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学历与社会流动、社会分层

通过分析学历对社会分层的影响,以及对作为地位教育的研究生教育的阐述,说明研究生教育在如今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中,对劣势阶层子弟替代优势社会阶层,底层精英向上流动,生存教育向地位教育的转变起着积极的作用。     

个人努力与代际传递——社会主义国家精英地位获得的理论争辩综述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精英地位获得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教育文凭和党员身份等自致因素展开。其背后的逻辑是精英选拔的趋同论和特殊论的争论。后来的学者又将家庭背景因素引入精英地位获得研究中,探讨精英地位获得是否存在代际传递效应。文章认为,在分析精英地位获得时,应该采取综合的观点,将以上研究视角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并采用较新的数据对现状进行把握。     

城市居民网络精英关联度与主观阶层地位认同——基于JSNET 2014八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揭示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构成对其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人们的阶层地位认同受自身客观社会阶层地位的影响,以及受自身社会网络关系人的地位的影响。研究表明,精英关系人的"地位信号",能为其拥有者提供符号性社会资本,从而提升人们的阶层地位认同。因此,城市居民无论自己是否为精英,其社会网络中拥有精英关系人、精英关系人的符号性社会资本,均能导致其阶层地位认同提升。而且,社会网络精英关联度越高,拥有者的符号性社会资本就越丰富,阶层地位认同就越高。     

社会资本与村庄经济精英地位的获得--湖南大新村的个案研究

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关注一个农村社区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精英获得的过程,分析经济精英在地位的获得中所采用的策略、所依赖的资源以及与村庄权力结构变迁的关联。     

中国农村精英研究的问题域及其整合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农村精英逐渐成为农村问题研究中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农村精英的角色、地位和功能变化,农村精英的选择和流动机制以及农村精英结构及其变迁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在农村精英研究日益繁荣的背后,依然存在着农村精英分类标准的主观性和模糊性、农村精英研究的纵向角度和横向角度相分离等问题。     

儒商人格与中国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

儒商是一个历史文化现象 ,儒商在当代的缺失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对儒商的呼唤归根到底是对商业道德或良知的呼唤。本文分析了作为一种“理想型”的儒商的概念 ,认为与工具理性相对的价值理性是儒商人格的核心要素 ,这种健康人格的大量涌现 ,既有赖于个人选择 ,也受到社会结构因素的制约。商人阶层获致地位平衡的努力过程和结果都将促成儒商精英群体的出现 ,另一方面 ,儒商群体的存在将推动商人阶层社会地位的上升 ,使之在未来的公民社会中扮演领导核心的角色     

民意与地位、社会分层的关系研究

民意与若干社会科学理论相关。具有近似地位集、地位序列和角色集的人持相似的意见。民意的传统理论将对民意的观点限制在政治方面,而民意调查者记录所有主要生活领域中的意见。从社会分层的视角看,民意研究者应当区分社会精英与其他国民的意见。     

社会价值：目前我国教育的理性选择

本文主要探讨目前我国教育的主导价值是其社会价值问题。从理性的角度分析,社会价值是自人类社会以来的教育价值选择;教育的个人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有过张扬,但到目前为止,在人类教育中它还只能是处于非主导地位。就目前我国社会及教育的状况来看,由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发展的需要,社会价值还将仍然会是我国现阶段教育价值的理性选择。     

“五四”精英群体的教育改造

“五四”精英群体对于中国教育的改造,跟他们的文化选择相配合。我们知道,他们的文化选择是毫不犹豫地把西方文化作为中国社会的文化目标,将中国传统文化从我们的社会中淘汰出去。这种文化选择后来被胡适、陈序经等人命名为“全盘西化”。     

土地所有制之争应该从主义回归到方法--兼论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自发演生的障碍与动力

我们需要检讨主义与精英决定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模式.现行土地社区所有制模式并不适合当代中国.在传统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决策体制既定的框架下,由于意识形态、信息不对称、个人偏好以及制度设计者的政府属性等原因,社会生产力对产权制度的真实需求很难通过制度精英反映出来.中国土地产权制度面对两难选择,改革现行主义与精英决定制度模式是必然选择.我们需要参考美国土地产权制度,建立社会参与制度博弈的自发演生决策体制,而精英设计与社会博弈结合是可能选择的方法.     

为教育公平祛魅——对结构功能主义教育公平观的再思考

结构功能主义技术—功能论的教育公平观认为通过机会均等的教育与职业的联系,激励社会层级流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对转型中国公共教育制度构建与教育政策影响深远。实践中的精英复制,使之黯然失色。为教育公平祛魅,警惕政治国家利用教育公平弱化公民社会,回归政治国家公共资金提供者与教育权利保障者角色,是实现教育公平,最终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由之路。     

社会公平视角下公共政策有效性的路径选择——关于公共政策效能的一种理论诠释

公共政策效能问题是公共政策研究的焦点议题。作为对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公共政策,应以社会公平为价值取向来实现社会成员福利的最大化。西方学术界对公共政策效能进行分析的精英模式和政治过程模式,都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不足。提高公共政策效能的路径选择,在于政策制定者的价值偏好和公众意愿之间的有效衔接和互动,这一有效衔接的桥梁和纽带便是公共舆论。     

非文科专业人文社会科学教学管理改革设想

针对非文科专业人文社会科学教学管理中课程设置不合理等问题进行分析论述,提出一系列改革建议:进一步转变、更新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明确教学管理机构及其职责,积极探索教学方式和方法的改革,改革教学考核方法等。     

沈从文与熊希龄及近代湘西边地士绅文化传统

作为湘西边地的近代文化精英,熊希龄和沈从文都是务实求真、勇于探索的湖湘文化朴素精神之代表。这两个湘西凤凰人有着颇有意味的历史交集,一方面熊希龄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和影响了沈从文的人生选择和文学道路,另一方面沈从文对于熊希龄所代表的士绅文化传统有一个认知的嬗变过程,从湘西时期的逃离到北漂时期的排斥,再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重新审视。沈从文与熊希龄的历史交集反映了近代社会转型时期湘西边地文化精英们向外探求和突围的艰辛历史轨迹。     

比较中的社会转型期我国文化规范常模解析

对转型期人们行动背后普遍存在的基本社会文化规则进行解读和分析是具有时代迫切性的话题。在历史中选择和传承的社会文化规范维系着社会成员心理与行动的标准,也使各种社会文化呈现出特殊性。当前我国社会文化经历着从传统与现代之间,血缘家庭到社会责任的转变;以及在中国与西方之间,经历着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变。当前中国面临着转型期文化规范常模的多重选择,需要在思想与心理的层面上完成社会和谐与发展的社会文化常模构建。     

The Organizational Connection: Social Capital and the Career Expansion of Directors of Business Groups in Israel

This article studies which directors of the largest corporations forming part of the Israeli business groups accumulated directorships within the groups between the years 1974 and 1988. A comparison is made between directors within business groups who accumulate directorships and those who do not, and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directors who joined additional boards, questioning who gets ahead in terms of three components of social capital: organizational positions, elite positions, and social networks. The study uses logistic regression to discern which variables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being invited onto an additional board within the business groups and the likelihood of getting ahead. The findings strongly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organizational position of directors, more than their elite position ties and social networks,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determinant of who will join additional boards and who will get ahead. The article is concluded with a discussion of several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relativ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positions.     

贫富无定势: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流动

经过改革以后的宋代科举,不讲门第,不论贫富,只问成绩,从而为下层平民子弟参加科举打开了大门。虽然在当时的社会中,官僚、地主、富商出身的子弟凭借他们的经济和文化优势在进士出身者中仍然占有多数,但是,下层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跻身仕途的人也越来越多。究其原因,除了科举本身以外,还有主客观两个方面原因。从客观上来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加速,某些农民家庭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朝廷、地方政府和学校对士人应举的鼓励与资助;民间义庄、义学对本族子弟读书应举的支持;乡塾村校的普及;贫困士人相互间的互助等。从主观上来说,平民子弟为了改变自己命运而攻苦食淡、发愤读书,加上某些人天赋较高,也容易取得成功。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进入到了统治者的行列,造成了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与此同时,一些官僚、地主的家庭,只要其子孙考不取进士,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逐渐丧失权势和财富,甚至沦入社会下层,造成自上而下的社会流动。在宋代,由于科举制度而造成的这两种社会流动,已经比较普遍,这对社会的进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将师专建成现代化的教育集团--师范教育发展之构想

文章提出师专以社会力量办学的方式举办基础教育实体,形成以师范教育为核心包括多个教育实体的现代教育集团的发展思路,阐述了建立教育集团的多方面意义以及具体的运作方式、步骤和可能存在的困难与风险.     

精英治理的社会基础:心理需求、组织要求与社会分工

精英治理的社会基础包括心理需求、组织要求和社会分工。精英治理的心理基础是人类的集体行动需要精英,并在组织活动中需要精英。精英产生的传统方式说明传统社会中血缘、财产和成就成为精英选拔的标准,也是其重要的社会基础。现代社会中技术性分工中的纵向分工、管理革命和文官革命使精英的产生出现了新的标准,并成为精英治理的社会分工基础。     

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资模式选择

关于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资模式选择的争论很多,而且模式的选择问题历来都是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改革的焦点。加强对现收现付制、完全积累制和部分积累制三种筹资模式的经济效应分析,结合我国人口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实际,可以看出“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模式是一种理性选择,这一过渡模式也将为人口老龄化高峰后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资模式的变革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