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基于“中国方案”的视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诸多重要论述。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一种外交战略、价值理念,同时也是中国对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给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方案。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其自身的独特含义,它体现了我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同时也为世界的进步发展贡献了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中国方案",有利于促进中国和世界的和谐发展。     

传承与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积极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价值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首先应该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了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并在坚持相互尊重、倡导生态文明、坚持合作共赢和文化传承的基础上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发展。     

论生态正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生态正义系人类在维护全人类的生存权益和满足生态保护愿望的基础上,遵循生态系统自身发展规律的一种正义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正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促进、密切关联,具体体现在价值取向、伦理认同和实践过程三个层面。当前,国际社会仍存在不少阻碍生态正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因素,唯有以生态经济超越生态霸权主义,以生态道德解构人类中心主义,以合作协商推进低碳主义才能进一步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推进人类社会文明发展。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四重维度探索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面对纷繁复杂的外交局势在外交理论和治理体系上做出的伟大变革,也是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梦的集中体现,也是世界梦的目标所在。作为当下中国核心外交理念,它必将引领中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科学构建国际秩序新格局,维护世界的持续和平发展。 因此,分析研究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具体内涵,并从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全球治理观四重维度进行阐释,有助于探索出一条适合全世界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有效路径。     

从实体性存在到规范性存在——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价值依据及实践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其承载的关于人类价值规范和交往秩序决定了它本质上属于一种规范性存在样态。作为超越实体性存在的特殊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规范性存在样态主要在于其内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价值张力,这种价值张力在现实中表现为共同价值与价值存异、公共权威与个体自主、超越旨趣与适度稳定的合理关系。上述价值关系的处理也充分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方案中,即中国传统"和文化"价值引领下的共享发展格局、"承认的政治"下民族自主与"中国方案"的价值威信、战略举措下的区域化样态与价值超越下的全球化趋势,以上方案推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构建在"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不断发展。     

习近平世界新秩序观的理论价值探析

习近平世界新秩序观是超越当前世界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新型话语表达,有着独特的理论价值.一方面习近平世界新秩序观超越了西方主流世界秩序理念的"冲突秩序观",倡导一种"协和万邦"的"和谐秩序观";另一方面习近平世界新秩序观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是对马克思关于"虚假的""冒充的"和"真正的"共同体的认识的深化和发展.而这种关于共同体的设想,也正好是习近平世界新秩序观的鲜明主题,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共产党世界和平观的建构和嬗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回眸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中国致力于世界和平观的构建,从邓小平"有所作为"外交思想到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国共产党及其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国理政的现实实践中形成了一个理论架构上渐趋系统化、中国和平与世界和平紧密相连的世界和平观。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同体和治理共同体是当前维护世界和平最为务实有效的做法之一。     

构建命运共同体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面对当今世界形势,解决全球化问题的中国智慧。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中,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包容、普惠、平等、共赢理念的理论基因,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新时代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国方案的具体实践与中国新时代五大发展理念的相通之处。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略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意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方略立足于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立场,充分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思想养料和理论精华,为人类的前途命运划定了时代新坐标,标注了历史新方位,也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与进步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它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意蕴,主要表现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方略形成的动力和源泉;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方略的核心价值取向和原则;维护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方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方略的理想追求和奋斗目标。深入探究并系统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方略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意蕴,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把握这一世界方案的思想内涵和价值意蕴,而且是引领世界人民共同创造人类美好家园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对中华“和合”思想的运用与发展——基于外交工作的考察视角

"尚和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追求的理想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对此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中多次阐述,特别是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外交活动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和合"外交思想:一是用中国传统的重"和"思想丰富和平发展思想与"和而不同"思想;二是把中国传统"合"的思想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合作共赢思想。这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和""合"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