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末的名士别传

汉末名士别传数量众多,重点记述了名士的异行、异能及对名士崇拜之风。它善于选取轶闻趣事,具有明显的虚构色彩,多用细节描写,运用了明显的小说笔法,成为以后志人、志怪小说及史书的重要素材。修史之风的流行,强烈的名士崇拜心理及人物评议之风的兴盛是汉末名士别传盛行的重要原因。     

虚构与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从《雷焕别传》说起

检视汉魏六朝时期的杂传,多如《雷焕别传》,常羼杂有虚构性的内容和情节,通过这些具有虚构性质的内容和情节凸现出来的人物形象,也具有了明显的虚构性特征。可以说,虚构性已是汉魏六朝杂传的重要特征。而虚构性无疑使得汉魏六朝杂传渐离史传,并在不知不觉中趋进了小说。     

汉魏六朝时期的海赋

本文依时代顺序,论列东汉初年班彪《览海赋》,东汉末年王粲《游海赋》、曹丕《沧海赋》、西晋木华《海赋》、潘岳《沧海赋》、东晋庚阐《海赋》、孙绰《望海赋》、南齐张融《海赋》,梁肖纲《海赋》、《大壑赋》。而以木、张二赋为重点,认为木赋在十篇之中成就最高,张赋次之,后世无出其右。文章第四节对台湾学者陈心心、何美宝《唐以前海赋的研究》提出批评,认为该文的基本论断与实际不符。并对大陆学者王立的《中国古典文化中的海的意象》表示了不同见解。     

汉魏六朝时期俳谐文中的滑稽

俳谐文指文人创作的内容诙谐滑稽的作品,包括赋、杂文等文体,主要盛行于汉魏六朝时期。诙谐滑稽风格的作品早在先秦就已形成,主要是在民间口耳相传,直至汉魏六朝时期,在人才学术兴盛的环境下,诙谐滑稽风格得以在文人中流行,形成了文体不一的俳谐文。本文拟从愚弄、以物喻人以及讽刺模仿三种产生滑稽的方式探讨汉魏六朝俳谐文滑稽。     

魏晋别传繁兴原因探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家体制不同的历史著述,纷呈迭出,形成了我国古代史学著述的一个高峰期。和史学的发达一起到来的是传记文学的繁荣,别传又是魏晋时期传记创作的重要形式之一。别传之所以在魏晋时期创作如此繁盛,史官文化传统、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等是其主要的原因。     

试论汉魏六朝人物传写的小说化倾向

汉魏六朝杂传,抛弃正统史传对人物的历史化定位,关注个体生命,描写日常生活,人物传写趋向生活化;摆脱了史传对政治资鉴和道德劝诫目的的追求,关注人物性格,注重对人物的性格刻画,人物传写趋向个性化;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细节描写等手法,对人物进行从外貌到性格品行的传神写照,刻画出一个个充满个性的人物形象。无论是从人物传写的取向与重心,还是就人物形象本身而言,汉魏六朝杂传的人物传写都体现出明显的小说化倾向。     

汉魏六朝时期昭君故事的传播与接受

汉魏六朝时期昭君故事的传播与接受,可以分为两汉、魏晋和南北朝三个阶段,在民间与文人两个层面进行。其途径主要有四:正史记载;歌曲传唱;小说传讲;文人题咏。史书是官方记载,注重的是汉与匈奴的交往;歌谣出现于民间,关注的是昭君的命运。文人题咏承歌谣而起,是魏晋以后主要的传播途径,昭君的情感是题咏的中心。文人写作以同情为基调,由以时间为主线的叙述变为以空间为转换的抒情,或刻划昭君的心情,或寄寓自己的失意。在这一时期,音乐是昭君故事传播与接受的重要形式,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魏六朝哀辞研究

哀辞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哀悼夭亡者的文体,形成于东汉至魏晋六朝时期,与当时浓郁的感伤文化、感伤文学氛围有关。汉代哀辞无存。现存魏晋六朝时期曹植至梁简文帝等人的哀辞18篇。其中3篇有短序,序用散语,辞用韵语,或骚体,或骈体,或诔体,篇幅在数十字至二百字之内,内容以抒发丧失亲人的悲伤哀痛之情为主,极少叙事因素。与哀辞相近的文体有诔、哀策、吊文、祭文等,这些文体互有异同。此时期的挽歌和悼亡诗也很特殊,但与哀辞有诗、文之别。     

汉魏六朝时期神农炎帝文化的传承与变迁

汉代到南北朝时期,神农炎帝文化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四大变化,即炎帝的政治地位明显下降,神农在农业文明中的地位明显提高,神农炎帝文化明显丰富,有关神农炎帝的信息明显增多。影响神农炎帝文化传承的原因是民众意愿、社会政治、农业发展、时间与空间、人群与书籍。     

汉魏六朝咏史诗对《史记》人物意象的拓展

《史记》对汉魏六朝诗歌最直接最显明的影响即体现在咏史类诗歌题材上。汉魏六朝咏史之作，无论是侧重人、事重现的传体咏史，还是借理抒情的论体咏史，亦或是吊往伤今的怀古咏史，都在取材《史记》的过程中，通过古今时空的连接，拓展了《史记》人物意象的精神内蕴，并增加了诗歌自身的抒情厚度。     

汉魏六朝赋中的民俗文化

“习俗催生艺术,艺术改造习俗”,文学艺术与民俗结有不解之缘。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汉魏六朝赋承载着丰富的民俗内涵,包括节日民俗、婚育民俗、信仰民俗和礼仪民俗等。挖掘汉魏六朝赋中的民俗文化对研究一些民俗的起源、本义及其演变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汉魏六朝荆楚诗考论

汉魏六朝时期荆楚地区以江陵、夏口、襄阳为中心形成荆楚西部、荆楚东部、荆楚西北部三大文化区。诗歌是汉魏六朝文学有较大成就的代表性体裁之一,本文拟以此三大文化区为纲,分区域考析该时期荆楚地区诗歌创作情况,探究该地区因地理环境、时局等因素而形成的雄奇悲壮等独特诗风在诗史上的意义,也可为汉魏六朝诗歌、文学地理等多方面的研究提供基础。     

纬书与汉魏六朝文论

纬书的哲学主题是天人感应论,力图建立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认为文艺可以沟通天地人三者的联系。这种思想沾溉文坛,导致物感论的成熟和发达。纬书虽多牵强附会,但也保存汉代若干具有相当价值的文论观点,使我们得以更全面更准确地把握汉代文论的全貌。王充《论衡》的产生,是与纬学的兴盛分不开的。纬学既是《论衡》攻击的对象,也是它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汉魏六朝俳谐赋初探

两汉大赋为辞赋之主流,而魏晋六朝的俳谐赋为其支流,历来不受文学批评家的重视.大赋惊彩绝艳,旨在讽谏;幽默之赋则文体多变,自嘲嘲人,为抒情之利器.认识幽默赋的创作,应先了解"滑稽"的三层含义,以明其精神源流,由中深入明嘹滑稽幽默之赋具备的俳优语言的特点,以及指桑骂槐,不受道德和传统规范的创作形态.本文将此类赋依照其讽刺对象,分为三类,一为幽默自嘲之赋,以东方朔<答客难>、扬雄<逐贫赋>、左思<白发赋>为例,探讨其特色;二为诙谐讽刺之赋,以王褒<僮约>、鲁褒<钱神论>为中心,分析其风格;三则为纯粹游戏之作,通过对魏晋以降大量的诙谐杂戏之作,如袁淑的<鸡九锡文>类作品的考述,申述其精神.进而对其历史背景、文学技巧展开论述,又在说明俳谐赋的文学史价值.     

论汉魏六朝文人俗赋

汉魏六朝文人俗赋冲破了辞赋宫廷化、贵族化的藩篱,将眼光投向社会下层和世俗人生,题材内容丰富,构思巧妙,风格诙谐,在传统文人雅赋之外别立一格,使赋坛上雅俗共存,典丽与通俗兼容,大大丰富了汉魏六朝赋坛的景观。同时,我们又清楚地看到,文人俗赋数量不多,创作队伍不大,发展举步维艰、徘徊不前,在雅文学的夹缝中浮沉挣扎。这种局面实在是汉魏六朝雅文学强势地位的结果,也是文学为贵族所垄断时代之必然。     

注释家的"别传"观——以裴松之、刘孝标为中心

裴松之<三国志注>创立了使用"别传"引称单篇人物传记,以与丛集类传记相区分的注释体例,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在继承这一注释方法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他们的处理方式影响了后来的注释家如刘昭、李贤、李善等,同时对类书的编纂者也有深刻的影响.     

汉魏六朝道教的孝道

汉魏六朝时期道教的孝道问题是一个受到儒、道、释三教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道教的孝道充分吸收了儒家的孝道伦理思想,使孝成为道教的基本宗教伦理规范。同时,道教孝道也体现出自己鲜明的特点,为六朝以后道教伦理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孝道的贯彻方式上,道教通过强调“孝”的必要性,在仙道中注入了“德”的内容,改变了纯粹修道成仙的个人利己倾向;在孝道的内容上,道教孝道只是在整体上认同儒家孝道,当某些具体细节与道教的宗教追求出现矛盾时,道教开始区分教内外孝道伦理义务之别。道教的孝道伦理还是一种在整体思维模式下协调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更为科学的生态型伦理。     

汉魏六朝史书词语考释

通过引证汉魏六朝史书以及同期其他文献的例子 ,抉发词语尚未被辞书收录、学界尚未解释的新义 ,考察词语、词义的源流演变     

汉魏六朝碑刻文字札记

汉魏六朝碑刻保存了大量俗字,而考释其中的疑难字是进行碑刻内容研究的首要工作。本文摘取并考证了9个俗字,如"■"为"冢"字、"(扌量)"为"扬"字、"■"为"浦"字、"(扌船)"为"迁"字、"■"为"迷"字等。     

汉魏六朝老学文献述略

汉魏六朝时期老学空前繁荣,出现了大量老学作品。本文以王重民和严灵峰所作老学目录为基础,对二者进行了比较,概述了这一时期老学作品数量大、研究形式多样化、研究阶层广泛、老学影响深远等基本特征,并对五斗米道系《想尔注》和张陵《老子泣》和是否同书异名、僧肇《老子注》的真伪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