。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踢开党委闹“革命”,党被打乱了,党的纪律废弛了,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资产阶级派性恶性发作,不正之风猖獗。这些流毒和影响至今还没有肃清,其主要表现是:有的党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表示怀疑和抵制;有的目无党纪国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吗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舞台上,先后出现过德国的“正义者同盟”(1836年在巴黎建立)、英国的“全国宪章派协会”(1840年7月在伦敦成立)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在马克思、恩格斯领导下,于1847年6月在伦敦成立)等工人阶级革命组织。这些组织的性质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不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我国学术界大致有三种意见:多数同志认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少数同志认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只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或雏型;有的同志认为它只是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组织。     

“大党独有难题”及中国共产党的破解之道

党的二十大首次提出“大党独有难题”这一政治命题,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保持历史主动与战略清醒的政党品格,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探索通往文明与政党双重意义上“可大可久之政治”的行动路径。“大党独有难题”生成于由政党组织建设问题、政党执掌国家政权问题与政党联系社会问题所构成的政党政治“基本域”,具体表现为“大党”规模治理难题、长期执政难题与代表性难题。中国共产党的“大党独有难题”主要表现为空间维度上面临多重规模因素的叠加压力,时间维度上呈现为复杂状态下的长期执政,政党之“政”维度上需调节“部分”“整体”的互契张力,政党之“治”维度上则要实现超大规模政党的严格治理。破解中国共产党“大党独有难题”是一项系统工程,应从原则、价值、组织、制度等维度建构“四大治道”,即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原则遵循,以坚持人民至上为价值引领,以坚持党的自我革命为组织保证,以坚持推进党和国家制度建设为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