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几点思考

20年来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经历了两个时期。 90年代中期以前 ,国有经济布局变化表现为一种无意识的被动调整 ;90年代中期以后转变为有意识的主动调整。在讨论国有经济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时 ,人们通常注意的是经济部门的重要程度和企业规模大小 ,而忽视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准则。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将面临退出难问题的困扰 ,但随着改革深化 ,国有经济从无效率领域中的退出将日益成为一件正常的事情。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应与降低非国有经济进入壁垒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关注国有经济从无效率领域中退出的同时 ,还应注意国有经济主动进入竞争性领域问题。这对从整体上提高国有经济素质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至关重要     

启动民间投资推动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

本文在论述了国际资本流动趋势 ,国内民间资本的规模结构特性后 ,指出在国有经济战略性退出的政策选择上 ,应立足于国内民间资本。并分析了启动民间投资替代国有经济由一般性竞争行业退出的难点及对策。在制度创新上 ,提出建立新型“公私合营企业”的新观点     

国有经济改革与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

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已经聚焦于国有经济的改革与进退,国外维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道路的势力一直极力推动中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国内一些推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者和势力提出国有企业必须从盈利领域退出,企图使中国走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道路。对国有经济性质、功能的不同界定决定着国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不同方向,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中国要纠正贫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在大力惩治腐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使权利得到有效监督、杜绝权力资本化的同时,坚持发展和壮大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决不可重蹈资本主义覆辙。     

深化国有经济认识 实现国有经济改革的突破

深化国有经济改革,关键是要用新的思维,深化对国有经济的认识。其中有四个关系必须予以深刻认识和认真把握:一是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与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关系;二是国有资产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三是国有经济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四是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与竞争力的关系。深化对国有经济的认识,对于实现国有经济改革的突破,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国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已经经历了10年的时间,我们认为有必要对10年来我国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绩效做出全面、科学的评价,这就要求设计出一个科学的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应在界定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原则、目标和内容的基础上,从国有经济规模、国有经济结构、国有经济效益、配套改革等四个方面进行。     

有关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几个问题

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 ,作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指导方针 ,是十五届四中全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新突破 ,是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调整与完善所有制结构的客观要求。在调整工作中 ,要坚持有进有退 ,有所为有所不为。从总体上看 ,退是为了更好地进 ,退是手段 ,进是目的。要正确理解《决定》确定的范围和领域 ,从竞争性领域全部退出的观点不符合《决定》的精神。要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必须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 ,搞好抓大放小工作。要正确认识大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重视放开搞活中小企业。对当前几种认识 ,如撤退论、私有化等 ,提出了有理论说服力的独立见解。     

试论我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

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然而 ,国有企业改革进展迟缓。究其原因 ,一是未能及时确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 ;二是没有对国有企业的职能作用进行准确的定位。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和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是非常必要的 :中央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不再一般地讲搞活国有企业 ,而是强调要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 ,这表明我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思路有了重大变化 ;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 ,是从根本上搞好国有经济的战略措施 ;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 ,不但不会影响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 ,而且是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基本途径     

国有经济的定位分析

本文围绕着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布局定位,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定位,探讨了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问题。     

关于债转股与国有经济战略性退出的思考

国有企业陷入债务危机的根源在于其治理结构的内在缺陷。通过债转股简单地降低负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企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只有将债转股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及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退出结合起来 ,才能使其彻底摆脱困境 ,真正实现债转股的预期目标     

论国有经济布局调整

经济结构调整是我国“十五”计划的主线,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是世界各国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本文立足于我国国有经济发展的现状,依据公共产品理论,借鉴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布局和分类,指出了我国国有企业组织形式与其行业分布存在的大体对应关系,并进一步提出了从战略上调整我国国有经济布局的目标、总体思路及配套措施。     

雅典国家形成时期的社会经济

雅典国家形成时期的社会经济是奴隶制的私有经济,提秀斯的宪法和格梭伦的改革为奴隶制经济的确立、发展繁荣提供了保证.是奴隶、平民和所有劳动者创造了雅典的社会繁荣和文明.     

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

立足于社会与国家的历史考察,本文认为,国家产生后支配了社会的公共领域,并担当起社会的公共职能,这在市场领域表现得特别明显。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在市场这一社会公共领域的作用模式将从直接干预转变为情景控制。不过,通过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和现实考察,本文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勇于探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

邓小平同志在创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 ,石破天惊 ,提出市场经济是一种手段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是一个全新的命题 ,而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又是一个全新的实践。因为在此之前 ,从理论到实践 ,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恰恰是既不同于前者也不同于后者的新的试验。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伟大创举。在这个新的试验和创举中 ,经济特区发挥了先行先试和探路作用。经济特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试验场 ,是在全国最早实行市场取向改革的地区之一。其中 ,尤以深圳为最。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海南五指山市人口素质状况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分析了五指山市总体人口素质状况,指出人口素质低,已经成为制约该市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根据五指山市人口素质的现状,对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     

重思国家与经济的关系——马克思与全球化

对马克思社会理论的经济还原论解释妨碍着人们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理解 ,而这种解释又根源于人们从理论哲学立场对于马克思哲学的解释。但笔者以为 ,马克思的哲学是对于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反叛 ,属于实践哲学传统 ,从而其社会理论也就不是经济还原论 ,而是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的互动论。从此立场出发 ,就能够合理地理解现代社会中经济与政治在互动中的发展 ,特别是当今的经济全球化问题     

中国"大一统制度"与国有经济

中国自秦统一以来所形成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度,是在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维持一个大国统一所必须的制度保障,其在经济方面的国家直接经营部分带有垄断性或高利润的工商业,具有控制国民经济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双重目的, 尤其是后者,更是一个多民族的、各地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条件下维持国家统一的重要条件。鸦片战争以后,国家面临着被列强侵略和瓜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在转型期继续维护国家统一,就必须解决国家控制国民经济的能力和保证统一的财力。因此,我们对国营经济作用的分析,不仅要看到其本身的经济效益如何,还要看到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外部效益,即在维护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延续至今的大国统一中的历史作用。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进入了新阶段 ,两者矛盾同一性的地位和作用在不断上升 ,矛盾的斗争性也具有了新的历史形式。因此 ,本文试图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并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处的地位提出一些看法     

金融危机下国家干预经济的反思与对策——以国家干预行为的程序理性为视角

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使得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再度引起热议。考察近现代经济运行的影响因素,无论新保守主义也好,国家干预也好,政府干预经济的内在动因是政府通过运用权力的力量,使经济尽可能地运行在其生产可能性边界上。从经济法学的角度看,国家干预经济的行动必须是正当且有效率的,实现国家干预的法治和效率离不开法律,尤其离不开使法律得以发生实际效果的某种程序。本文以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家干预的广泛运用为契机、以国家干预行为的程序理性为视角,反思国家在经济运行中的角色和作用,提出政府干预程序化是政府干预有效率的条件和制度保障;反思国家干预经济行为程序制度的重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对大庆银行业影响预测分析

2008年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表明政策基调已经转向全面扩张,防通胀彻底让位于保增长。分析预测了宏观政策传导对大庆商业银行存款业务、贷款业务、中间业务、经营利润、资产质量、流动性等产生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银行业应在政策调整这一过程中寻找新的业务发展方向,优化贷款和收入结构,对风险重新进行思考,银行业应加大国家宏观政策的研究,建立宏观经济变化的提前反应机制,强化监管等,从而应对政策调整对银行业产生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