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质态论”与“三效力说”：行政行为效力体系重构

公定力的本质其实就是行政行为的形式效力,公定力理论本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致命缺陷,应该以行政行为的“形式效力理论”取代公定力理论.在效力形态上,行政行为效力有形式效力与实质效力之分,即行政行为效力的“两质态论”;在效力内容的具体构成上,行政行为效力可以分为存续力、拘束力与实现力,即行政行为效力的“三效力说”.“三效力说”与“两质态论”之间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对于行政行为效力体系的理论建构而言,二者不可分割、缺一不可;前者为“效力内容论”,后者为“效力形态论”,正是二者的对立统一,才构成了完整而又科学的行政行为效力体系.     

试论行政行为实质确定力的相对性

是否应该享有撤销原行政行为的权力 ,日渐成为依法行政进程中迫切需要弄清的行政主体的一个重要问题。文章以此为着眼点 ,冷静地分析了行政主体撤销权存在的必要性与对其进行积极规范的必要性 ,并提出对行政行为实质确定力和相对性进行限制和规范的方法与途径。     

行政相对人行为效力研究

目前我国行政法理论和制度对行政相对人行为的效力极不重视,进而忽视了相对人行为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作用。相对人行为的效力基础是权利和法律。效力类型包括启动力、中止力、终止力、阻止力、影响力、产生力、强制力、支配力、形成力等。理论和立法必须在相对人行为效力与行政行为效力之间保持适度平衡。     

教育行政法制化初探

教育行政法制化事关教育发展，国家繁荣和社会进步。教育行政法制化标志的内容大体包括制度体系、人员素质和法制效果三个结构板块。教育行政法制化的实现，需要在确立人们的法律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和形成保障体系上下功夫。     

论无效行政行为

无效行政行为是对行政行为公定力的否定。我国行政法学理论界对无效行政行为理论一直少有系统阐述。本文在界定无效行政行为内涵和处延的基础上,提出以私力救济(相对方行使抵抗权)和公力救济(相对方提起确认无效之诉)相结合来对无效行政行为进行救济的初步设想。     

行政判决既判力之基准时

行政诉讼判决既判力仅就诉讼过程中某一时间点（基准点）之前的被诉行为或状态具有遮断效,对该时间点之后的事项不具有拘束力。与民事诉讼以事实审口头辩论终结时之基准时不同,行政诉讼中应以被诉行政行为性质为标准,结合判决类型对既判力的基准时进行划分。对积极行政行为、显失公正行政行为判决的既判力基准时应该是行政行为成立时。对消极不作为行政行为的履行（或给付）判决的既判力基准时为事实审口头辩论终结时,而对其做出确认判决的既判力基准时是行政行为成立时。对行政法律关系和行政事实行为诉讼之判决既判力基准时均为事实审口头辩论终结时。     

行政合法性否定判决的溢外效力

行政判决的效力对行政诉讼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效力的波及范围是行政判决效力的核心。行政合法性否定判决溢外效力的基础在于宪法框架内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法治图景中行政法的安定性和行政诉讼的二元属性;行政合法性否定判决的溢外效力主要包括既判力、形成力和拘束力,但具有一定的界限,包括效力能力的相对性、效力范围的类型化、效力边界的空间性。     

行政执行力建设研究

执行力是一种"贯彻落实"的能力,执行力不强,是形式主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风的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加强行政执行力建设,是当前党的建设必须面对的重要现实问题.必须从执行者的思想、执行的体制、机制上分析和研究,探索行政执行规律,构建执行大环境,全面加强行政执行力建设.     

我国无效行政行为救济方式之浅析

目前我国行政法学理论对无效行政行为的研究稍微薄弱,无救济则无权利,对无效行政行为发生后的救济方式进行研究,把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比较并且结合来作为对无效行政行为救济方式,通过二者的相互配合,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     

行政行为之附款问题研究

行政行为的附款是对行政行为的内容进行补充和限制的附加规定,共分五种。附款必须合法,有瑕疵的附款应予以撤销或确认无效,否则有可能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     

论全球化语境下行政行为的国际化扩张

行政行为的国际化扩张即原属于行政行为的某些要素呈现的域外扩张乃至在全球层次流行的状态。行政行为作为一个国内法概念,其国际化解读的逻辑前提是全球化下传统主权观之质疑及其发展。就当下来说,行政行为国际化主要有两种表现形态：国内行政行为的域外效力以及国际性规制行为的出现。面对行政行为的国际化扩张,中国必须有所作为,并采取相对应的行动。     

论行政行为概念的嬗变

学界通说认为行政行为概念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行政管理,直接或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行政行为概念通说的首要价值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但是其体系混乱、确定性与灵活性不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现代行政对民主性、科学性的日益关注,服务行政逐渐在我国的法律中开始出现,法的人权保障首要价值逐渐攀升到法的价值的顶端。行政行为概念通说价值上不符合法的价值位阶,内容上不能涵盖服务行政,在形式上不能解释服务行政的方式,因此行政行为概念应该根据中国司法实践作扩大解释。扩大后的行政行为概念将人权保障作为其首要价值,内容包括行政法律行为、行政事实行为、准行政(法律)行为,从而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行为体系。按照法的价值位阶和我国的司法实践要求,确定的行政行为需要对我国行政行为成立理论进行修正,从而实现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协调、统一。     

论授益行政行为的废止--基于《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9条的分析

关于授益行政行为的废止,《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9条有专门规定。对于合法的授益行政行为,出于信赖保护以及法安定性的考虑,行政机关原则上不得废止,但特定情形下,也可废止,并对相对人的信赖损失予以补偿。至于废止生效的时点,一般仅限于废止行为作出之时,除非行政机关选择溯及至某一较迟的时点。德国的授益行政行为废止制度,无论是在废止的立法用语方面,还是在具体的授益行政行为废止内容方面,都对我国立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略论经济法上的调制行为

经济法学界对行为理论的天空一直是比较薄弱的,并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本文基于经济法界有关行为理论的研究现状,提出了专门的“调制行为”概念,探讨了调制行为的地位和构成要件,着重分析了调制行为的重要性和合法性,以及与经济法职能的内在联系、效力等问题,从而揭示其对于解决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重要价值。     

论行政约谈法治化路径

行政约谈在实施中存在“缺位”“越位”以及缺乏实效的困境,在制度上存在立法层次低以及不健全的缺陷。应定位行政约谈为行政事实行为中的非正式行政行为,将行政约谈的类型分为常态的行政约谈与异化的行政约谈;常态的行政约谈包括行政指导型约谈与行政调解型约谈,异化的行政约谈包括行政命令型约谈与行政处罚型约谈。应制定《行政约谈条例》进行统一立法,以“依法约谈”为基本原则,以政府职能边界、约谈对象违法情形、与其他行政行为关系三个标准确定行政约谈的适用范围,构建能够保障约谈对象与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以及行政约谈的实效性与效率的程序制度,将行政命令型约谈、行政处罚型约谈、规制性行政指导型约谈纳入行政救济的范围。     

程序性行政行为可诉性研究

一个行政行为的作出,包括调查、取证、听取意见、说明理由、听证、送达等一系列程序性的行为,这些过程性行为是否都可以被称为程序性行政行为?本文对当下涉及程序性行政行为的六十多份裁判文书分析比较,从程序性行政行为的指导性案例入手,结合德国和台湾地区法律法规和案例,分析我国程序性行政行为的原则不可诉,例外可诉规则可能性。     

行政行为的重新定位

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行为一直是行政法学和行政法的核心概念,但对它的定位却大异其趣.当前,我国大陆对行政行为的定位亦不乏自相矛盾之处.在保留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功能概念的基础上,另外创设"行政处理"等概念来概括具有法律行为特征的具体行政活动,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事实上,对某个特定的行政行为而言,它通常既有法律行为的属性又有事实行为的特征,理应接受这两种行为元形式的检验.     

行政相关人初探

行政法理论和实践都将着眼点放在“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上,忽略了另一部分人———行政相关人的存在。行政相关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指向的对象,但受到具体行政行为的影响;现行立法、司法实践对其缺乏有效的保护机制,使其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害,应切实加强对行政相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行政补偿基础理论研究

行政补偿是以行政主体的合法行政行为为前提的一种广义的行政责任.文章阐释了行政补偿的概念与特征,以及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探讨了行政补偿制度的历史发展与我国的立法现状,并提出完善我国行政补偿立法的若干思考.     

试论无效行政行为理论

无效行政行为是对行政行为公定力的否定.无效行政行为的基本含义为不具有公定力;不具有约束力;申请、宣告或确认其无效不受时效限制.在国外立法上,狭义的无效行政行为分为绝对无效行政行为和相对无效行政行为.从现代行政法监督行政权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看,必须尽快建立我国无效行政行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