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理论视角变迁——晚清谴责小说研究的历时述评

晚清谴责小说研究有四种批评模式：类型学批评、传统社会学批评、叙事学批评以及文化学批评。每种批评模式都体现出一定时代文学批评的理论特征和文化精神。晚清谴责小说的批评视角的变迁见证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的历时走向。     

晚清小说观念与小说思潮

晚清现代小说观念的萌动,晚于侠义公案小说潮,二者间的精神向度与价值选择存在着文化时差。“小说界革命”时期的“新小说”观念则直接促生了“新小说”潮,二者间相互声援,共同推动着中国小说理论批评与创作由古典向现代转型。晚清“小说游戏”观念及其“鸳鸯蝴蝶派”小说潮,在近现代启蒙主义思潮的两个高峰间,形成民间通俗文化的蓬勃景观,尴尬地成为“五四”新文学的制衡对象与起点。     

晚清小说类型理论的流变与意义

小说类型研究是晚清小说理论批评的热点与难点,以题材内容的划分最富活力,以叙事形式的划分最有学理.前者的理论面貌与时代社会文化思潮的演变密切相关,而后者的理论品性则与小说的创作实践及小说自身的历史演进正相关.晚清小说类型理论为现代小说的崛起和现代小说叙事理论的创建,准备了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     

“蚌病成珠”与“木铎警世”——晚明与晚清小说理论之比较

晚明与晚清是小说理论最为繁荣的两个时期,为提高一向被视为"末技"的小说的地位,两时期的小说理论家们都不遗余力,并分别喊出了小说为"天下之至文"和"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晚明更多的是借手中之笔,抒己胸中之垒块;晚清则不仅更多地着眼于反映社会,而且试图通过小说来改变社会现有状况.小说的地位在晚明虽然与前代相比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真正成为文学的主流样式却是在晚清.     

晚清小说理论变革中的中西比较语境考察

晚清小说理论变革是晚清“小说革界命”的重要助推器,理论家们普遍存中西比较视野,从文类、体例、题材、人物、情节、结构、思想内涵与审美风格等方面对中西小说进行了全方位比较,亦关注到中西作者观与读者观的差异。晚清理论家们的中西小说比较多零碎且立场有偏颇嫌疑,但他们自比较中获得了革新旧小说的动力与方法,最终促成中国小说和小说理论由古典向现代转型,是中国小说现代性变革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论晚清中西小说论的审美趣味演变

晚清时期 ,维新派小说理论家与辛亥革命派小说理论家在中西小说比较中表现出不同的审美趣味。历史性地看 ,主要趋向为 :一是对比较对象的审视由不对等趋于相对对等 ;二是在构建新小说文本的努力上 ,由倡导模仿域外小说到为我所用 ;三是在审美态度上由误解向客观评述变化     

晚清小说中的留学生形象

晚清政府的一再战败,加之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落后,促使从政府到民间的一些有识之士下定了全面向西方学习的决心,而派遣留学生出洋就是学习的一种方式。作为担负着救国图强重任的留学生群体,他们受到了晚清小说家的热切关注,在他们的笔下,留学生群体大致分为三种：西方文化之传播使者,假学者形象和颓靡腐败者。新兴的留学生群体作为在晚清小说中出现的一种独特形象,以其群体代表性、典型性和文学开创性展现出特有的文学史价值和文化内涵。     

晚清翻译小说的理论主张与实践考察

域外小说的翻译是从晚清至“五四”时期这个翻译高潮中翻译活动的一个显著特征。可以说翻译小说的兴盛是在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人志士们的理论倡导下形成的,然而当时翻译小说真正繁荣的局面却与这些理论倡导者的愿望,即创导繁荣政治小说的翻译主张不相吻合。首先对此翻译主张以及随后发生的翻译实践进行了详细阐述,对这一理论主张与实践不一致的情况进行描述;然后从小说文体类型、读者接受和出版情况三个方面分析其成因;最后得出结论,晚清翻译小说确实直接促成了晚清翻译小说的繁荣局面。     

晚清小说的群体关怀

梁启超等的“小说界革命”引发社会对群治的普遍关注;时代的变革,科考废止和新学制的设立,促使晚清小说的创作和阅读队伍发生新变。小说杂志的勃兴,为晚清小说的群体关怀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条件,以群治为指归的报刊舆论圈和白话文运动,使晚清小说呈现出群体关怀的趋向。     

浅析当代反腐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的联系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当代反腐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存在着深厚的渊源关系。这两种文学现象在它们产生的社会背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联系性;而就文学创作本身来分析,在作品内容、写作手法、作家身份和写作目的等方面也具有较大的相似性。     

真、善、美与俗、利、趣——论晚清小说价值观念

从美学范畴和功利范畴看，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小说”观念注重善与俗，王国维为代表的小说观念注重真与美，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小说观念注重利与趣。历史要求与文学要求的错位，使其命运呈现不同状态，但具有异质并存的价值，因为它们身处历史大转型时期，以自身的某种历史合理性昭示了独自的文学与文化意义，共同造就了中国晚清小说及其理论批评的历史文化景观。     

试用关联理论解读《道德经》里的为官之道

运用关联理论对《道德经》选段进行解读,认为其论述了＂本色为官＂、＂有权无私＂、＂清心寡欲＂的为官之道,对为官者修身处事和治国理政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切入“历史”后的视点——论“新历史小说”的叙事角度

“新历史小说”，自生成之日起就存在着命名、指认等一系列问题上的争议，这一现象的出现，除了与其自身内涵和外延的不确定性有关之外，还与其叙事上的独特角度密不可分。有鉴于此，结合“新历史小说”出现的时代背景，通过对其结构特质的三个主要方面，即第一人称视角与“历史”同步、聚焦变换与情感演绎、民间视野及其视点应用进行阐释，就成为一道重要的逻辑线索。     

生态美学视阈下的文艺理论研究

在生态美学逐渐成为显学的背景下,生态批评的学术储备也日益丰盈,因此作为探究文学艺术这一审美意识形态规律的文艺理论研究,也应该在其哲学思想来源、理论话语原则、理论视阈等方面有新的突破。     

洛学传承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创作倾向

洛学兴起、传承时期,正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由发生、发展而至昌盛的时期。这两种文化现象的发展过程在时间上的重合,使洛学传承与古代通俗小说创作倾向有了特定联系。洛学传承大致经历了鼎盛期、衰落期、中兴期、叛逆期和复兴期,而每一阶段的思想精神和理论主张都基本成为其时社会思潮的核心,从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作用于通俗小说,导致小说创作倾向嬗变。其具体表现是:一、洛学鼎盛影响并导致通俗小说载"理"倾向;二、洛学中兴影响并导致通俗小说崇尚封建纲常倾向;三、洛学叛逆影响并导致通俗小说世俗化倾向;四、洛学复兴影响并导致通俗小说尚劝戒思想倾向。通俗小说的这些创作倾向一般由小说的题材选取、人物形象、背景情境、情节结构、场面处理等体现出来。描述、说明洛学传承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创作倾向,可发现洛学与小说发展、与小说思想发展有关的规律,揭示出儒家文化传统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作用与影响。     

《战国策》对后世几种小说的启发与影响

《战国策》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历史散文著作,对后世许多种文体的影响都很大。这些文体包括:谴责小说,侠义小说,传奇小说,史类小说,赋体小说,寓言小说等。从《战国策》的内容和写作手法上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战国策》的一些篇章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小说因素,对于后世小说的丰富和发展功不可没。     

论马克思有机论的实践自然观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的哲学自然观的实质,总是倾向于把它归结为物质本体论。实际上,马克思的自然观全面地阐述了人与自然、历史与自然、感性与理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自然的片面理解。马克思提出了人化自然概念,消除了人与自然的对立。自然不再是与人分离和对立的存在,而是与人一体化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实践范畴,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因此,马克思自然观是有机论的实践自然观。     

《海经》“群帝”考

通过对《海经》中所载“群帝”或“众帝”的名称及其谱系的分析,认为黄帝、帝喾、帝俊、帝舜实为一人,乃是上帝;帝鸿即帝尧亦即太皞、昌意;少暤即帝挚,亦即《海经》中的戏,他应该是帝尧之弟继帝尧为帝者,《世本》《史记》中说他是帝尧之兄的说法不可靠;韩流为《竹书》中的帝乾荒,曾继帝挚为帝;帝丹朱即驩兜、驩头、讙头、讙朱,是帝颛项之子而继颛顼为帝者.帝尧、帝挚、帝韩流、帝颛顼、帝丹朱是唐虞时代的五位帝王,一代为兄终弟及,其余为父传子,先秦所谓的五帝时代、唐虞时代是相同的概念.“五帝”传说是真正的古老史传,并非战国时人的杜撰,也可以证明战国时代儒、墨所谓“尧舜禅让”的说法根本是子虚乌有.     

《山海经》中《东次三经》“水路”新考

《山海经》中的《东次三经》一节在说明各山之间的路线时,常出现"水行"的情况,谭其骧先生认为这里的"水行"是走胶东半岛沿海的水路,期间出现的山川也多分布在半岛东部海滨地区。其实,胶莱平原地区在上古也有可能存在水路,《山海经》中的"水行"线路应是指这里。该节"水行"中所遇到的山川基本分布于胶莱平原的两侧,有迹可循的包括:尸胡山,为汉代的濕沃(今滨州滨城区);诸鉤山,在今山东丘陵东北部边缘;孟子山,在今栖霞一带;跂踵山,为今大泽山;踇隅山,在今昆嵛山脉西南端;无皋山,为今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