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的听证范围缺陷刍议——以《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的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执行.文章以《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为视角来谈论行政处罚的听证范围缺陷.     

浅谈律师参加听证程序的代理

即将于今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理。”这一规定无疑将拓展律师业务的空间,但由于听政程序不同于行政复议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本文作者在论述了听证程序的特点和一般规律的基础上,预见了律师这一新业务的可操作性。由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并于1996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规定了行政听证程序。这是我国行政程序立法新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工作步入了法制化、程序化轨道。该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理。”这一规定即说明行政处罚程序中的听证程序允许当事人委托代理人代理,而代理当事人参加诉讼程序和非诉讼程序是律师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也说明律师可以介入听证程序,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但由于这项业务尚未开展,律师如何代理当事人参加听证程序,听证程序与行政复议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有何不同之处,律师代理听证的意义何在。本文试从《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听证程序着手,揭示律师代理听证程序的一般规律,以维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维护行政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     

我国行政处罚的听证程序研究

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在我国首次规定了听证程序,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程序对维护行政处罚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具有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听证制度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其存在的缺陷也愈发明显,对其进行完善已是法治进程之必须。本文首先对我国行政处罚的听证程序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概述,然后结合我国的立法现状,对行政处罚的听证程序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建议。     

听证制度及其完善

由于我国听证制度没有赋予当事人委托律师参与听证权以及律师在听证中的权利和义务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听证制度效率的实现 ,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本文在比较现代各国听证制度的基础上 ,拟完善我国行政听证程序中的律师代理制度。     

行政处罚中听证当事人的权利

行政处罚中听证中当事人的权利主要表现为被告知权,申请听证权,陈述、申辩权,申请行政复议权,提起行政诉讼权,请求国家赔偿权等.只有在行政处罚中当事人的这些权利得到了保障和维护,行政处罚的决定才会公平、公正、合法,才能实现程序正义,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达到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正当目的.     

论行政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以《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为中心

行政听证在我国已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是听证发挥公平公正作用的关键所在,《行政处罚法》对此范围的规定明显过窄,不利于当事人利益的维护。《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虽然适当扩大了其范围,具有积极意义,但依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有待进一步完善。     

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缺失要说

一个正式的行政听证程序,必须要有完备的制度体系,而我国行政听证制度体系很不健全.本文主要选取行政听证的范围、物质保障制度、听证主持人制度、行政听证监督制度、听证笔录效力制度进行剖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立法建议.     

完善我国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几点基本设想

现行《行政处罚法》首次在我国法律上确立了听证制度,这对于确保行政处罚的公正、公开实施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然而,听证作为一项全新的法律制度,在实践中操作有一定的难度,本文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基本设想。     

论我国行政处罚法中的听证制度

1996年,<行政处罚法>的审议通过无疑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步骤.其中,对于听证程序的确定更是开创了我国行政听证的先河.然而随着听证经验的积累.其所存在的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本文根据行政听证的理论,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性的解决办法:立足于本国现状,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力争总结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听证制度.     

对我国行政听证主体制度完善之探讨

完整的行政听证主体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实现行政行为民主、公开、公正的要求,因此以行政听证主体为对象,通过与各国听证主体制度的比较,解析我国行政听证主体制度的不足,并通过借鉴美国等国家的做法及挖掘我国地方立法实践运作的创新举措来探讨我国行政听证主体制度的完善。     

海事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初步研究

海事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具有当事人流动性大、听证时间成本高、专业性和涉外性强等特点，同时存在适用范围过窄、海事行政处罚的第三人无权提出听证申请、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不明确等问题。为此，应当遵循公正、公开、效率和案卷排他性等原则，扩大海事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赋予第三人申请举行或者参加听证的权利，建立相对独立和专业化的听证主持人队伍以及海事行政处罚听证的简易程序，规定听证各阶段的期限，明确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以进一步完善海事行政处罚听证程序。     

行政听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境遇

行政听证作为行政程序的一项重要制度被各国广泛采用 ,我国的《行政处罚法》与《价格法》分别在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两个领域初步建立了行政听证制度。随着加入WTO及行政领域改革的深化 ,以听证制度基本理念为基础 ,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将在适用范围和操作程序上有进一步的跃迁。     

中国大陆行政处罚及其走势

在国家法律制裁体系中 ,在行政处罚概念的基础上 ,笔者将分析中国大陆行政处罚的特征和构成要素 ,系统并简要地介绍大陆处罚法的内容及基本制度 ,预测大陆行政处罚法的发展走势     

试析中国古代司法官责任制度

中国古代司法官责任制自夏朝初步建立,并延续至清末。中国古代司法官承担责任的方式有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承担法律责任的事由早在西周就有明文规定,到唐代则更加具体化和制度化,规定了违法受理和不受理诉讼、违法审讯、违法审判、违法执行判决的法律责任等。其特点是:刑事立法为重点、继承性强、制度化程度高、实践与制度的背离。     

中美行政立法程序的对比及启示

与美国相比,我国行政立法程序存在着公开性和参与性不强、立法程序单一、利益表达程序虚化、立法听证形式化等诸多问题。为了规制行政立法,使行政立法体现主流民意,同时让弱势和少数群体的声音能够得以表达,必须使我国的行政立法程序体现程序公开、公民参与、利益多元的原则。结合中国情况借鉴美国行政立法程序与理念乃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进路。     

论中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行政听证制度是政治民主的推动剂,也是公民参与政治活动与行使权利的有效途径。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广泛采用行政听证制度,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随着中国法制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听证制度也更加科学化。但是与国外相比中国行政听证制度尚处于初级阶段,在实践当中逐渐暴露了中国听证制度存在的不尽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为适用范围狭窄、听证形式单一、法律规定模糊不具体、缺乏专业队伍建设、信息不透明等主要缺陷。通过分析中国行政听证制度的产生,发展,尝试着针对当前行政听证制度的缺陷提出了规范有关行政听证制度的法律法规,扩大其使用范围,建立一支相对独立稳定的行政听证官队伍,完善行政听证程序,健全违反听证程序的相关救济制度等完善措施。     

企业信用监管中行政处罚的法治化指标研究

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政府为了维护市场秩序,必须对企业实行信用监管。对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企业,行政部门应当采取必要的行政处罚手段。中共十八大以来,在“简政放权、转变职能”、“轻审批、重监管”的大趋势下,政府部门对企业失信行为的行政处罚趋于谨慎,甚至弱化。这一方面释放了市场活力,另一方面也为如何加强监管工作提出了更多挑战。企业信用管理工作应当兼顾柔性和刚性的监管与行政处罚,明确两者关系,合理运用“二元化”模式。对失信企业行政处罚的法治化程度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效的直接反映。建立一套企业失信行政处罚的法治指标和考核标准,就是为政府在信用监管领域提供可操作的法治化行为准则。企业信用监管部门在运用行政处罚手段时,必须在处罚决策、处罚程序、处罚救济、处罚监督等方面符合法治化标准。     

行政调解协议之强制执行力探析

行政调解作为诉讼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依法形成的行政调解协议不具备强制执行力,从而导致了权利人诉累增加,义务人违约成本低廉,行政、司法资源的双重浪费,行政机关专业技术优势无法发挥等问题。从政治传统、文化传统的视角看,行政调解协议应具备可申请强制执行的应然效力。赋予行政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应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应在司法解释、法律法规中逐步完善。     

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的法律适用

理清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二者的衔接关系，是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法律适用的制胜法宝。当一行为触犯行政处罚，又触犯刑罚规范的，若不严谨执法，可能会出现“以罚代刑”或“以刑代罚”的乱象，轻则损害刑法的权威，重则国家公权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在处罚竞合的衔接上，首先是依据立法指导原则确定二者在衔接上的优先级，以明确处罚规则；其次是加强处罚竞合的实质审查，强化对处罚竞合的监督；再者要在处罚竞合视域下构建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的衔接机制，保证违法行为与法律责任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