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作此花幽独——浅析姜夔词中的梅花意象

姜夔词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运用梅花传情达意。姜夔词中的梅花意象众多,按其作用的不同,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梅花作为吟咏的对象,全词以梅花为主角;另一类的梅花意象表现为梅花在词中多是一种点缀与衬托,起着配角的作用。其特点为：虽写的是梅花,但往往篇中很少出现梅花,或者未出现“梅”的字面,却句句紧扣梅花落笔;写梅往往不是只单单写梅,而是要与月、雪等意象连在一起写;姜夔笔下的梅花寓有多种情感;写梅用到了多种手法。     

"非纯情写作":独特的情感书写——重评李碧华的《胭脂扣》

李碧华是香港文坛上一位素有"才女"之称的畅销小说家,她的<胭脂扣>写了一个"人鬼之恋"的传奇爱情,但是作品超越爱情的"非纯情"的意义在于:她让如花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从一个妓女对爱情的坚贞执著中来体现对传统古典爱情价值观的迷恋和渴望,以此来映照现代香港人精神中所缺失的一种情结,并在对香港历史的追寻中,再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杜诗“诗史”精神的第三重内涵

学界对杜诗"诗史"精神的理解一般包含两重含义:能反映重大历史事件;某些反映个人家庭生活的作品亦能折射时代的心理特征。它还应该有第三重内涵:通过反映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精神风貌,再现真实具体的历史;杜甫论人也如史家论人,有不附时议、敢于坚持己见的勇气。写人的史家风范,使杜诗"诗史"精神的内涵更加丰富。     

不一般的普通人——从人物形象看《棋王》的内容底蕴

<棋王>是阿城的代表作.这部作品通过使创作主体浸入中国文化精神来写世界,充分体现了阿城小说创作方式的独特性.在<棋王>中,阿城从"身心合一"的关系来理解、建构"棋王",以"吃"讲"身",以"下棋"讲"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身心舍一"的"棋王".在"棋王"身上不仅折射出阿城对传统文化的领悟,也蕴涵了阿城真切的人生体验.更隐舍了作者对个体生命生存状态的反思.     

这不是一朵梅花———论《梅花喜神谱》的图文生成逻辑

《梅花喜神谱》是我国第一部诗画谱,作者为南宋江湖诗人宋伯仁.全书以一百幅图呈现梅花从萌发到凋亡的过程.作者根据梅花的不同开放阶段及俯仰向背的姿态,将其命名为所似之物,如植物、礼器、历史事件、动物器官等,继而"题以古律".诗句往往并不涉及梅花,而是围绕所命名之物展开,且多以儒家道德义理为意义归属.在此过程中,梅花被一再涂改和遮蔽,梅花的所指,甚至能指,都滑行在延异的途中:视知觉中的梅花形象被感知为形态相近的他物,并呈现为图像、被命名,即"名其所肖";所题之名或所似之物被敷衍为五言诗,并在其中纳入种种典故与教义.而梅花与他物的形象的联系和遮蔽,图和文的并置与裂隙,也是其独特价值所在.     

文化诗学语境下的中国小说评点关键词研究

关键词研究,主要是分析中国小说评点中使用的相类、相同词汇,如"文心"、"史笔"、"才子"等,发掘这些词汇背后所隐含的文化与历史的内涵。同时观照这些词汇内部的关联,描述由这种内部联系所勾勒出的潜在理论体系:以文心为核心,以作者、作品、评点为支点所构成的作者与读者的对话体系。关键词研究可以展现评点者的运思与表达方式。因此在文化诗学语境下,对中国小说评点进行关键词研究,是对小说评点主体的一种人文关怀,是一种在文本与历史中对评点主体活泼精神状态的描述,是对中国小说评点研究的可行视角。     

詹姆逊文化批评理论中的“历史意识“及其对建设中国文化诗学的意义

詹姆逊的文化批评理论对中国文化批评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只有深入研究其理论中的"历史意识"才能够深入理解他的理论,从而更好地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批评以及文艺理论。论文从"对理论及作品的历史化"、"历史与现在"、"历史与文本"三个方面对詹姆逊文化批评理论中的历史意识进行了分析,并探讨其在我国文化诗学的建设中所具有的意义。     

《水浒传》写"心"说综析

《水浒传》为谁写"心"?历来众说纷纭为农民写"心",为市井细民写"心",为江湖游民写"心"等等.但通过对作品内容、人物性格和说书者思想感情倾向的分析,可以认为《水浒传》是以写"士心"为主和为其他阶层写"心"为辅的作品.这是因为施耐庵有着"替天行道"、不平则鸣和辅国安民的"南柯之梦".     

台湾现代咏物诗:从古典咏物,入物质文化之境

自五四新文学运动文学革命以来,新诗取代旧体诗,此一状况下的"咏"物"诗,"物"是载体、媒介,或起兴。在研究咏物诗长期发展过程的此时此刻,必须以"物质文化"、"视觉文化"等论述着眼,从诗人创作轨迹及作品进行研究,跳脱广泛的咏物,进入精致咏物;由一般物,进入深含历史的、文化的物之书写。台湾诗人张错,从《浪游者之歌》、《另一种遥望》、《咏物》、《连枝草》诗集,丰硕且精纯地示范了诗人如何以诗的语言进出"文物"与"历史"﹔从物质文化出发,以强烈的抒情笔法,既写物之风华与视觉美感,然因物而生之文化底蕴与时空沧桑,亦缠揉其间,堪称当代最有企图的文玩书写者,亦将台湾现代咏物史,带入精粹的物质文化诗境。     

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五向度

中国当代历史题材文学创作须有五个向度。历史观是创作的指导思想,创作历史题材文学作品要关注的第一个向度,既然是在写"历史",就不能不对你写的那段历史有一种理解和评判。以"大历史观"从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地审察和批判历史,是可取的。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核心地带是艺术真实,对此向度历来成为关注的焦点,需用"建构"的观点来解释,原本的历史真相是"历史1",历史文献是"历史2",而历史题材文学中虚构的历史是"历史3",艺术真实应是"历史3"。价值判断关系到对历史的深刻评价,是历史题材文学又一个重要向度。历史的前进经常伴随着悲剧性,从而形成历史的"悖论",历史—人文张力论,可以解决历史上纠缠不清的"悖论"。历史总是处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链条中。写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最终是要与现实对话。在此向度上,既"用现在解释过去",又"用过去解释现在"的观念,也是必要的。文体审美化是历史题材文学的第五个向度,关系到作品的艺术魅力问题。古人提出的"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的双向拓展应是营造审美化文体的关键。     

历史虚无主义的新表现、危害及抵御之策——以学报编辑的视角

长期以来,我们都在深入持久地对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进行批判。但历史虚无主义不时变换门庭,以"反思、重评"的方式虚无历史,以"解构"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方式虚无历史,以文艺"创新"的方式虚无历史,以"戏说、调侃"的方式虚无历史。其实质是通过所谓的"反思、重评""创新"虚无历史;通过"调侃、戏说"历史,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通过否定革命英雄、解构马克思主义经典,进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编辑工作中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不断提高自身的历史思维能力,以强大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抵御历史虚无主义。     

语用学视阈下的《十个印第安人》探析

用语用学的"预设理论"、"合作原则"和"言语行为理论"对《十个印第安人》的英文原作进行探析,发现作品从头至尾穿插着两条线索,一明一暗,明写少年尼克浪漫情怀的幻灭,暗写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歧视,分析了以乔.加纳一家和尼克父子为代表的美国白人农民阶层和中产阶层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歧视,这是标榜种族平等的美国文化的悲哀。     

江湖诗人情感书写中的羞及其遮蔽与升华——以宋伯仁《梅花喜神谱》为考察中心

江湖诗人多生活困顿、四处干谒,而南宋繁荣的经济与文化又培育了他们细腻的情感与丰富的欲望,其悲喜多和生计、感官和身体密切相关,具有近世性。他们笔下的饥寒劳顿不再具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形而上意味,而南宋理学对羞耻感的多方塑造,更凸显其面目举止之“可羞”。他们在诗画创作中大量引入梅花,且通过文字、图像,将梅花塑造为遮蔽/彰显自我的符号,“嚼梅”则是其获得情感升华的独特途径。江湖诗人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即将梅花展示为面容,以一百幅图呈现梅花由荣而悴的过程,并配以五言诗,写梅、画梅,“捋香嚼粉”,以获得情感的升华。     

浪子&#183;硬汉与生存恐惧－潘军小说论之三

潘军的创作根底上有着"行吟诗人"的气质.他对于流浪与漂泊生活具有极深痴迷和眷恋,他喜欢以"在路上"的方式来彰显他的海明成式的硬汉精神.但他的作品中却也和所有现代主义小说家一样充满着对生的恐惧.潘军小说中的恐惧感其根源在于深层的悲剧性的历史文化意识,来源于他对历史的不可把握性的体认.同时,潘军对硬汉精神、对高贵的流浪汉精神以及对于恐惧感的表达,是充分诗意化的.     

台湾同胞与梅花文化

上世纪初，国民党宣布了“梅花是中 国国花”之后，一些人在很长时间里曾经 “敌我分明”地避讳谈梅花；尤其是台湾上 世纪七十年代曾有一首叫《梅花》的歌曲 在东南亚大流行，一唱就令一些人神经紧 张起来。其实，梅花作为台湾的标识并非台 湾的“专利”。六朝古都南京市1982年宣 布“梅花是南京市花”，并确定每年2月底 3月初举办“国际梅花节”，广邀海内外宾 客来“赏梅探春”，以繁荣当地旅游经济。 可以说，梅花文化是海峡两岸同胞的同根 文化。正如每一个省都有她的省花一样，梅 花作为我国台湾省的代表花毫不奇怪。 说起台湾同胞喜欢梅花，与其地理气 候有一定关系。台湾气候暖和，虽有冬季， 但与北方那样普遍银妆素裹却有很大差 异。所以，梅花在台湾并没有像祖国大陆北 方那么多，只有台东、嘉义以北有一些，每 年10月便开花，而且花香远不如大陆北 方。历史上台湾不但有著名的梅花产地(如 南投县雾社梅峰等)，而且台湾不少地区经 常出现冬天未临梅先放奇观。2001年中秋 节过后，台东的肥池上乡、关山镇、东河乡 山区，就有将近二分之一的梅树开花，簇簇 梅花迎风摇曳，颇有清静高雅之美。对这种     

论世代累积型作品的传播特征及传播模式

世代累积型作品是不知名群众作者和著名文人作家在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加以演义、传奇、大话渲染而成,具有语言口语化、内容通俗化、精神平民化的特点,在传播过程中表现出倾向志异写奇、彰显道德意义、注重传播载体、立足最佳时空、受制于传统文化的传播特征,并以"高山流水式"传播模式广播于世,最终成为一种渗透全社会的文化现象.     

文化批评的达成:《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论

以"复数的解释和记忆"颠覆既成的、统一的"历史的讲述方法"是1964~1967年前后大江健三郎最关心的问题点。本文以《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为中心,从小说体现出来的"历史的叙述方法"中考察大江健三郎的历史意识,以及因这种历史意识的介入而达成的文化批评的情状。在《万》中,关于万延元年农民暴动的所有传承、记录、记忆都是在某种特定的情景中以特定的意图被讲述、被接受的,而大江所真正要抒写的绝非"历史"本身,而是重复着这种"历史"的"当下"。这部作品是深层次进行民族反思的操作,从中可以感受到的是作家通过对"历史"的唤起和对"历史意识"的追究来进行的对日本近代史的批判。大江健三郎以《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又开拓出了他身为"启蒙者"的又一条新路,即通过对历史的追究进行文化批评。     

沈从文创作中水的精神文化原型分析

沈从文小说中以写水文字居多,这和其所处湘西水域无法分开,"水"作为其文学作品的精神文化原型,寄寓着人性之美,渗透着作者孤独情结的生命体验。考察其作品中水原型的意义,就在于发现隐伏在原型中的精神文化心理与作品的深层意蕴的内在同构。     

宋词中梅花意象的三种类型

宋词中梅花意象的三种类型一、“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梅花的美人姿态。由梅花联想到美人，一是梅花本身具有清冷淡雅的美；二是从历史上的故实进行联想，如被引入咏梅词中的美人寿阳公主、王昭君、杨贵妃等；二、“孤标最甘冷落，全不许蝶蜂亲近”──梅...     

自我实现的影像历程——论李安“父亲三部曲”的真正内涵

对李安"父亲三部曲"的解读大多集中于文化视阈上,但是这种广角式的解读模式使得李安电影作品的本真性被消解在宏大的文化背景中。其实,自我意识才是李安"父亲三部曲"的基点所在,其作品的真正内涵就在于他用一系列的影像展示了一个自我意识的实现过程,李安以"冲撞"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和道家文化进行批判,并在这种批判中显现了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