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食盐专卖制度的形成

抗战时期的食盐专卖制度 ,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是国民政府战时统制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内外的历史经验为国民政府出台食盐专卖制度提供了借鉴 ,而现实的需要则促进了食盐专卖制度的形成。食盐专卖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有着积极的意义     

宋代榷曲、特许酒户和万户酒制度简论

专卖制度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种手段。对酒类实行专卖——历史上称作榷酤,即是国家对酒类的生产、销售、分配等环节进行干预的一种政策。宋代榷酒制度是宋代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它,对于深入了解宋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榷酒制度涉及面较广,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宋代榷酒制度中,目前尚无专文论及的榷曲、特许酒户和万户酒制度作一初步探讨,不妥之处,敬请匡正。     

论烟酒专卖

<正> 一、实行烟酒专卖的必要性 所谓专卖,就是国家对某种商品的生产、流通、进出口业务进行垄断的一种形式。专卖有完全专卖和不完全专卖之分。完全专卖是对某种商品的生产、流通、进出口业务的整个过程、全部要素都加以垄断;不完全专卖相对于完全专卖,是仅就某种商品的生产、流通、进出口业务的部分过程、部分要素进行垄断。专卖制度古今中外都有,其历史源远流长。我国     

管仲为盐业行业神考略

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其治国思想多有创新,尤其在盐业管理方面,首倡食盐专卖制度,于国于民皆有利,并为后世沿袭。因在盐业发展史上的贡献重大,管仲被奉为盐宗神而受到祭祀。另外,国人“尊古”的传统心理,清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及同治年间战乱后的社会重建需求等,也是管仲得以被尊为盐业行业神的重要因素。     

试论唐代的专卖店铺及其促销手段

唐代的专卖店铺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壮大起来的,其经营范围广阔、财力雄厚,在商品供应中担负着主渠道的作用,此外它们也是当时人们获得基本生活需求的必要场所。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潮流,专卖店铺里的经营者充分运用各种促销手段,在宣传自己的同时,这也成为推动商业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动力。     

明代"牙人""牙行"考略

牙人是从事买卖的中介者,其历史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牙行由牙人组成,是经营中介业务的商行。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繁荣,牙行日益兴盛。明朝政府对牙行的统一管理,又推动了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作为历史过程和观念的"区"与"界"——读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

施坚雅以市场为基础提出的区系理论,近年来在中国历史人类学领域里被进一步拓展.黄国信的著作<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以长时段的视野梳理了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制度建立过程中盐区、盐界形成和变动的"大"历史,同时又充分展示了地方政治、市场、王朝利益不断冲突和调适的历史场景,为我们多层次、多向度地认识"区域"的流动性构建提供了一种有历史深度的研究视角.     

试论东汉时期的盐铁政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东汉时期是实行什么样的盐铁政策?由于史料记载不详,学术界有较大的分歧。细考史料,我们认为东汉初期仍实行的是盐铁专卖政策,只不过由于诸多原因而使政府对盐铁专卖的控制有所放松,而且民间也有大量非法的私营盐铁商存在;直到章帝时期,汉政府又全面加强了盐铁的专卖政策,民间私营盐铁商遭到严厉的打击;自和帝起,汉政府废除了盐铁的专卖政策而实行民营征税制度,但政府专卖也仍然存在,一直到东汉末年。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继西汉之后,一直在低谷中徘徊。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三三”结构体系

本文以整个社会为坐标系,分别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系列,考察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根据、内涵和规定性,分析了它们内部及相互间的具体结构关系,系统地说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和总体格局,并揭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状况和发展态势的规律及机制。文章还提出了商品经济首先和根本的是特定历史阶段生产力的社会经济形式,扩张性和资本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重要构成内容等观点。     

宋代专卖制度变革与地方政府管理职能演变

宋代是专卖制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专卖制度实现了由直接专卖制向间接专卖制的转变.这一变革反映和影响了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地方政府在直接专卖制下承担专卖品运销,分夺专卖利益;而在间接专卖制下则主要承担缉私、监管商人营销等,难以直接分夺专卖利益.中央从地方政府手中集中利权的重要手段就是吸纳商人在更多的经营环节中取代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职能演变的基本趋势是退出专卖商品的直接经营,转而维护专卖制度的运行,专卖利益不断集中于中央.与唐代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专卖系统相比,宋代中央与地方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央集权显著加强.     

略论影响清代赋税制度的主要因素

清朝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屡次改革其赋税制度,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未能充分保证中央的财政收入。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超稳定的自然经济结构遏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阻碍了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直接原因是中央的“不完全财政制度”造成了赋税征收失控;重要原因是封建官僚制度制约赋税制度的有效执行。     

北宋社会阶层变动与免役法制度创新

有宋一代,新兴的富民阶层已经成为一股财富力量,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统治集团需要重视他们的利益诉求,变革不合理的制度以维护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以其平等性和流动性冲击了旧的等级制度和特权制度,才可能产生向官户、寺观户征收助役钱的变革。也正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主要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坊郭户从弱势群体成为新兴富民,对其征收助役钱,正是明确了这一群体已成为这一时期的新兴财富力量。     

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比资本主义更发达、更完善的商品经济

本文从商品的性质出发,提出商品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是发展经济的工具的观点。由此论证,商品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容,社会制度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因此,不是经济制度决定商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而是商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经济制度。因而,不应当把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对立起来。文章还从商品经济自身发展的客观过程得出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发达,更加完善的商品经济的结论。     

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史研究

商品经济集中代表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通观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凡是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时期,都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变革。商品经济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既是人类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基本历史事实,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因此,我们在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时,要有商品经济史的历史理性与独特视角,要能够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基本规律。     

试论价值增殖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

人们通常把价值增殖当作剩余价值的同义语，看作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殊范畴。本文认为价值增殖与剩余价值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经济范畴。其中，价值增殖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商品经济关系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存在于一切商品经济中．而剩余价值只是价值增殖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特殊表现形式．在小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价值增殖则分别表现为小商品生产者的收入和社会主义企业的盈利。从理论上阐明价值增殖及其表现形式，对于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浙商典当业的历史变迁研究

作为传统民间金融组织的浙商典当铺,早在唐代己很普及。两宋时期,浙江商品经济十分活跃,典当业得到较大发展;元末明初,典当业的特征是以私人经营为主;清代以来,随着农业与手工业再度发展,浙商典业呈现空前高涨,整个金融处于“钱商调融各业,典当利赖贫民”的状况。1949年浙江解放后,典当业通过公私合营转变成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典当业变迁说明,商品经济是其兴盛的动力,社会环境是其发展的条件,授受信双方的博弈是其确立的基础,完备的金融制度是其发展的保证。     

挖掘古代信用思想 促进信用制度的完善

在我国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商品经济已经十分发达,在那个时代的一些思想家,如管仲、墨子、司马迁都在发展商品经济方面提出过许多非常值得借鉴的经济观念。在当今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也还要重温这些观念,深化市场经济领域的改革,建立完善的信用制度。     

马克思的就业理论和我国国有企业劳动就业体制的变迁

随着经济体制各项改革的深化,我国国有企业的劳动就业体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此,有人认为这是马克思理论的失败。本文从社会主义的劳动就业思想和资本主义(发达商品经济)劳动就业理论两方面来论述马克思的劳动就业观点,认为传统就业体制是建立在曲解马克思就业理论基础之上的,并联系马克思的发达商品经济劳动就业理论来阐述我国国有企业劳动就业体制的变迁。     

商品经济与明清民族经济的发展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明清中国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各民族间的商品贸易交流日益增多,社会经济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给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有利的因素。但商品经济与明清民族经济的有益互动,势必受到明清社会自然经济大环境的干扰,进而影响了各民族社会的正常发展和变迁。     

北宋军队回易问题再探讨

“回易”，在北宋时期，演变成为北宋军队从事赢利性活动的行为。这种行为虽弥补了军费不足的窘境，使得军费的不足的压力可以得到稍稍缓解，但是回易是军队这种特殊身份的群体的行为，同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军队回易阻碍和破坏了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秩序。因此，从北宋时期军队从事回易活动对商品经济的影响为出发点，阐述北宋政府对军队从事回易活动的限制与管理。在对军队回易活动的监督和管理的基础上，保证北宋时期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