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隐《嘲钟陵妓云英》诗非作于咸通十二年辨－与张一平同志商榷

罗隐咸通十二年未见黜礼部,这一年底也未途经钟陵,张一平同志认为<嘲钟陵妓云英>诗作于咸通十二年底的结论有误.此诗应是咸通九年之作.     

写实和写意的统一——我对《自嘲》的理解

一、关于题目这本来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因为题目本身并不难理解,而且即使对题意了解不深、不确,似乎也并不怎样影响对诗本身的理解。但不知怎么一来,这竟成了问题,而且看法之多,也确实到了不一而足的地步;姑举其荦荦大者,大致有如下几种—— (一)题作《自嘲》,只不过是一种曲笔,实际上,鲁迅先生是无需乎自嘲的; (二)名为自嘲,实则是对敌人的嘲讽; (三)自嘲,就是自我戏嘲。戏嘲自己,也即戏嘲敌人对自己的迫害; (四)自嘲,含有自嘲与嘲敌两方面的意思,以自我戏嘲为主,嘲敌在全诗中居于     

孟浩然四题

隐鹿门山孟浩然隐居鹿门的具体时间,向来没有成说。《新唐书》本传载:“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卷二○三《文艺传》) 又据《唐才子传》,张子容与孟浩然同隐.其张子容传云:“初,(张子容)与孟浩然同隐鹿门山,诗篇唱答颇多。”(卷一)检孟浩然集有寻《白鹤岩张子容隐居》(据明铜活字本)诗,证明张子容确实曾经隐居过(《唐才子传》既言其隐鹿门,白鹤岩     

《谭嗣同年谱》补正

往读杨廷福同志编著的《谭嗣同年谱》 (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觉其于谭氏事迹、思想所作的搜集整理和分析,深有裨于学者.但其中也不免有一些史实方面的错误.研究历史“应该根据正确的不容争辩的事实来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因此不嫌琐碎,草成此文,谨以就正于编者和同志们. 一、同治八年,“先生戊戌殉难同志,康有为之弟康有溥(广仁)生”(《年谱》24页,以下只举页数). 按《康南海自编年谱》载康广仁生于同治六年六月十三日,此作八年,误. 二、同治十二年,“先生的老师欧阳中鹄和先生的朋友皮锡瑞考中举人”(27页). 按《浏阳县志》欧阳中鹄中同治十二年癸酉科拔贡.皮锡瑞亦于是年举拔贡,见皮     

御史大夫职掌辨

林剑鸣先生在《秦汉时代的丞相和御史大夫——居延汉简解读笔记》(《兰州大学学报》1983.3)一文中,认为御史大夫是“为率(牵?)制丞相而设”,其职掌是监督和牵制丞相、分割丞相之权。我认为林先生的论断是难以成立的。第一,关于《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御史大夫“掌副丞相”。据此人们认为御史大夫之职掌就是(?)助丞相统理政务,为副宰相。林先生认为此“乃后人之误解,汉代人并不这样认为”。他说: “‘副’在古代有剖开、分割之意。”举《诗经·大雅·生民》“不坼(按即“坼”字)不副”及《礼记·曲礼上》“为天子削瓜者副之”为证。于是得出:“‘副丞相’者,分割丞相权者之谓也。”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白。一个是“副丞相”之副是否与此二处之副同意。按“不坼不副”是指生孩子,孩子从母体生出来犹如分割母体之肉。“为天子削瓜者副之”是指把瓜剖切开。(参郑玄注)若“副丞相”之副同此二处,则可解为“分割、剖切丞相”,即从内体上分割丞相。此意决不可解。可知林先生所举例证无法说明问题。其二是汉代人对“副”如何理解。《史记留侯世家》“误中副车。”《索引》引《汉官仪》“属车即副车”。蔡邕《独断》:“奉车郎御属车三十六乘。北郊明堂则省诸副车。”此副车即属车。《释名·释首饰》:“王后首饰日副·副,覆也·以覆首。亦言副,贰也。兼用众物成其饰显。”《后汉书·景丹传》“迁朔调连率副贰”。注:“副贰,属令也。”《续汉书·舆服志上》:“后从为副车。”《后汉书·南匈奴传》左贤王为单于“储副”,此外,两汉书中还有副中郎将、副王、副校尉、副封、副侯、副使等名称,皆为副属、次贰之意。总之,汉代人所谓“副”是指从属、次贰,与今天所谓正副之副同。并没有分割、剖开之意。     

唐咸通至天祐时期文学概说

唐代诗坛的最后一颗巨星李商隐谢世之后不久,唐宣宗李忱于大中十三年(859)死去,残暴骄奢而又昏庸无能的唐懿宗李漼继位。次年,改元咸通。从此,本来已经日薄西山的唐帝国愈加黑暗腐朽,无可挽回地走向彻底崩溃的穷途末路。从咸通元年到唐昭宣帝天祐四年(907)这四十八年,是唐王朝各种不可调和的社会政治矛盾总爆发的时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宦官与朝官之争,以及朝官内部的朋党之争,这几组构成唐朝后期政局的主要特征的大矛盾,发展到咸通之后已呈不可收拾之势。统治阶级内部各个敌对集团之间的疯狂争斗,终极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最大限度地向人民掠夺榨取,来满足他们的贪欲。因而,这种争斗愈剧烈,社会就愈黑暗、愈动荡,转嫁到人民(特别是农民)身上的灾祸也愈加惨重。于是,人民的武装起义就一触即发,不可遏止了。公元860年初浙东裘甫为首的农民起义、868年庞勋为首的桂林戌兵爆动,是     

皮日休行事探说

通过对晚唐诗人皮日休的生平事迹进行翔实考察 ,可知皮日休为今湖北天门人 ,18岁左右首入长安进行干谒 ,并与裴坦结交。 2 1岁时隐襄阳鹿门山 ,四年后由襄阳再至长安 ,翌年春献书未果 ,旋经洛阳、寿州还襄阳。咸通四年 (86 3)夏离襄阳 ,结束“或隐鹿门”的生活。 36岁因裴坦荐举而由布衣为太常博士。裴坦卒后未久 ,皮日休即避乱于吴 ,后被黄巢“劫以从军” ,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罗隐进钱府考

关于罗隐进吴越王钱镠幕的时间,古人说法大致相同,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在罗隐长安科举不遇,宦游吴、楚之后“皆不得意,乃归新登”(《吴越春秋·罗隐传》)。其年罗隐大约五十五岁。但就罗隐进钱幕的原由,并通过什么手段进去的,古人就有不同的说法。归纳起来,有如下三点:     

嘉靖至万历初年内阁首辅的争权斗争

<正> 1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专制皇权,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以谋逆、私通蒙古和日本的罪名,将左丞相胡惟庸诛戮,从此废除了中书省的建制,并在《祖训》中明令:“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然而,废除丞相后又带来了一个麻烦,即朝廷内外一切事务都得由皇帝一人操办,众多的事务使得皇帝难以招架,于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即洪武十三年九月,又不得不设四     

齐梁以前古沮(睢)、漳源流新探——附荆山、景山、临沮、漳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辨

前言古代的沮水(又写作睢水,音同,通用)和漳水是流经楚郢都和随后的江陵城附近的两条水。春秋时期就已是楚国的著名河流。《左传》哀公六年记楚昭王所说:“江汉睢(沮)漳,楚之望也。”就反映着当时沮、漳二水在楚国的重要地位。《左传》定公四年记吴、唐、蔡师攻入楚国,楚昭王君臣由郢都逃出后,首先就“涉睢(沮)。”《汉书·地理志》(卷28上)南郡“临沮”县原注云:“……漳水……东至江陵入阳水,……”《三国志·王基传》(《魏志》卷27)记王基的语说:“……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数。……”这都说明古代沮、漳二水和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江陵城很邻近,彼此有着密切的联系。     

罗隐诗歌探微

罗隐为晚唐著名诗人。传世之诗歌近五百首 ,其中不乏名篇佳作。然而学术界对罗隐的研究多有偏失 ,未能予与应有的重视。他的许多作品 ,无论是咏史、咏物 ,还是抒怀之作 ,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罗隐既能够继承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 ,又能够在艺术上翻陈出新 ,使元、白之后现实主义诗风得以继续发展。本文拟就罗隐的诗歌进行全面的探讨 ,以期求得对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做出公正的评价     

师前贤而不泥古 法西学而未失本——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的版本学、校勘学思想

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对其版本源流进行了细致梳理和深入研究,进而确定以最早的完整宋本静嘉堂文库本为底本,用于校勘的刊本多达十四种,并选择重要总集及选本共十七种进行校勘,校勘版本数量之多,无出其右,这为超越清代王琦注本奠定了基础。詹锳先生校勘李白全集,在对校法基础上,增加了是非判断,以“今照改”“今据改”“当据改”等分类校勘,提升了古籍整理的学术品位。詹锳先生重视唐代唐诗选本的校勘作用,用以系年、解惑、辨伪和辨析诗歌本事,破解了若干千年疑案,在李白集整理中颇具特色。詹锳先生强调古今并重,中外并重,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坚持无征不信、片善不遗的理念。詹锳先生具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又深受西学影响,形成了阔大的学术格局和高远的学术视野,他以“预流”的学问开创了李白研究的新境界,其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达到了那个年代的制高点,至今仍难以超越。詹锳先生的版本学、校勘学思想是留给后世的宝贵学术遗产。     

白居易《策林序》考释

白居易备考制举的时间上限不是“元和初”而是永贞元年冬,备考时段亦不是“累月”而应是比之更长的时间。白氏“罢校书郎”的因由乃三年任满后自行解职,其“应制举”的动机在于缩短选限并享受制举登第的好处。《策林》七十五门非元稹与白居易合作共制的作品,其著作权完全归属白居易。白居易以第四名、乙等的成绩中考;登第后所授之周至县尉乃较常人为上的美职,这为其日后进身朝廷打下了基础。     

张浚与新学

张浚在南宋高、孝两朝出将入相,对宋代学术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他继承父说,在南宋初新学影响广泛存在的现实条件下,主张元祜未必全是,熙丰未必全非,又受举荐他的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的影响,倡行孝悌之说,并在独相期间,打压洛学,促进了新学在南宋初的延续发展。另一方面,张浚又与赵鼎共引洛学之士,甚至有禁新学之举,对新学有一定的抑制。秦桧当政,张浚被贬逐在外十余年,最终与反对和议的洛学之士打成一片,信奉道学而排斥新学。从张浚崇、抑新学的历史来看,除了有时代、家庭、师承、荐主等因素外,打击政敌、争夺权力的现实需求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突显出南宋初年学术与政治的利害纠葛。     

崔致远非“宾贡科进士”辨

崔致远是晚唐时来自友邦新罗的一位诗人,在中国唐朝生活、仕宦长达十六年之久.他以宾贡(异域贡士)身份荣登唐朝科第,并在淮南节度使高骈幕府刀笔为吏四年.首先阐释了宾贡的涵义,然后用翔实的论据证实崔致远不是"宾贡科进士".籍此对历来说法不一的崔致远的进士及第方式作一考证式的探究.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评《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

葛景春先生《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一书不是对李杜进行简单的优劣品评,而是深入到唐代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论述从李白到杜甫的诗歌流变的现象与原因。他从李杜所处的时代的变化、文化诗潮的转型以及李杜自身原因三个方面对李杜之变进行研究,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剖析了以李白为代表的大唐盛世浪漫诗风向以杜甫为代表的衰变之世写实诗风的转变。     

李白五次光临南阳稽考

李白与南阳渊源颇深,今人收集李白在南阳留诗共13首。据考察,李白入翰林前,曾五次光临南阳。一为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入长安,取道南阳,时为初夏;二为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南返安陆,途经南阳,时在秋;三为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由安陆来游,时在春;四为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李白由安陆移家东鲁,路过南阳;李白五次访问南阳是在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秋,应方城县仙翁观道士元丹丘邀请到方城寺。留下《南都行》、《游南阳白水登石激作》、《送友人》和《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等诗篇。     

论陈寅恪考证“杨贵妃是否处女”的学术意义

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关于<长恨歌>的考证,不仅是"杨贵妃是否处女"的问题,而且是学术问题、文化问题.陈寅恪先生一生关注妇女问题,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其研究目的就是发微探幽,观察当时的政治、道德的真实情况,在历史真相的揭示中,发现中国妇女身上蕴含的民族文化要素和精神特质,构建中国"民族文化之史".     

骆宾王'对策文'相关问题考辨————-兼补《登科记考》

骆宾王《对策文三道》可称'完璧',但有关研究还很不够,诸多问题有待考实。骆宾王和王勃虽都曾上书求荐且后者'对策高第',但并不能由此直接断定骆宾王也同科对策及第。骆宾王试策文本在形式和内容上有诸多与制举试策体制不符及不合'时宜'、不'得体'处,其策问及对策与骆宾王的其他作品有很高的一致性。结合相关文献材料,大抵可推知骆宾王可能既未参加乾封元年的制举考试,亦未参加其他科目的考试,故亦无及第之实。他未参加的原因主要在于未获举荐,未获举荐的原因则与其以前在道王府的任职'背景'有关,其试策文可能是模拟或投献之作。《登科记考》的阙载或有鉴于此,或系偶尔疏失。     

李白离京后的长安记忆与身份认同及其帝都书写

从受召入京到供奉翰林,再到“赐金放还”,李白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再到边缘的巨大变化。离京之后,“供奉翰林”成为他身份叙述的素材,在诗歌中时时向人呈现：在对金陵景观的书写中,城市兴衰与身世荣辱融合无间;对金陵历史名胜的重新定义,隐含着对永王东巡政治合法性与自身出处的解释;当成都升制为南京时,诗人以侍臣与乡导的双重身份将成都与长安进行比附,也坚持了对玄宗政治形象的维护。诗人始终将自己的身份认同依托于京城的活动空间,从而使其流寓期的诗歌总是表现出沉重的无所归依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