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之辨”与“华夏大防”

本文从理清"华夏"与"中国"的概念开始,引伸到中国人的中国观.中国人的中国观形成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叫做"华夏之辨",另一个阶段叫做"华夏大防".本文重点阐述了华夏之辨的产生、流布及其所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强调了"华夏之辨"转为"华夏大防"的必然性.本文分析了儒家思想对"华夏之辨"产生的重大影响,指出了"华夏之辨"毁灭性危害,当然也涉及到"华夏之辨"与"华夏大防"对中国人国民性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深层思想文化方面的根源.     

论佤族的华夏倾向

居住在中国云南西南部地区的佤族,历史以来属于华夏文化圈的边缘区,有的史书甚至将其称为"缴外"之民。然而,佤族文化系统里一直存在着强烈的华夏倾向和华夏情结,这种文化上的亲缘感和亲和力,是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形成、发展和充实的强力保障和源泉。佤族的华夏倾向和认同,对巩固中国边疆和多元化的中华民族文化及其群体认同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清末民初知识界文化心态变迁

当乾隆年间西方列强出现在中国时,中国士人坚守"华夏中心"说,将西方列强视作未曾开化的蛮夷,把西方工业革命后的成果当作"雕虫小技"。这种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在经历了鸦片战争后方有所改变。此时中国知识界开始正视西方列强的工业成就,但仍然秉持着文化上的优越感,并以"中体西用"指导洋务运动。至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备受刺激的中国知识界方才开始正视西方文化,意识到它是有体有用,堪与中国文化并肩的文化,并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到五四时期,在内外因素刺激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激烈批判传统文化,并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至此"华夏中心"说被摒弃。     

以德怀远的磅礴唐风——管窥唐朝政权与西南、南部民族间的封贡现象

围绕其建立形成的礼仪规范和价值体系--"贡制",是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重要脊骨.西南与南部的少数民族众多,在历史上多被冠以"蛮"、"夷"的概称,它们在很早时期就展开了与华夏皇权间的朝贡活动.唐朝国力强盛,诸夷宾服,盛唐时期,与中国建立朝贡关系的多达"七十余番".故是出现"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四仪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的兴盛场面.在当时的唐朝,经济、文化交流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繁杂缤纷,但是都被一"贡"字强势地掩盖住了.尽管唐朝时期的"封贡"在数量空间上有了惊人的膨胀与延伸,从地理与文化心理上来说,它仍然是华夏中心意识的巩固和延续.     

论古都文化场域中的洛阳文化品牌

城市文化品牌是城市文化禀赋与特色亮点的集中反映。在古都文化场域之中,"华夏之源""千年帝都""牡丹花城",立足于城市的历史基础与现实发展,彰显着洛阳独特的城市意象。建构"五都荟洛"文化景观,将会使洛阳成为富有中国特质、中国元素、中国味道的国际历史文化名城。"洛阳"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共同体关系,打造洛阳文化品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讲述"中国故事",传承与创新华夏历史文明。     

黄帝是传说时代由游牧转为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

黄帝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中游牧者的首领,他率领这支游牧人完成了向定居农耕的过渡,开创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结合,并对华夏农耕文化注入了新鲜活力的历史,从而被崇奉为华夏先民至高无上的始祖.由于古代华夏文明的发生、起源和许多文化方面的肇启都被追随到黄帝或黄帝时代,所以,黄帝又被尊奉为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的创造者,后又成为凝聚古代华夏和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推进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的发展.     

祠堂,华夏山水间的独特风景

正在乡土时代,祠堂是家族聚会的堂皇之地。作为中国古时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祠堂多有占地广、规模大、建筑讲究和气派恢宏的特征。时光带走了族规家法和统领一方的威严,它们历经岁月沧桑和劫难,带着移民和家族的传奇故事幸存下来,今天仍以静默的姿态,傲立在新貌的古镇里,成为华夏青山绿水间一道独特的风景。家族的发祥之地祠堂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性建筑,是一个家族的"发祥地"。过去的家训和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定,往往在祠堂这个处所中被展现得淋     

多民族“中国”的构建:司马迁《史记》的“中国”观

司马迁《史记》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虽然有指称"一国之中心"、"中原"、"华夏汉族"和"文化"等涵义,但主要的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书中称夏、商、周国家政权为"中国",包括夏、商、周国家政权控制的各族人;虽然也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为"中国",但后来所称"中国"则包括楚国,并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称秦汉为"中国"则包括秦汉国家政权管辖的各族人。书中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还用来指称"九州"和"十二州",将"中国"与"九州"、"十二州"、"天下"、"五服"、四海之内联系起来,也不是用"中国"单独指称华夏和汉族。书中不仅将华夏汉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还将少数民族说成是"炎黄子孙",构建了范围更大的多民族"中国"。这种多民族"中国"的构建,既是司马迁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对中国多民族凝聚为"中国"的历史总结,也与儒家的"天下观"和"大一统观"密切关联,更与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大一统时期强调"大一统"的现实需要分不开,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中国古代“三代”“四代”历史意识溯源

《尚书》在中国学术史上,最早按照虞、夏、商、周四代的顺序编纂,这种"四代"观念多见于先秦古籍,应是春秋战国时代才形成,是反向构筑起来的华夏历史系统,即由周、商、夏依次上溯而至尧、舜时代,体现了华夏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的内涵是:历史是在"天下一统"的情形下运行的,历史的主体是"一统"的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而不是分裂的各个小族群。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华夏历史意识也是一种"大一统"政治观,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华夏历史意识还与"华夷之辨"密切相关。《尚书》"华夷"思想以文化为根本标准,并没有绝对的血缘界限和地域区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灵活性,与现代民族意识有很大不同,这是王道史观最重要的体现之一。     

皋陶与中国法理学的萌生

依据《尚书》建构起来的文明建构逻辑与文明秩序原理,皋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思想人物与法律人物。借助皋陶之口阐述的法理学堪称中国法理学的源头与起点,在逻辑链条上堪称中国的"第一法理学"。皋陶论述了德的规范性,多层次地设定了君主的义务。在此基础上,皋陶以"典礼德罪"作为要素,为华夏文明秩序建构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阐述了中国本土最早的文明秩序原理。透过皋陶的法理学,可以解释华夏文明秩序的由来。     

“中国”、“河南”诸名称与古都洛阳

中国以及河南古今的诸多名称如"中国"、"华夏"、"中华"、"中夏"、"神州"、"豫州"、"中原"、"中州"、"河南"等的含义及其得名缘由,均与古都洛阳密切相关。由此可见,洛阳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上古中国法律的原始创制

"常道"概念是中国原始教法的基本概念,"三坟五典"是上古中国原始创制的基本内容,早在舜之时中国的教法已成,并已向"四方"系统地传播其教法,在此基础上西周之世就形成了对于"四方"治理的边疆理论。上古帝系对于"常道"的传承是后世历代王朝治理边疆族群的自信所在,在战国秦火酷法之后,经过汉代对上古轩辕道法的复兴,华夏的法律文化仍能够继续保持其文明的基本面,后世儒家坚持以"常道"为主的法律原则也不断催生了华夏法律文明的进步。     

夷夏观视域下“服事”思想之流变

中国古代的夷夏观念随着华夏族群的逐渐形成而不断强化,夷夏两大族群在文化上的巨大差距通过"夷夏之辨"思想得到了集中体现。文化领先的华夏族群试图改变中原区域夷夏杂居的地理格局,重构一种理想化的夷夏秩序,"服事"理论就是这种政治理想的派生成果。"服事"理论强调文化和职责差异,欲重构夷夏分布格局,有强烈的服务现实倾向。但这一理论设想最终被现实世界所突破,夷夏之间的战争摧毁了理想化的"服事"格局。春秋以后,"服事"理论逐渐丧失其现实意义,转而成为纯粹的理论探索。     

华夏媒介批评的概念、思想流变及其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媒介批评史料和批评思想,但华夏媒介批评研究一直少人问津。可以从概念界定、批评思想、价值取向三个维度构建华夏媒介批评研究的理论框架。口语批评方面,诸子主张"慎言"、崇尚"信言"、批判"修辞";文字批评方面,史官推崇"实录",官方批判小报"伪造假传、煽惑人心";非语言批评方面,古人重视其传播效果,批判不合礼仪规范者。华夏媒介批评共通的价值取向是"仁义礼仪""诚信朴实""固国利民"。     

黄帝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

黄帝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中游牧者首领 ,黄帝开创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 ,并对华夏农耕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黄帝又被尊奉为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的创造者 ,古代华夏文明的发生、起源和许多文化方面的肇启 ,都可以追溯到黄帝或黄帝时代。因此 ,黄帝和炎帝、蚩尤 ,是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所创造的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的三大代表。在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 ,黄帝又成为凝聚古代华夏和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 ,推进着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的发展。     

炎帝传说探论

炎帝是传说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这一名号是一个通称,指代的是北方黄河流域某个重要部落中的历代首领。炎帝传说自战国流传以来,历经两千余年,像滚雪球一样将不同时代的文化特质,以及多样的地域文化杂糅于一体,在"时"与"空"的层面上完成了层累积聚。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印证了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科学性。炎黄二族文化的交融促进了华夏文明的繁荣,"炎黄子孙"的称谓蕴含着不同区域文明在与中原华夏文明渗透交融后最终认同华夏文明的历史素地。     

神都洛阳

如果要给洛阳这座城市加个称号,可选的范围实在是不小。洛阳被称作世界"四大圣城",也是中国唯一一座曾被命名为"神都"的城市,当然,它还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顶着这么多的名字,洛阳注定是一个不简单的城市。     

重建区隔与自我认同:中唐时期的“华夷”书写与思考

中唐族群格局的变化改变了唐人对于"华夷"的体认与书写,与震惊、愤恨乃至伤痛心理相对应的生活场景,如女性服饰、河北胡化及士人走胡走燕成为常见的文学意象。在意象类型的叠加书写中,"天下一家"的原有心态渐次转换为"此疆彼界"的区隔意识。"边界"为"华夏"认同之基本要件的传统重被唤醒,但在李唐已无力扩展地理疆界的现实条件之下,稳定"中国"的内涵,则不得不将焦点自"外在的边界与异己感"转向"内在的边界与认同感"——一种近乎本质主义的思考被渐次强化,皇甫湜对于"权统"与"文化中国"要件的关注与论述,可谓中唐思想于此问题的重要创获。     

论清三迁都城的政治目的

偏居一隅、地处我国东北的满族,能够在一定历史时期里,成为华夏的主宰者,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罕见之举。此举虽然伴随着血与火的斗争,伴随着汉族及各族人民的悲号和痛苦的呻吟,但是,历史的发展是客观的,腐朽必然会被新兴的力量所代替。一六四四年,满族入关,尽取中原。取代朱明,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就是此族所采取     

“华夷之辨”及其近代转型

华夷之辨主旨是就华夏族和周边的夷族进行区别,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秦汉以后,每当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遭遇危机之时,华夷之辨就被重新提出和强调。近代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遇到了全面危机,夏夷之辨被重新提出和强调。"中华民族"观念是对"华夷之辨"的转型和超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走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