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的"五四"观及其历史演变

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主将之一,一生数十次回忆和评价五四运动,但不同时期回忆和评价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他即对运动的三种精神做出了高度概括,稍后站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对五四运动中的盲动情绪表示忧虑和批评.大革命失败后,罗家伦借回忆"五四"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张目.抗日战争期间,他强调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以增强国民的抗日决心.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罗家伦顶住巨大的政治压力,大力宣传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意义,重构"五四"自由主义话语系统,为台湾后来的民主改革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确立做出了贡献.     

论理性民族主义──《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者对日观剖析

“九一八”事变以后．胡适等《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文人群．在凸现的个人主义与 民族主义两难困境中,改变以往片面强调个人主义价值理念、淡化帝国主义侵略、将民族主义统一 服从于个人主义的作法,将关注焦点从个人主义转向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提出了自以为从国家 民族根本利益出发的理性的对日观：其一、支持国民党政府保守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其二、反 对青年学生非理性的爱国激情;其三、寄希望于国际公法．反对排外民族主义;其四、主张妥协自强 韬光养晦．以实现现代化．作为抗日救亡的前提。这种对日观．概言之．是“理性民族主义”;详析之, 可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两种类型;典型的理想型自由主义者胡适对日观的“理性”,是个人主 义、文化激进主义的“价值理性”,民族主义是其形式。以蒋廷黻为代表的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对日观 的“理性”。是出于国家富强的外在功利考虑的“工具理性”。自由个人主义的价值关怀已被搁置乃 至放弃。他们公开主张“新专制独裁主义”。这说明自由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无根性特征和中国自 由主义者必然分化、边缘化及政治保守化的历史命运。     

论胡适与蒋介石政治关系的转变--以《独立评论》刊行时段为界

在<独立评论>刊行时段(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适值寇深祸亟,国内民族主义大兴,胡适与蒋介石的政治关系渐趋融合.1938年,胡适曾公开声称"已无反对政府之余地",明白表示不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统治.在中国面临着严峻国难的形势下,胡适更注重从民族主义视角去评价当时的国民党蒋介石统治,更加关注和理解国民党政权的"带民主色彩的制度"以及蒋介石统治的"进步",并最终加入这个政权体制,做一个国家的"诤臣"、政府的"诤友".而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民族主义而产生的政治认知和行动取向的转变,也促使胡适放弃"独立"于政府势力之外的政治立场,转而与蒋介石合作.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调和与冲突--罗家伦对五四运动的历史阐释

在近代中国剧烈变幻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五四亲历者之一的罗家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五四历史的阐释有着不同的重心。尽管他坚持以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双重身份发表言说,但他的阐释无法消解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内在紧张。     

论20世纪40年代罗家伦的民族理论研究

在对原始民族、少数民族和边疆民族的族群文化及其历史进行的研究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学主流的情况下,罗家伦从近代欧洲民族及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与理论出发,对民族、民族性的构成要素、形成过程及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类型等民族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阐释,并最终落实到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点上。他对民族基本理论的阐释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具备了较高的理论水准,在近代中国民族理论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     

清华大学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考

清华大学1958年的“教育革命”在其历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这一“教育革命”不仅有着明确而独特的目标、内涵和路径，而且还有着重要而持续的意义、取向和作用，对于清华大学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而直接的影响。这一“教育革命”既是新中国1958年前后众多大学‘墩育革命”的一个非凡样板，也是新中国“文革”前十七年大学教育制度、理念和实践演变的一个典型写照。无论怎样，清华大学1958年的“教育革命’都通向“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     

钱穆人性化教育思想与实践

本文主要通过梳理钱氏的非学术文献 ,从其自身出发来阐发其教育思想与实践 ,认为钱氏所提倡的乃是 :自由主义教育 (思想自由、学术独立 ) ;教育以人为本 ,重人格完善与德性修养 ;留意培养学人 ,昌明学术以传承中国文化、沟通世界文化为使命 ;提倡奋发图强 ,使其尽性成德 ,不失做人的本分 ,最终成就人 ,成为一理想人。可谓是具有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内发的人文主义。当然钱氏自身的“言公”与“谢名”的人格风范也值得重视。同时尝试对其在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地位提出自己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现代重构

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蕴涵着对单一民族国家及其民族国家观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东扩则带来激进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包括带来现代中国的独立与解放。中国有着独特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及其传统,因而其多民族国家建构不可能延续前苏联模式。在近世以来的中国政治资源中,自由主义以及保守主义都有民族国家之诉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自觉地批判了这一诉求,努力实现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代重构,并且在改革开放之后依然得以延续,这使得中国不可能重蹈前苏联之覆辙。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重构,既从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现代转化的必然结果。     

“道不同者亦相为谋”——罗家伦、陈寅恪之交谊及其他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不仅是人们评议世事的准则。其实也每每是人们分析问题的思路和眼光。在晚近中国史上,无论是陈寅恪还是罗家伦,都是声誉崇隆、光前裕后的重量级人物。但二者却是风格迥异。一般地说。罗家伦和主流的老北大学子一样,富有现实关怀和政治热情,注重事功,于政学各界皆有根底;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行的重要会议和承担的重大课题

中国世界中世纪史2007年年会,于2007年9月20日至22日在聊城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等10多所高校的6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着“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土地制度及农民身份演变”、“中世纪的社会生活及其他”等三大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1840——1949)”学术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主办,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聊城市政协承办的“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1840—1949)”学术研讨会在聊城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     

20世纪初新史学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

20世纪初年以梁启超、章太炎、黄节、邓实、马叙伦等为代表的晚清新式知识分子,对传统史学进行了激烈批评,以“新史学”为中心进行了一场史学革命,其最初的意义不仅仅表现在中国现代史学之建立上。笔者认为在20世纪初史学革命中,新式知识分子借“史学”的革新,对“民族”、“国民”等近代概念进行了界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     

评胡适的“人权运动”与背离“民权同盟”

胡适于１９２９年在上海以《新月》刊物为载体，联合罗降基、梁实秋等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人权”的文章，倡导起“人权运动”，尖锐地批判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独裁、扼杀人权，宣传了民主与法制。胡适等人发动的“人权运动”虽然在国民党当局镇压下只是昙花一现。但其历史意义是应当肯定的。１９３３年胡适应蔡元培等人的邀请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简称“同盟”）并担任了“同盟”北平分会主席。但不久胡适即与“同盟”的主张发生重大分歧、公开发表与“同盟”相左的政见，以致被“同盟”除名。胡适为什么于１９２９年发动“人权运动”能够公开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独裁、扼杀人权，并宣传了“民主”与“法制”，而到１９３３年却在加入“同盟”之后又与“同盟”唱反调？笔者认为这应当从胡适的“自由主义”的特点与历史实践的矛盾中探讨原因。胡适的“自由主义”的特点在于既反对“暴力专制政治”．又反对“暴力革命”，主张“自由与容忍”①，这在中国的国情中必然陷于自相矛盾，左右两难，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摇摆，并只能以失败告终。     

老校长的风范

有杂志提出“谁来当中国大学校长”的问题,引起大家关注。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至少有两个参照系:一是国外的成功范例,二是我们的经验教训。前者已经有人论及,这里只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要谈经验教训,就应该了解过去的大学校长是什么样子。近年来,我在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时候,接触到许多这方面的材料。比如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清华大学的罗家伦、梅贻琦,浙江大学的竺可桢等人,曾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们的思想理念、行为方式、人格风范是一笔丰富的财富。只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非但没有继承,反而在全面…     

冯友兰(1895-1990)

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河南人。祖籍山西。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1918年毕业后回开封任教。1919年赴美,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做研究生,受到著名哲学家杜威先生的指导。1923年毕业后回国,任河南中州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等职。1925年离开河南,先后在广东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28年受罗家伦的邀请任清华大学哲学教授、文学院院长。1937年抗战爆发,随     

独立还是依附——《独立评论》时期胡适派学人政治态度论析

《独立评论》时期,胡适派学人由“论政”走向“参政”,被视为是由“独立”走向了对国民党政权的“依附”。但是分析其认同国民党政权的原因、入阁后的心理状态及对国民党现实政治的批评情况,可以发现实际并非如此简单。行动上的无奈“依附”与思想上力求“独立”之间的拔河,才是他们当时政治态度的准确描述。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商榷

一有没有“中国现代自由主义”?需要不需要“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呢?我认为:需要,可惜现在还没有。这就要提到什么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讲到“中国”,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民族主义、国家利益,想到“中国文化”的特殊传统与价值,讲到“现代”,人们往往会联想到西方最新潮的“前沿理论”。但我讲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与所有这些并无直接关系。     

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场

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在 90年代初期 ,进行过激烈的交锋 ,到了世纪末的最后三年 ,学术界谈论的“主义”则主要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诸多联系 ,以及与民族主义、社群主义的若干关联 ,使得自由主义成为世纪末中国思想论战中最为尖锐的场域。本文通过分析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出场中所形成的三种不同姿态 ,即自由主义的推进者、自由主义的反对者、自由主义研究者的考察 ,认为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有其自身不可否认的合法性 ,但仍需要寻绎自己的有效性边界 ,使自己成为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转型的重要力量     

范义田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范义田先生探讨教育问题的一系列文章主要写于其大学时代和早年从事教育工作期间。他立足于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现实和云南边疆的实际,提出了以失学的、从未得到过教育机会的贫苦大众为民众教育对象的“民众观”及以促进生产力为中心教育目标,以识字训练、公民教育、职业训练为教育内容的民众教育思想;同时提出以国家观念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边疆民族教育目标,并在具体实施上主张以人为本的民族教育思想,其对今天的少数民族教育工作仍具有可借鉴的现实价值。     

论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近代意义

语言深刻地制约着翻译,并合法地改变原语的思想性质,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就是在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汉语化的言说中建构起来的。某种意义上,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近代的歧变过程也就是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建构过程。严复在翻译和介绍穆勒的自由主义思想时,颠倒了其思想的主次,明显压抑了个人优先原则这一前提,而张扬了个人自由应该受到限制这一附则。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被纳入了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严复始终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来解释和定义自由主义。严复所理解的“人”主要是中国古代的“民”,这样,他就把“人”最终纳入了中国古代的言说轨道,纳入了国家和民族的范畴,其结果是必然从根本上削弱甚至否定个人。     

"古典自由主义"之"古"与"新古典自由主义"之"新"--"消极自由"主义国家观研究

自由主义分为“积极自由”主义与“消极自由”主义。“消极自由”主义以不可知论为其理论根据 ,坚持实现国家的最小值。这种国家观依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 ,尤其是政治理念的不同 ,分为“古典自由主义”和“新古典自由主义”。前者以感性直观所支撑的不可知论追究 :“建构什么样的国家个人是自由的” ;后者以理性直观所支撑的不可知论追究 :“自由的个人将形成怎样的国家”。然而 ,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实践维度来将其进行改造 ,“消极自由”主义国家观才可能是合理和彻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