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子成“农”

去年高考填志愿,我毫不犹豫地为儿子选择了“农林类”。今年女儿欲考小中专,我正在做她的工作,让她报考农校。我之所以如此,一则因为祖宗历代务农,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深有体会,自己未能归依“农’门,教育子女们钟情农业乃为父心愿;二则耳闻目睹农村不少年青人一心只想“跳农门”,或找门路加入“打工族”,或寻关系“离土又离乡”,唯独不愿固守田园“修地球”;三则眼见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劳碌,“冬争日、夏争时”地“汗流浃背”,想到那些发达国家轻轻松松搞农业,几个人就可力耕万顷农田,两相比较,不由自主地思考起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农业,     

正确对待人欲

宋朝朱熹有两句诗：“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由于欲望膨胀，有的人挥霍浪费，有的人沉溺于物质享受，有的人贪污受贿，有的人吸毒贩毒，有的人卖淫嫖娼，有的人走私贩私……轻者葬送前程，重者很档入狱，更有甚者送了性命，不少人确被险恶的人欲所缠绕，最终误了平生。朱嘉的这两句诗不失为警世名言，值得我们借鉴。那么，人欲果真是这样十恶不赦吗峨们有必要对它做一番讨论。欲行有善恶之分我们科学而冷静地分析一下人欲，就知道不加限制地认为“世上无如人欲险”显然是有些偏颇的。（辞海》对欲是这样解释的：愁是欲的异体字…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关于“知行合一”阳明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唯心主义说法,即所谓“销行归知”的说法。如“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传习录》上)“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总之,“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另一种是所谓唯物主义的说法,“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     

都市化社会的“自我”

“自我”是一个变化中的概念。都市化社会中的“自我形象”与传统社会中的“自我角色”是有区别的。传统社会里的自我,具有极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由这一社会的村落共同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慢节奏的社会速率、大环境的充分封闭以及信息量的微弱等所决定的。都市化社会则不同。都市化社会的特点主要有: 科技革命的进展对人的心理活动的效率、主动     

不能混淆“关系网”与“社会关系总和”

不久前,读到《社会》1985年第三期刊载的王建胜的《“关系网”正名》一文(以下简称“王文”),有些不同的见解。“王文”中引用了马克思关于人类本质的论述,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说,这就是王文所理解的“关系网”一词的理论根据。以此出发,王文把“关系网”同“社会关系总和”相混淆,把二者等同起来,因此又产生出“关系网”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产物,以及“关系网”永恒存在的必要性等等观点。但是,我认为,作为人的社会本质的关系即社会关系与我们目前所说的“关系网”是有根本区别的。第一,“社会关系的总和”具有全人类性和抽象性,“关系网”则具有地域性、个别性和具体性。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关于人类本质的错误看法以后,提出了人类的本质,即“人     

“混”——社会病窥探

语言是社会的镜子,每一社会乃至每一社会阶段都有其特定的语言,它是社会心态的一种反映而今,有一种社会心态很令人担忧,反映在语言形式上曰之为“混”诸如:读书的曰“混张文凭”;有点官衔的曰“混只位子坐坐”;经商的个体户曰“混几张分意思意思”;更多的人则曰“混混日脚”、     

“虚岁”不虚

社会学界普遍认为:人的年龄有四种计算方法,一是自然年龄,二是生理年龄,三是心理年龄,四是社会年龄。自然年龄也就是人们平时所谈的“你多大年纪啦?”过一年就长一岁,谁都是这样。但是,中国人计算自然年龄有两种算法,一是“虚岁”,即生下来就算一岁,以后过一年再     

且说“籍贯”

《社会》今年第期刊登了几篇关于不应岐视苏北人的文章,读后感到“籍贯”一词的原义与现行惯例颇值得研讨。《辞海》中“籍贯”条意为:“一个人祖居或出生的地方”。可见“籍贯”定义有二,部分人二者合一,即在祖居之地出生;另一部分人于父母迁居或流落他乡之后出生,则二者各异。据1971年修订重排本《新华字典》又将“籍贯”释作“公民登记的自身出生或家庭久居的地方。”象我这般抗日战争中离开故乡,辗转来沪定居近四十载年届花甲者,若按“久居的地方”填“上海”,当时定会招来“欺骗组织”、“隐瞒历史”、“篡改籍贯”等等罪名。通常,老年人较多     

试论“软潮流”

潮流是大自然的一种有规律的运动。社会潮流则是一种有规律的社会运动,它代表了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如革命浪潮、社会思潮等等。正确地认识潮流的发展,把握它的运动规律,就可以顺乎潮流,采取正确的决策和行动。笔者认为,当代出现了一股重视软因素发展的历史潮流,可称做“软潮流”。正确认识这股“软潮流”的运动规律,深刻分析其哲学意义和历史意义,对我们研究和制定今后的发展战略和对策,必定会产生有益的启示。当代出现了一股“软潮流”当代出现了一股“软潮流”。在社会、经济、科技发展中,软因素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重视软因素发展的趋势也越来越强烈。近年来国内外有不少关于“软”的议论,     

“短期行为症”面面观

这些年来,一种值得忧虑的社会流行病——“短期行为症”已在我国一些领域蔓延开来。其主要表现是: 1、在生产领域,轻内含扩大再生产,重外延扩大再生产,酿成基建规模过大,经济过热;拼设备、拼人力、拼消耗、拼资金,和階以高投入,牺牲效益来获取高产值。 2、在流通和分配领域,工农商学兵,加剧资金偏斜,生产领域资金短缺,流通领域则沉淀大量资金;     

恕──现代人际交往的道德准则

“恕”，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规范。古人历来将恕视为美德。如汉代的董仲舒曾说：“圣人之德，莫美于恕。”《春秋繁露·俞序》先哲们认为恕是孔子仁学一以贯之的思想。在（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回：“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7’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怒而已矣。”《论语·里仁》恕德的主要内容有两方面，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另一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员公》。恕，作为为人之则，是处理个人与他人道德关系的基本态度和要求，也是现代人际交往…     

对个体经济的认识急待深化——从对个体经济的“脱序”心理谈起

<正> 许多个体户,尽管“赚了大钱”,但心情并不舒畅。在不少的场合中,他们被人另眼看待,甚至被当做“二等公民”。有不少人,总在想,“个体户嘛,不就是喜欢赚钱的吗?!”更有甚者,有时简直把他们同“强盗、骗子”等等划了等号,认为他们是到处坑人的“万人坑”。而在更多的人的心目中,则往往是感到他们存在的必要,但又同时存在着一个大问号。这样的社会心态环境和文化氛围,再兼之目前发展模式、体制模式转换时期人们行     

朱子“理先气后”的发生学解读

“理先气后”是朱子理气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层规定,可以说是其理气关系的核心。但对朱子而言,这种“先后”关系既不仅仅是一种逻辑的规定,也不仅仅是一种认知的次序,而首先是人生的理想根据与宇宙的价值基础,因而也只有从主体价值认同的角度才能理解其真正内涵,事物的存在层级与人的认知进程不过是其价值认同的表现而已。在此基础上,天理“净洁空阔”的规定与禅宗之“昭昭灵灵”境界的对扬,则体现着“理先气后”的初步形成;而道德理想与历史视角以及“三代与汉唐”的“天理人欲之辨”,则标志着其“理先气后”的最后定型。所以,理气关系不仅代表着朱子一生探索的最高指向,而且其“先后”规定也代表了朱子一生探索的最高结论。     

“公共自信”：“公共自卑”的“天敌”

具有公共性质的自卑心理态势已成为当下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瓶颈问题。35年前的“个体自卑”促成了改革开放,现在改革开放又造成了“公共自卑”。这种自卑心理上的螺旋式运行是否是社会的一种常态,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现实是,一方面是人际之间的交往、沟通、理解和支持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则是“私性”的认同、私欲的膨胀、私利的猖獗,进而导致了世风日下甚至人心迷乱。对国家来说,“公共自卑”是“国家意识”的一种毒瘤。既然是毒瘤,其内部就势必蕴涵有一种特别和特殊的势能。用好了,可以把“反能量”转化为“正能量”;用不好,则容易把“正能量”转变为“反能量”。十八大报告的“自信说”不仅提出“公共自卑”管理的“公共自信”的方向、方面和方法的思路,而且还提供了一个克服“公共自卑”的心理学上的有力武器。     

“应得”传统的历史叙事

对“应得”概念的讨论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等人认为所谓“应得”是根据公民的“德性”分配公共职务,启蒙运动宣扬的自由、平等与民主等理念改变了“应得”的历史传统,它赋予公民以“自治”和权利意识,让人们意识到可以依凭个体的自主行动来“应得”社会的基本益品。当代正义理论家罗尔斯等人区分了“应得”和“反应得”,将超出个人控制、受运气因素影响的“应得”（如自然天赋、社会地位等）排除在分配正义之外。罗尔斯等人的区分深化了“应得”理论的思考。当代社会对“应得”的讨论还进一步扩展到人类与动物、当代人与未来世代以及民族国家和全球共同体之间。     

先秦两汉“持满”思想与修身为政之道

“持满”或“持盈”是先秦诸子普遍关注的人生修养问题。战国、秦汉的多种文献均载有孔子由观周庙（或鲁庙）欹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而兴叹“恶有满而不覆者哉”,进而阐发出谦卑恭谨、自损而益的人生持满之道。西汉时期多种文献也载有孔子对《周易》的《损》《益》二卦的感叹,其阐发的也是一种自损而益、虚以受人的持满之道。《老子》强调“不欲盈”,认为“持而盈之,不如其已”,主张“功成身退”,反对骄奢淫逸,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持满之道。《管子》既继承了《老子》“功成身退”的人生之道,也主张“持满者与天”,认为明主要效法天道“满而不溢”,做到“贵而不骄”“富而不奢”,进而可以“长守富贵”“久有天下”。《国语》通过对范蠡的叙述,进一步演绎了《管子》中的这种“持盈者与天”的思想。先秦的持满思想对两汉士人与权贵的为人处世之道产生了深刻影响,之后的中国人也都或多或少受到这种人生观的影响,这既是一种美德修养,也是重要的政德修养。儒道两家所强调的“谦受益,满招损”“功成身退”“光而不耀”的持满修身之道共同塑造了中国人优秀的精神品格。     

论生产力系统的“软件”

一、生产力系统中的“硬件”与“软件” 构成复杂的社会生产力系统的诸多因素,从其存在形式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构成因素,如劳动者、机器设备、材料、仪表、运输工具、附属设施等等,它们具有一定的实体形态,在生产力系统中发挥着可见的重要作用,而另一类构成因素则是以知识形态     

谨防有人“泡会”

笔者在参加一些会议时发现,时下不管开什么会,总有一部分人心不在焉。有的人任凭会议发言人讲得口干舌燥,声嘶力竭,他始终保持着一种似听似睡的闭目养神状态,直到会议结束才擦擦朦松的眼睛打着哈欠离开。有的人开会时则翻开特意携带的街头小报,津津有味地阅览各类社会花边新闻,会议台上讲些什么对他显得不重要。有的人则不停地用手机接打电话,繁忙地处理各种“公务”与“私务”。笔者在参加某次会议时,便见邻座的一位先生一上午便接打了十多次的电话,把开会当作了手     

荀子“礼”的三重规范意蕴

荀子的“礼”疏远了早期儒学的先验的道德性,凸显了客观现实社会的群体性特征。“群”,乃是荀子“礼”的根本属性。“礼”的基本内容也彰显了“治群”的基本功能。《荀子·修身》中讲：“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提纲挈领地概括了“礼”治群的三重规范。礼于人,荀子延续了“礼”对于人的德性约束,以礼法联结,强化了“礼”的规范力度;礼于事,荀子将礼义联结,“化性”之礼义落于群体生活中而“起伪”,规矩与德性相结合,强化了“礼”的行为规范意义;礼于国,“礼”为治国之本,荀子在治国中强调“分”,以“礼之分”建立一套群体社会的政治统治秩序,治国安民。三重规范联结交续,荀子的“礼”充斥了群体性规范与内容,亦由此建构了一个惟齐非齐、化性起伪、德行允协充义的规范世界。     

狂:泰州学派的审美归趋

泰州学派发扬光大了王学“狂”的本色。创始人王艮以“大人造命”开拓主体自由的审美心意;颜钧的“制欲非体仁”毫无忌惮地承认欲望之美;何心隐的“育欲”与“寡欲”则转向实践乌托邦社会理想的狂热情感。“狂”围绕着主体心、性、情、欲的觉醒、生长这一核心发生变异、转换和断裂。“狂”是放纵感官享乐的欲望结构与渴求理想实现的情感结构之间生成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