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与金庸的“无招胜有招”

作为金庸的收山之作,<鹿鼎记>之"终结者"角色对于解读金庸具有特殊的阐释意义.此书不仅仅是金庸创作生涯的"封刀"之作,而且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具有反武侠的特色,金庸自己在书的后记中也称<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论者多有许此书为西班牙之<堂·吉诃德>,认为其恰如<堂·吉诃德>终结骑士小说一样,有对中国武侠小说的终结意义.本文初步讨论金庸的武侠文学创作最终走上"反武侠"道路的历程,勾勒金庸文学创作的基本倾向,简单描述"武功"在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演变,为解读<鹿鼎记>和金庸提供有益的参考.     

复杂的矛盾与深刻的启示：－浅析《伤逝》

<伤逝>是鲁迅小说集<彷徨>中的一篇,全文充满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全文贯穿着三大矛盾.这三大矛盾交织融合在一起,演奏出一曲悲凉的爱情交响乐,在读者心中留下了不尽的感受和深刻的启示.     

"脂砚斋即曹頫是《红楼梦》的原作者"吗?--与孔祥贤先生商榷

孔祥贤先生在其<红楼梦的破译>一书中断然提出"脂砚斋即曹頫是<红楼梦>的原作者已可论定".这是论者主观臆断,毫无事实根据.<红楼梦>原作者问题是个重大问题,需要确凿的史实证明,不能靠主观猜测.不去挖掘可靠的材料,不作认真深入的研究,一味地标新立异,正是当前红学界学风不正的表现.     

被重塑了的"父与子"--中国现代文学的症候式阅读

本文以茅盾的<春蚕>、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和朱文的<我爱美元>为例,围绕其中"父与子"的描写,对文本自身结构及当时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进行症候式阅读,以期折射不同时代给文学本文所打下的意识形态烙印.     

曹植《释疑论》应系葛洪所杜撰

葛洪所说"陈思王著<释疑论>"并不可信,所引<释疑论>文字应是他本人所杜撰.所谓<释疑论>,仅见<抱朴子>论述神仙道术时所引片断;遍考各种曹植文集及其他典籍,再无片言可见.考之文章,<释疑论>对待方士道术的立场与曹植<辨道论>根本对立,<释疑论>关于此中缘由所作的交代又与事实不符.并且<释疑论>对<辨道论>的否定表现得极为直接,也显得不合情理.考之作者,<辨道论>表明曹植属于无神仙论者,而葛洪说他是"初皆谓无,而晚年乃以为有",除此<释疑论>之外别无依据.事实上,葛洪其人素来惯于作伪,<抱朴子>托名杜撰处屡见不鲜;为抵消曹植<辨道论>的影响,进而宣扬神仙道术,葛洪托名杜撰<释疑论>是完全可能的.     

古代戏剧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论赵逵夫先生的《公莫舞》研究

文章论述了赵逵夫先生<公莫舞>研究的贡献.<公莫舞>最早见于<宋书·乐志>,但十分难读,历来说者不一.赵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原作文本进行校释整理和对大量的相关文献进行发掘考辨,科学地论证了这是全篇为代言体的西汉时期的歌舞剧脚本,并根据演出情况分为三场,又发现了武威出土的<公莫舞>演出写真画,把<公莫舞>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戏剧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     

走向暗示的文学道路--论韩少功的小说创作(1979-1996)

韩少功是知青作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2002年他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暗示>,再度引起评论者的注意.他放弃传统的小说叙事模式,在探讨语词内蕴的<马桥词典>之后,又聚焦于理性的思考和具象的解读,尝试文学与理论间的文体置换,虽然论者对此有不同观点,但二十多年来韩少功在小说创作道路上不断找寻突破点的精神,是不容忽视的.本论文为能理解韩少功文学实验的义涵,重新追索其小说创作历程,拟由三时期探讨韩少功由知青小说、寻根小说到<马桥词典>的创作历程首先是1979到1983年的知青小说,创作主题偏重在政治与人的关系;其次是1984到1995年的寻根小说,创作主题走向文化与人的关系;最后是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创作主题环绕在语言、文化与人的互动关系.沿此路迹追索,可较清晰地认识韩少功走向<暗示>的历程,以及他在文学道路上的探索精神.     

主体的多边对话与诠释循环--《管锥编》诠释方法研究之一

<管锥编>对古代经典的诠释实际就是对人生的诠释,是通过诠释经典中有关人生内容的方方面面来解读人生之谜;因而它诠释经典的方法,也因为人生的复杂多变而是辨证的、循环的.本文讨论了这种循环诠释方法在主体的多边对话方面的表现,认为<管锥编>诠释经典时引证材料非常广泛,所引作者毋论古今中外,所引书籍不限学科体裁,在充类至尽的引证中打通学科、语言、地域、时间等各种界限,由于每一条引证材料都代表一个说话的人出场,许许多多说话的人形成了一种多元对话的局面;<管锥编>将经典的诸多诠释文本和相关著作组合为一个意义整体,在经典文本与这一意义整体之间循环往复,使得经典文本的意义得到充分圆满的诠释.     

转型期现象与无家可归的文人 关于《废都》的文化分析

尽管<废都>在文化趣味和艺术性上都存在着某种与现代生活不和谐因素,但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文本,它仍然为解读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丰富内容.本文通过对<废都>的文化分析,描述了社会转型期文人价值的失衡,"传统之城"的解体,及无家可归的精神境遇.     

《艺文志》之"文"正名

传统理解把<艺文志>的"艺文"看成联合结构,即"艺"乃"六艺"、"文"乃"诗赋(或文学)","艺"文"并称;实际上,"艺文"乃偏正结构,为"艺之文",即<艺文志>所列诸类,均是六经的文本体现或反映之意.这种说法可以通过<艺文志>文本及当时人对"艺文"一词的运用方面得到证明.传统的误读导致了人们对<艺文志>某些重要问题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学理与诗意的闪光融合--试论宋生贵的文艺批评

宋生贵的文艺批评实现了学理与诗性的闪光融合其学理性体现于作者坚持以唯物史观去观察文艺现象、实事求是地评价作家作品,以及评论文章中翔实的论据和雄辩的论证;其诗意表现为批评话语的形象美、情感美和音乐美.     

文学批评的困境与作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与作用正逐步缩小,在文学的天地中文学批评越来越走向边缘,文学批评家地位的失落,文学批评在理论界地位的不断萎缩,使文学批评陷入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本文旨就文学批评在新时期的困境,以及困境中的批评家如何作为而提出。     

文化视野·学科间性·知识批判——当代美国文化诗学简论

文化诗学是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思潮和批评流派,已然成为当今西方批评界的一种显学。作为正宗的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模式,文化诗学具有一定的学术原创性。当代美国文化诗学以其学术开拓性、创新性和前沿性显示出自身特有的学术魅力,越来越受到我国当代文论和批评界的关注。     

论弗莱的"文学批评重构"理论

学界对诺思洛普@弗莱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其原型批评上.从文学批评重构的角度分析,弗莱在西方文论史上的重要贡献表现在一、文学批评应是关于文学的理论,而不是创作的附庸,批评是关于文学的系统知识,具有主体性独立地位;二、批评应建构在关怀与自由、向心与离心的张力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新批评"及文献式批评的偏失.我国文化诗学建设应从中受到启发,力争在文学的内部与外部、自律与他律中取得协调,才能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科学的文学阐释系统.     

王彝“文妖”说与明初文学批评

王彝《文妖》一文对杨维祯的批评,是明初官方意识形态下,建立新朝自身文学体统的反映,既有理学渊源也有个性言说。王彝以"文妖"指斥杨维祯,其批评并不仅是指向杨氏个人,实则含有区别元明之异,着意凸显明朝文学典范的目的。明代文学批评建设的始功当归于王彝,同时,其"文妖"说也是明初文学批评风气之坏的开始。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几点思考——写在当前文论界学术论争之后

学术论争是推进学术研究的必要路径,当前文论界的学术论争就带给我们许多有益启示：一是对马克思文本诠释的多向度发展应加以引导,二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难度与困境亟须缓释,三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要走向精致化,四是要对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释学进行探索。     

文学批评·性别民主·视角主义的话语生产——以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例

在文学批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将文学文本等同于其它政治性社会文本;文学批评需要多视角地在多个层面中展开,但是批评实践要坚持文学本位,不能忽视文学作为一种反映人类精神世界的社会存在之独特性;通过对丁玲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进行基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观念的分析,可以见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种富有鲜明视角主义特征的方法之于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史书写的一些可能。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与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转换

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的转型,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向现代转换的巨大变革.其突出标志和特点是政治性、针对性、开放性、学术性、比较性、通俗性.其原因为社会改革,西学东浙,文体发展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使然.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是一个光辉的里程碑.对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转换具有启迪意义.     

救济人病 裨补时阙——论李晬光文学思想与实学思想的关系

李日卒光的文学思想与他的实学思想是有着紧密联系的。李日卒光对朝鲜文坛的学风,散文与诗歌创作的不平衡状态,文与质的关系,名与实的关系以及文学批评的妄论之风等各种不良现象的揭示与批判,正是他实学思想的体现。     

穿越阐释:西方现代美学研究之进路

综观近二十年来国内哲学界、美学界和文艺理论界的学术现状,在阐释西方理论与创造中国自己的理论之间, 我们还缺乏中介性的“批判”环节和对西方基本原理的“问题意识”,从而使得我们的理论研究只具有“传播性”,而不具有“生产性”。而理论所要求的“批判与创造的统一”,又是与时代发展所要求的“变化”、“选择”、“新的认同”有着重要的区别。至于如何面对“特定问题”将对西方现代美学的批判与对中国传统理论改造统一起来的“方法论”,关键在于解决延续中国文化的精神与具体改造中国传统文论范畴并行不悖、汲取西方理论材料和剥离西方理论的文化特性并行不悖这两个问题。这就需要研究者持一种“阐释-批判-创造”的一体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