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村落的人情“内卷化”——基于冀北H村的田野调查

地缘村落在人际交往和社会结构层面有着不同于血缘村落的运行逻辑,以维系熟人社会的人情互助关系.基于对冀北一个移民性地缘村落社区的田野调查,描述和分析了变动中的地缘村落人情关系,并以“内卷化”作为理解地缘村落人情的视角来观察村落的人情互助机制.研究发现,地缘村落人情关系网的扩展呈现出一种没有实质性发展的“内卷型增长”趋势.     

村庄传统:理解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一个视角

以村落传统为标识,至少可以展现出四种村庄类型:老传统主导的村庄类型、新传统主导的村庄类型、新老传统相结合的村庄类型以及没有传统(村落传统遭遇瓦解)的村庄类型.村庄传统作为区域比较研究的一个维度,赋予了村落研究以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意义,同时还为区域比较研究引入了历史的视野,从而有可能改变区域比较研究的平面化的倾向.     

村落的终结、纠结与未来:经验反思及价值追寻

有关村落社区的研究,在目前学界似有“以末为先、变熟为生”之势,“村落终结”研究热便是一个例证.村落的终结虽有其一定的必然性,但其间的行进并不如村落终结论者所愿,表征更多的却是一种“纠结”,但在弄清诸多缘由之前须首先明白的一点是“什么是终结,什么在终结?”.现有的经验分析和实证研究都表明,村落由于其固有的价值的不可替代性以及中国特有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村落终结之路为之尚远.相反,一些“中间形态村落”在借助外生变量的基础上,主要依靠自身内在价值的挖掘,不但没有走向终结,反而不断地发展壮大起来.其实,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代表中国多数乡村发展的未来之路.     

民族地区传统村落风貌保护成效评估指标体系及模糊综合评价

传统村落风貌是其文化内涵和乡土特色的重要体现,也是传统村落保护的关键要素,加强传统村落风貌保护对维护当地民众共同的空间记忆、传承和延续区域文化精髓,实现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民族地区传统村落风貌保护要实现提质增效,需科学构建传统村落风貌保护成效评估指标体系,并开展多维度综合效果评估。从传统村落主体场所形象、传统村落外部空间环境、传统村落生产生活条件和传统村落文化传承发展四个方面,系统构建民族地区传统村落风貌保护成效评估指标体系,基于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以南岭走廊为例,采用模糊综合评级法测算其传统村落风貌保护成效,可为深化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整体性、系统性保护,优化创新传统村落风貌保护的内涵和路径,提升传统村落风貌保护成效,助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指导与现实依据。     

传统村落保护与居家养老服务的协同发展效应及路径分析——以浙江三村为例

目前,在以老年人为主要居村村民的传统村落保护中普遍存在重视以项目制形式开展硬件建设,缺乏以老年村民为主体参与乡村多元性价值传承,制约了传统村落保护及可持续发展。而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尚处于基本满足"老有所养"的物质性养老,难以实现"老有所乐"和"老有所为"的精神性养老。调查发现,浙江三个案例村将传统村落保护与居村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有机融合,产生了协同发展效应。基于文化自觉视域,探索分析多元主体协同开展传统村落保护与居家养老服务的创新路径,促进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乡村社会变革的深度描写:从村落透视国家——《一个北方村落的百年变迁》短评

村落作为乡土中国的基本单位,其发展变迁始终是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呈现.随着当代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城乡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剧变,中国农村进入急剧转型时期.在城市文明的强势扩张之下,村落数量急剧减少、村落组织走向消解,出现了“村落终结”这一背景复杂且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村落的转型与命运问题开始被提上日程,村落的未来及其发展走向也随之成为当下中国所必须直面的根本性问题.因此,对近代村落的系统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的性质及变迁.     

村落社会结构变迁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体育的保护——以皇都南拳为例简

以村落社会的变迁为视角，分析皇都南拳演变规律、保护途径、传承和推广的模式，以及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给村落带来的积极变化。研究表明由于村落社会的变迁皇都南拳经历了抗击外来侵敌、节日庆典表演、传承文化强身健体的三个历史阶段的发展；皇都南拳生生不息的传承是因为内部村民的需求，外部村落变迁的需求；皇都南拳依托教育走进学校是壮大发展的新思路。     

河北省艺术村落与乡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研究

近年来国内涌现的大批"艺术村落"成为发展乡村经济和承载乡土文化的重要渠道.文章以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村和衡水市周窝村两个"艺术村落"的产生、发展与运营为例,发现"艺术村落"带有保留地域特色、吸收外来力量、满足市场需求和发展文化产业的特点.与此同时,也存在商业化的侵蚀、行政力量的控制、发展经济的压力、与京津地区发展差距较...     

最大规模的八卦城——中国新疆特克斯县城

八卦城位于新疆特克斯县,始建于1939年。特克斯县城规划依据易经八卦图说,城中心八卦广场向八个方向呈放射形建成八条主街,街区主干道共有38千米（2001年9月颁证）。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克斯县人民政府仍沿袭易经八卦的建城思路,把一环的草原村落式县城,建成了四环的西部明珠城市。2004年,特克斯县城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命名为新疆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与闻名世界的吐鲁番市并列;2007年,特克斯县城又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与吐鲁番市、喀什市这些名扬天下的历史文化名城比肩共享殊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中的村落文化安全探究

由于传统村落文化不断消解以及现代文化价值形塑力有限,导致村落文化面临诸多安全隐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村落文化建设的中心线索,是维护村落文化安全的根本保证。只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重塑村落文化成长空间,植入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利益机制、推动村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在价值多元中立主导,才能在传统与现代的良性互动中,为村落文化安全寻找到新的发展方向。     

单位化的村庄——一个乡村变迁研究的视角

建国以来,中国的一些乡村尤其是那些集体经济强大的村庄发生的变化之一就是对城市单位的模仿,出现了单位化的村庄。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化村庄有扩大或加强的趋势。本文以京郊农村“单位化”的过程及其特征为切人点,对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村庄单位化现象进行探讨,为研究乡村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视角。村庄的单位化现象是在城市化背景下村落组织发展的一种自我选择,村庄资源独享性是单位化村庄形成的关键因素。这种以农业的方式发展工业,以农村组织形式从事城市管理,在一定历史时期不仅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从聚落到村落:明清华北新兴村落的生长过程

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的新兴村落呈现出一种由零星聚落到独立成村的发展过程。村落形成的初期,基本上是由一家一户构成,这些零星聚落多与移民活动有关;在村落发展的后期,则与村落人口向外移居而形成的"卫星聚落"有关。人口的自然增殖与流动,使得零星聚落规模不断扩大,当达到一定规模时,在地缘、血缘等因素影响下,最终独立成村。独立的标志是土地庙的建立。     

斯托雷平改革对村社的影响

俄国村社是自然形成的社会经济组织,在俄国历史中占有特殊地位。20世纪初,俄国当局的重大举措是斯托雷平改革,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消灭落后的村社,引领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虽然改革最后并没有成功,但还是动摇了村社的根基,对村社产生了极大影响。改革促使村社的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发展;激化了村社农民和地主、富农间矛盾并使农民分化问题加深;提高了青年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同时也使青年人沾染上不良风气。     

哈尼族村寨的社会控制组织体系——以红河州绿春县新寨村为例

一个远离政治文化中心,村民法律意识十分淡薄的哈尼族山寨,却维持着有条不紊的良好秩序。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发现该村寨形成了一个由传统的家庭(家族)、咪谷和现代的村民委员会、党小组及村小等组成的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村落社会控制组织体系,这一社会控制模式在哈尼族村寨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大学生“村官”计划可持续发展模式思考

运用文献综述、调查访问、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阐述了推行＂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必要性,分析了该计划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大学生＂村官＂所学专业与实际工作对接难,对农村的情感培养慢,生活实际问题解决难,各级政府激励指导不到位等。构想了大学生＂村官＂计划可持续发展模式,提出了培养＂本土化＂的大学生＂村官＂,高校定向培养大学生＂村官＂,引导大学生＂村官＂树立在农村服务的意识,健全和完善保障制度等促使大学生＂村官＂计划可持续发展的最实际、最有效的措施。     

传统村庙的当代变迁及实践逻辑——浙南Z村马氏天仙殿重建考察

村庙信仰是观察中国乡土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改革开放以来,村庙重建、民间信仰习俗渐趋活跃已成为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社会现象.通过对浙南一个普通村落——Z村马氏天仙殿重建的考察,展示了村庙由断裂走向复苏与转型的当代历程,分析了村庙重建的内生逻辑和外部动力、变迁与转型的主要特征和实践取向,及其对村落发展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村庙变迁与村落变迁的诸多关联,指出新农村建设中应有效整合村庙信仰资源,以实现村庙信仰习俗的当代意义.     

再民间化：多民族杂居村落文化形态的现实面孔——以滇南龙村为研究基点

多民族杂居的滇南龙村是中国多民族杂居村落中较为常见的普通村落,其文化形态具有共性的现象：就是多民族杂居村落文化形态“再民间化”的过程不是简单的恢复被中断或退隐出生活场域以前的表现形态,而是作为村落自组织的综合系统,渗透于自然资源、经济手段、民间文学艺术、宗教信仰、行为模式、思维方式、语言交际等方面,并且在自组织的村落文化场域内有序地调适着各种文化相互适应的生存空间,随着村落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海南省旅游村镇建设成本控制问题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旅游业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村镇旅游也随之兴起.海南省政府近些年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此来加强和规范当地的旅游村镇建设.本文对海南旅游村镇建设过程中的成本控制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权责不相称等问题,并根据动态控制等原则,提出了旅游村镇建设时的若干成本控制措施.     

经济能人治村:中国乡村政治的新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大批经济能人在中国农村迅速崛起。他们积极介入农村基层政治生活,甚至主政村庄治理,形成了独特的经济能人治村现象。经济能人治村对村庄公共权力运作和农村基层社区管理的进一步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一,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民主基础上的权威政治-—民主—权威政治,是对传统的乡村能人政治——乡绅治理的传承和超越,创造了乡村能人政治的新模式。其二,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经济能人主导的多元精英治理结构,突破了人民公社那种一元集权治理模式,实现了农村基层社区管理模式的创新。其三,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精英主导与群众参与有机结合的精英—群众自治,是村民群众根据村庄治理环境对村民自治理想制度所做的一种适应性调整和务实性创造,拓展了村民自治的形式。从发展趋势看,经济能人治村势必产生一种具有乡土性和本土特色的能人政治现象。因为,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分化,村庄治理模式将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经济能人治村则成为其中的一种选择。在一些非农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它已经成为村庄治理的一种基本趋向。     

会首组织：羌族传统自治组织的现代恢复——以阿坝州茂县松坪沟乡岩窝寨为例

羌族村落岩窝寨是一个农牧二元经济、地方会首自治、发达的家族以及村落社区生活、以及虔诚的多元信仰体系共同维系的极具自治色彩的羌族村寨,这里的百姓一直都生活于自治共同体中。改革后生产队的解体及市场化等因素致使村落分化。但是,传统与现代不是二元对立,相反,现代恰恰激起传统的保护性反应。1984年,遭遇现代影响的的岩窝寨村恢复传统的会首组织,其通过介入村寨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开始从昔日的全面治理村落转化为与正式权力共存,而成为整合村寨社会关系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会首组织一方面对于村寨秩序有所裨益,另一方面也减少了政府管理成本。尽管会首组织在变迁时代过程中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它依然对今日的农村组织建设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