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问题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宗族问题,是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不可回避的、直接的、现实的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探讨宗族问题,化解消除宗族势力,把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到新水平,甚为重要。一、宗族活动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为了在宗族很盛行的广大农村建立基层组织,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并根据广大农村的实际先后建立基层政权。经过四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更加稳定,宗族、宗族势力几乎绝迹。但要使广大农民改变过去的惯性思维,走出宗族、宗族势力的思想束缚是不容易的。近年来,宗族势力在部分农村中死灰复燃,有所抬头,亟需引起重视。其主要表现是:①寻根问祖。随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当代宗族:一种传统嵌入现代的社会组织

宗族复兴现已是不争的事实,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宗族复兴的作用机理进行全面透视可以得出:传统宗族具有社会组织功能与特征的品质即传统宗族的社会资本特性,其内含传统宗族的社会资本信任机制、规范机制和网络机制;当代宗族正是在当代社会现代性的发展面临困境的社会背景下,基于传统宗族的社会资本特性,出现了"路径依赖"的社会现象而勃兴的;当代宗族是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获得重生的传统,不可避免的带有传统宗族的某些性质,同时也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农村现代化大潮的涤荡与洗礼而发生异质性的变化,从而带有某些现代性的气息;因此,复兴的当代宗族是一种传统嵌入现代的社会组织.     

苏维埃时期党对宗族改造的经验及其启示

在苏区,宗族势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在乡村中一直存在着.在赣东北苏区,农民往往以族为单位,参加革命或者反对革命.在分配土地过程中农民"封建的宗族观念很严重,整村瞒田".即使在中共组织内部也有严重的宗族势力存在.毛泽东就曾指出:"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就是家族会议.     

汉代民间互助保障的主体——宗族互助

宗族互助是汉代民间互助保障的主体,主要表现为经济互助、散财同宗、收养族中孤弱和聚族自保等。对贫弱宗人的救恤,有助于宗族邻里的团结和睦,帮助族人抵御自然灾害和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家族为基础的互助保障成为维系汉代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石。同时也应看到,汉代宗族互助具有浓厚的阶级政治色彩,豪强大族兼并土地,是宗族成员贫穷的重要原因。     

明清时期华北宗族的发展——以山西洪洞刘氏为例

明清时期山西洪洞刘氏与当时南方的宗族一样,从明中后期开始组织化.刘氏从默默无闻的家族崛起,成为当地的望族,发展起宗族组织,并从明中叶维持到清末,主要原因在于科举的成功,农商结合的经济以及响应政府的教化活动,此外与大族联姻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洪洞刘氏虽然经历了明清鼎革,但是其宗族建设进程并未断裂,在清朝继续保持其优越的政治地位.刘氏宗族在清代通过进一步加强宗族建设,使宗族组织化,宗族经济增强,反映了明清华北宗族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客家宗族组织治理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启示

客家宗族组织治理作为客家民系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具有＂崇祖、重教、自治＂特点,在客家地区社会管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正视客家宗族组织治理问题,进行积极的引导,努力挖掘传统形态中的现代因子,使客家宗族组织治理在社会管理创新,特别是乡村治理、村民自治过程中发挥积极的正向作用。     

当代一个小姓移民宗族组织的成因与功能--对江苏省大冈镇X姓宗族组织的个案研究

1949年以前,宗法组织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宗族势力也一直是国家权力的延伸和补充,两者处于一种同构状态。1949年以后,我国农村经历了一系列的合作化、集体化运动,农民被各个时期的种种准行政性组织予以重组。由此,在广大中国农村延续了千年之久的宗法组织被不同程度地予以摧毁或瓦解,宗族活动基本处于停止状态。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在经济体制改革浪潮的推动下,在经济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的同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随之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农村宗族势力再度抬头,宗族组织活动逐渐呈现出活跃的态势。     

明清时期淄川宗族祭祀形式初探

明清时期,淄川毕氏、高氏、王氏等大族声势显赫.他们通过在家庙、祠堂、庭院、基地等不同场所举行祭祀,不仅加强了宗族成员的血缘性认同,而且也对地域社会中小宗族祭祖方式产生一定影响.显然,宗族认同标志的等级性演变,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宗族自身实力和地域社会紧密相联.     

农村宗族势力蔓延的忧思及对策

近几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宗族势力在我国农村突然又死灰复燃,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已成为农村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影响这些地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一大隐患。农村宗族势力结成的宗族团体在政治上与农村基层组织相对抗,影响农村政权的巩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在经济上形成以宗族头目为核心的、封闭保守的“联合体”,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在文化上,     

宋元宗族的坟墓和祠堂

宋元时代是祖先祭祀方法由坟寺到祠堂变更的重要时代。本文以苏州范氏为中心,从宋代士大夫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家族、宗族的侧面论述坟墓、坟寺、祠堂的实态和祖先祭祀。从社会史特别是家族、宗族的方面将坟墓、坟寺和祠堂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具体论述苏州范氏的坟墓和坟寺、祠堂的问题、家族宗族的迁居和定居、阶层性、风水、夫妇合葬、坟寺和祠堂的管理、运营等。     

新农保、宗族网络与农村家庭代际转移

在传统养老方式日益弱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面覆盖的背景下,本文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为基础,探讨了正式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传统宗族养老文化对农村家庭代际转移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新农保制度覆盖初期,农村老人参保对代际转移具有挤入效果,随着政策的深入开展,新农保制度对代际转移的挤出效应逐步显现.而宗族网络对家庭代际转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宗族为载体的传统养老文化依然保持着较大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农保制度的效果.     

论先秦到两汉宗族形态的变迁

随着战国时期先秦宗法社会结构的瓦解,秦汉社会有一个宗族重建的过程,西汉武帝以后的选官制度为累世经学者提供了经学入仕的条件,继而四世三公式的官位世袭为世族的稳定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使他们得以重建宗族的势力,到汉末终于完成了秦汉宗族社会结构的重建工作,魏晋的九品中正制更使这种宗族把持政权制度化,进而形成士庶天隔的新的士族社会结构。     

明清时期的北方宗族与地方社会——以河南新乡张氏宗族为中心

张氏宗族是明朝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迁居河南新乡的北方宗族。在明末清初时,凭借宗族内正确的教育方针。张氏族人开始科举仕宦,涌现出以张缙彦为代表的科举入仕之人,张氏也逐渐成为当地望族。本文以个案的形式,考察了张氏宗族在地方社会中的发展状况以及其进行的一系列宗族建设,并且注重研究兴盛后的张氏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希望能使对北方宗族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教育、宗族与地域社会——清中叶江西万载书院再考

地处江西省西北边陲的万载县,在清中叶的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兴建书院的热潮,地方宗族也参与其中。宗族参与的方式是以创建族学书院为主以及购置学田、奖以花红盘费、创建试馆等助学措施。宗族创建书院的资料在县志和族谱中均有记载,但各有侧重。县志中收录的族学,强调的是作为书院教的一面,同时也是地方宗族实力兴替的一种体现。族谱中收录的族学,突显的是其养的一面,甚至因此纠缠于义学与义田的兼行分理纠纷之中。宗族组织的积极参与地方教育,与同时期活跃的族群、士绅等群体,使得地域社会的凸显成为清中叶的时代特征之一,有助于帮助理解19世纪以后大历史的发展演变。     

晚清民国以来的河北宗族述略——以河北宗族族谱为中心

在河北宗族的建设上,明清与晚清到民初并没有大的断层,而多表现为一脉相承,这一发展特色既有其外在的原因,又有它内在的原因。从清代到民国,农村宗族的变迁是缓慢的,它的迅速衰落不是制度的废除,很大程度上也不是新思想的宣传,而是外在的冲击。     

宗族与农民的政治参与——对浙中祝村的经验研究

通过对祝村调查,本文指出:(1)尽管在许多正式的制度安排上,个体已成为首要的权责承担者,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和政治行为中,当代农民尚处于从"村民"、"族人"等等走向以个体为本位的"公民"的途中;(2)在利益关系是约束农民政治参与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的情况下,宗族对于农民的政治参与、特别是对于宏观政治的参与,实际上已没有太大的影响;(3)从祝村调查还可以进一步看出,不能仅仅将宗族作为"自变量"来看它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还应该将宗族对政治参与、政治发展的影响本身看作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宏观变化的"因变量".     

宗族风土的地域与心性：近世福建义序黄氏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本文是笔者宗族风土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近世福建义序黄氏宗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部分。笔者采用了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结构分析和福建地方社会风土考察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根据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观察和对族谱等第一手资料的解读,勾勒了宋代末期到民国中期义序宗族的历史。义序个案提示,虽然族产和乡绅的能动性时宗族的组织化具有决定性的功能作用,但父系的观念系谱和以此为基础的宗族乡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传承是近世宗族存续的文化前提和社会基础。这种宗族的风土性渊源于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结构性要求和以儒教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长期渗透,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宗族自身亦成为晚期王朝统治和德治政治文化的基础。     

村庄治理中的传统组织与民主建设——以宗族与村庄组织为例

在宗族型村庄,某些自发的非正式组织如村庄、宗族等自治组织按民主—自治的规则治理着底层乡村。虽然其自治结构与运行质量尚是初级的、"原始的",但却表明了农民对民主—自治的内在意愿与实际能力。乡村的宗族等传统组织资源,不仅不是社区公共治理的障碍,相反有可能成为民主—自治的基础。不过,宏观体制与政策,如政府对资源的垄断、不允许农民自组织起来的政策以及乡村治理体制的行政化约束等,都严重地制约着农民的组织和治理能力。因此,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和治理能力,还应该进行政治上的进一步改革。     

试论“五四”前后对宗族文化的重新审视

面对当代社会中"宗族复兴"的现象,有必要梳理和分析"五四"前后对家族制度和道德伦理的批判理路,发掘和分析其时审视宗族文化的多元角度和深层动因,追索宗族批判话语的生成背景,体会历史当时的丰富信息,从而对家族文化在新旧世纪的命运能有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认识.     

宗法、丧服与庙制：儒家早期经典与宋儒的宗族理论

宗族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之一,这已是学界共识,但以往研究多把宗族视为基于现实利益而产生的工具,忽视古人关于宗族内在逻辑的言说。本文分析了早期儒家和宋儒的宗族观,认为古人关于宗族的种种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基于复杂而深刻的伦理思想。宗族之所以在中国具有如此长久而旺盛的生命力,原因或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