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会真传》为闵评说质疑——与蒋星煜先生商榷

《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刊载了拙作《<西厢会真传>汤显祖沈璟评辨伪》,同年第4期又发表了蒋星煜先生《论<西厢会真传>为闵刻闵评本》一文,作者也赞同此书非汤、沈二人合评的说法,并进而指出“《西厢会真传》是闵遇五批评的。”蒋先生认为《西厢会真传》为闵评,并没有提出直接的可靠的证据,只不过是将闵遇五所撰写的《五剧笺疑》与《西厢会真传》的题评作了对比。实际     

孔子德论再探讨——兼与孙熙国先生商榷

孙熙国先生认为,孔子以"道"论"德",并在"道"的视角下观照"德"的意义,把"道"置入人心,从而为他的人性理论建立起了形上依据。实际上,孔子思想中包含着后世心性理论的因子,并不代表孔子本人已经建立起心性理论;以后学的思想来表述孔子的德论,亦有过度擢拔孔子理论高度的嫌疑。"德"在孔子那里不仅是道德品性,还具有神秘力量的意味。他因"天"言"德",在"天"的帷幕下论述"德",并试图将"德"置入人心,为儒家后学继续发展心性理论作了必要的理论铺垫。     

也论历史感──与雷戈先生商榷

对史学理论特别的爱好使我经常关注全国各大报刊,如果能从中看到相关的文章,甚至看到立意较新的文章时,常常激动不已。一边由衷地感谢作者的研究,更感谢编辑的编发,一边又仔细研揣,每每都有意外的收获。新近读到《学术月刊》１９９８年第６期刊登的雷戈先生的《论历史感与历史学》就是这样。同时．因为在长期的史学理论的学习、教学中对“历史感”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看法①,所以对雷戈先生文中的观点疑窦丛生。在这里提出来,以就教于雷戈先生和史界同仁。     

也论《圆圆曲》——与姚雪垠先生商榷

《圆圆曲》是明末清初的诗人吴伟业的代表作。它以强烈的民族感情,狠狠鞭挞了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吴三桂,再加上它词采绚丽,用事典雅、音调铿锵,节奏宛转流利,因而几百年来流传不衰,成为“梅村体”的代表作。《圆圆曲》的故事究竟符合不符合史实呢?这个问题关系着如何分析评价这一脍炙人口的诗篇:它到底是纪事写实的现实主义作品呢?还是架空虚构的传奇性作     

论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与伍纯武先生商榷

最近在《学术月刊》1961年第三期读到伍纯武先生一篇文章,题为“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他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没有可能进行资本原始积累”,“鸦片战争后小生产者的破产和社会资金的积累不是资本的原始积累”,“鸦片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也不是原始积累过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是资本的转化和资本的积累,而不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总之,伍先生全文的精神在否定中国历史上有过资本的原始积累,认定“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甚至在鸦片战争之后,有否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还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不同意这些看法,特提出来和伍先生商讨。     

论正义的二元结构特征——兼与王海明先生商榷

人是差异性与同一性的统一,基于此,正义便可分为基于人的差异性的正义与基于人的同一性的正义,正义是二元结构的。按贡献进行分配主要体现正义的差异性原则,它不适于解释人权平等,因为人权平等是根据人的同一性原则而生成的。     

再论《隆中对》——兼与田余庆先生商榷

诸葛亮的《隆中对》在历史上影响巨大,既关系到三国的兴亡,又关系到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故后人对其议论甚多,近年来不少学者还提出了新的见解。笔者认为在《隆中对》研究上,必须以确凿的史料为依据,以不偏不倚,求实认真的态度进行全面深入的钻研,才能识其庐山真面目,还历史人物的本来。下面就谈谈个人《隆中对》有关问题的一些看法,并与同志们商榷之。     

"辞"非文体论——与褚斌杰先生商榷

<楚辞>,即"楚人语词"."辞",不是文体名.当今学术界认为"辞"是文体之名,此说不能成立.<楚辞>与<楚词>并举,"辞赋"与"词赋"并称,"辞人"与"词人"同用.词、辤、(辤)(后二字今简作"辞")本义不同,但是三字古音相同,可以通假.本文考察了两汉至盛唐11种主要文献,论证了作者的观点.     

论罗尔斯契约论复兴的虚假性——兼与何怀宏先生商榷

契约论是罗尔斯正义理论中的重要内容,是罗尔斯推演他的两个正义原则的证明方法。本文认为,与其说罗尔斯的契约论是对传统契约论的复兴和发展,倒不如说是对传统契约论的倒退和否定。从契约论的基本精神层面看,罗尔斯不仅没有恢复和复兴契约论,相反,正是由于他的所谓"复兴"的努力,更加把契约论推向了不归之途。     

论资本原始积累与暴力的关系——和伍纯武先生商榷

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前提时曾经指出:“要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久的自然法则’,要完成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耍在一板,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对极,使人民大众转化为工资劳动者,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就是说,首先必须在某些人手中集中一定数量的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并把它转化为用来剥削雇佣劳动者的资本;另一方面,还必须使劳动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使他们成为没有生产资料的牵连,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象鸟一样自由的自由劳动者。他们一无所有,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活。而自由劳动者的出现,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资本由幼虫变为蝴蝶的发展,正是由劳动力的被剥削这件事来完成的。所以马克思说:“资本关系就是把这件事当作前提:劳动者与劳动实现条件的     

论儒学与专制有必然的联系——与蒋国保先生商榷

蒋国保先生的论文<论儒学与专制没有必然的联系>标榜"以理性而非情感的态度"探讨儒学与专制的关系,实则是壁垒森严的先入之见:割裂了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将儒学解说成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超越性存在,以及关于"仁爱"和"平等"的教义.由于对批评的对象并不了解,他的批评成了悬鹄以射的仪式化表演.对传统文化或儒学,刘泽华先生及其团体也不是视为"糟粕"而简单地全盘否定,只是主张扣紧时代课题,在现实实践中实现传统价值的转化与开新,并且在开始大规模的文化建设之前,先要下功夫做好基础性清理工作.他们不是执意与"弘扬"派为敌,只是强调思想者应当捍卫批判的立场,在风尚的熏染和利益的纠缠下保持应有的警觉,因为对传统的"弘扬"过度会导致对现实真问题的遮蔽和消解.     

再论人性的渊源——兼与沧南先生商榷

人和动物有共同的属性,但人的生存和动物的生存不一样,人类有"希望",动物没有"希望"。劳动是生存的手段,人的根本属性应根据劳动的目的来定义。关于生存、尊严、名誉、亲情、合群、自由、发展的人性分析与唯物史观内在一致。人性是习得的,并且是变化的。     

论劳动者的企业主人地位——与曾永寿先生商榷

企业主人是能够自主行使企业剩余价值索取权和企业控制权的人;在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组织中,企业主人表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与资产所有者一同成为企业主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中,资产所有者是企业主人,但这并不否定劳动者也可以成为企业主人,在一定程度上确立劳动者的企业主人地位仍然有客观必然性;曾永寿先生提出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中的劳动者不是企业主人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     

“国有企业宏观效率论”辨析——与刘元春先生商榷

刘元春先生在《国有企业宏观效率论》 (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 2 0 0 1年第 5期 ,以下简称“刘文”)中认为 ,在渐进改革的过渡期间 ,国有企业可以作为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制度安排 ,可以成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器”、“技术扩散中心”、“社会福利的提供者” ,因而     

社会与社会学——兼与潘修华先生商榷

有学者宣称：中国没有＂社会＂。这是一种民粹主义观点。中国不但有社会,而且有世界上发育最完备、组织化程度最高的社会。最根本的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社会学。     

朱子心性论的结构及其内在张力——与乔清举先生商榷

朱子心性论的成熟理论形态,不仅是对此前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有关心性论的全面总结和深化,而且对于宋代之后理学心性论及其相关理论更是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对于朱子心性论的结构及其内在张力的研究,事关朱子学乃至整个宋明新儒学的核心义理规模和基础理论命题.乔清举先生在2011年第2期的《哲学研究》上刊发了一篇名为《朱子心性论的结构及其内在张力》的论作,沉潜反复之后,笔者认为有必要就乔先生文中的主要观点予以回应和商榷.笔者认为乔先生从“本体”和“功用”的视域看“心”与“性”的“统一”和“分离”,不仅误会了朱子“心”与“性”的概念关系,更是忽视了朱子心性论中曾为朱子反复强调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即“情”的维度,从而客观上抹煞了朱子哲学和整个朱子学所素重的现实关怀的面向.     

再论学术考辨与文史涵养不可或缺——兼与王辉斌先生商榷

学术研究是严肃而审慎的工作,凡从事者均宜黾勉以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不可因自身文史涵养的欠缺而出现常识性的错谬.文章撮举部分唐代文学研究著述因缺乏文史涵养而致误之例,分为不谙史实、不谙称谓、不谙校雠、不谙典制、不谙物候、不谙文体、不谙格律、不谙词义、不谙地理、不谙历算十类,以供参酌戒鉴.     

论郑思肖《心史》绝非伪托——与姜纬堂先生商榷

中华书局《文史》第十八辑上姜纬堂先生发表《辨〈心史〉非郑思肖遗作》,将二百多年来本应有定谳的一件公案重新提起,“肯定《心史》绝非郑所南的遗作”。然而,姜文所辨实不能令人信服,今谈谈敝见,以就教于姜先生与广大研究者。     

论马克思人的本质观真谛——兼与张奎良先生商榷

古往今来的人不能给人本质以正确的解答,原因在于其没有理解或掌握事物本质是由实践定位的理论和方法。基于实践需要,马克思实际上科学地阐明了人的类本质和具体人的本质问题。对于前者,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相对动物而言的,对这种本质他特别看重人的劳动方式;对于后者,马克思认为具体人(个人、群体)的本质是相对于具体人而言的,对这种本质他特别看重人的社会关系。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中的人"具有双重的价值取向",其真谛蕴含着马克思基于不同实践需要而对人本质进行的这种双重定位。脱离实践定位事物本质的理论和方法,就容易导致对人、具体人界定不清,使其对人本质的理解与马克思对人本质的理解产生差异,也无法回答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中人的问题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