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中的中国家族企业家行为研究

作为变迁主体之一的中国家族企业家及其家族企业在发展初期,尽管处在计划经济和传统社会观念的夹缝,但凭借其同市场经济更相容的特性,使得家族企业这一组织形式对体制内力量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并通过这种竞争性作用促使政府行为朝着更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方向转变,进而推动了制度环境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     

非正式制度与家族企业的发展

许多研究认为制约中国家族企业的关键因素是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信任的影响。但本文的观点认为缺少遵守正式制度的传统习惯是制约家族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制度变迁中的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充分利用了人际关系网络在资源配置中的特殊作用,扭曲了价格,产生了大量负面的影响。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壮大,取决于能否树立起新的遵守正式制度要求的行为规范。     

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

家族企业尽管被主流经济学斥之为落后的组织形态,但它却依旧强劲地发展着。绝大多数私营企业都倾向于"锁定"家族企业制度,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家族企业制度变迁具有对传统文化、已有的制度安排和现实制度环境的路径依赖性,而且家族企业制度变迁路径依赖性有其存在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性将对家族企业的未来演变产生重要影响,不过这种影响不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     

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制度分析

如何使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合理化,一直是我国资源配置方式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渐进制度变迁过程中一个热点问题。在我国长达20年的经济改革中,虽然在配套性制度层次上,对财政制度和投融资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地结构安排,但对基础性制度的改革--国有资产产权制度的改革却停滞不前,从而形成了制约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微观制度基础盲区"。     

《政府行为和制度变迁: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为例》简介

宁波大学商学院俞雅乖副教授撰,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该著研究的主题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变迁中的政府行为。在从纵向的时间历程和横向的制度安排两个角度对农业产业化经营变迁中的政府行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说明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变迁过程中政府行为的具体作用,勾画出政府行为作用于农业产业化经营变迁的作用机理。     

家族企业制度变迁中的控制权作用机制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实质是为了实现企业现有制度安排无法创造的"潜在利润",企业控制权逐步向创业家族范围以外重新优化配置,是家族控制与企业控制博弈的过程。控制权的具体作用机制体现为:控制权对核心要素的价值共享、控制权内部辐射作用、控制权孵化能力,在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家族企业制度变迁体现出不同于家族管理与现代管理的特点,"现代家族企业"也就成为企业选择的最佳管理模式。     

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关系密集型契约安排

在我国当前的公司治理结构变迁中,家族企业制度变迁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我国受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家族企业制度变迁体现出鲜明的家文化特征,而家文化的人文特征体现出强势的纵向非正式契约和相对较弱的横向正式契约的特征,是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关系密集型契约安排。只有弄清楚关系密集型契约在家族企业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绩效,才能正确把握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临界点和边界。     

我国企业所有权制度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的分析

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创新的形式可能纯粹是市场诱致性变迁 ,也可能是政府强制性变迁。改革以来 ,我国企业所有权制度的变迁是一个连续和渐进、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的交织过程。第一阶段中央政府放权改革最大的成功是促进了市场的发育 ,引致各级政府在第二阶段改革中的行为具有很强的市场性 ,并在第三阶段出现市场诱致的企业内部多中心分权制度。     

家族企业及其转化

家族企业是从家庭生产在由自给性生产向市场化生产转变时产生的.传统的家族企业随着生产和制度的变迁形成了明显的特征.随着市场化的加剧,家族企业必须向现代企业转化.     

试论行政法任务的变迁

当代中国行政法在社会结构变迁的现实背景下,正经历着一个新的行政法任务变迁过程,即在社会法治国理念的宪政目标指导下,采以实质行政法治方法论,以新型行政行为和"措施性法律"为研究对象,关注行政法政策产生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行政法体系结构的任务指向。     

诚信、非正式制度与政府管制

整顿混乱的市场秩序,就是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它在理论上遇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困难局面,在实践上进入"管"与"不管"的两难境地。其原因是人们的思路局限于规范市场的正式制度安排,而忽视了规范市场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新的思路是,在完善正式制度安排的前提下,发挥非正式制度的社会经济稳定功能。完善正式制度的关键在于规范政府行为,树立政府信誉。非正式制度的核心是诚信机制的建立。     

民营企业并购国有企业:风险产生与控制基础--以德隆集团为例

民营企业并购国有企业存在环境制约等风险.政府的经济政策、被并购国有企业员工的"主人"情节和地方政府官员的短期行为是并购风险产生的主要因素.对并购后目标企业员工价值理念的整合是控制并购风险的基础.     

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变形——东北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变形”

依据诺思的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以"下岗不离厂"现象为案例,分析了东北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由路径依赖造成的"制度变形"现象。指出了东北国有企业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的"强路径依赖性"特征,并分析了其原因所在,进而提出培育一个新的"社会基础"是有效破除这种"强路径依赖性"、顺利推进东北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     

企业重组的制度安排论纲

企业重组本质上是由竞争机制推动的企业产权的自由交易行为,涉及到对存量资产的重新优化配置.产权制度和以公司法人制度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企业重组的内在基础性制度,市场制度和政策法律制度是企业重组的外在保证性环境制度.当前我国企业重组的顺利实现,有赖于在国企改制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和政策法律环境制度,这是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相一致的较长过程.     

府际关系视角下的政策执行——对N市农业补贴政策执行的实证研究

在“职责同构”的府际关系制度背景下,从中央到乡镇的各个层级政府,甚至包括准行政化的村委会往往都会参与到某项政策的执行中.以N市农业补贴政策执行为例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执行链条中,中央省市县乡各级政府承担了不同的职责,其执行过程基本是一个“信息向上、资金向下”的过程.其执行偏差主要发生在县及其以下层级政府,这可以从“职责同构”基础上的“逐级发包制”的府际关系制度特征得到解释和理解.中国制度背景下有三个关键变量影响了分配型政策执行偏差发生的节点,即地方政府是政策的受益者还是受损者、政策成本承担者和政策具体实施者是否一致以及具体实施成本的大小.     

债信文化的形成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债信文化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文化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讲,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就是要建立全社会的信用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债信文化和契约文化.针对中国缺乏而又急需债信文化的现实,开放民间金融和民间信用,已成为建立和发展债信文化的必由之路.而放弃政府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银行的隐含担保,清除债信文化的形成障碍,已成为建立和发展债信文化的当务之急.     

论市场化企业重组的制度构建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经济活动不是一个简单的运用市场机制的过程,市场能否通过价格机制有效地配置资源,从根本上取决于以不同方式约束并影响人们行为的制度安排.不同的制度安排会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以"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内生性"为分析的前提,结合目前我国企业重组所面临的制度约束,提出了推动我国市场化企业重组的制度框架,旨在使重组不再是权宜之计,而是通过较大规模的、持续的市场化重组,使我国进入一个稳步有序地调整经济结构的崭新时期.     

在经验和理性之间——“新宪政论”述评

新宪政论通过对制度权力进行创新性探索,将政治制度的功能定位从传统宪政主义理想化的"有限政府目标"扩展到"设计制度解决社会问题"和"促进普遍的社会福利"等方面,将制度设计视为一个人人参与的长期的社会事业,充分肯定了人在制度安排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最后,新宪政论为培养"公民美德"指出了新的方向.所有这些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政建设颇具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