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就业与农户收入差距研究——基于“离土”和“离乡”的异质性分析

基于“离土”和“离乡”非农就业的异质性差异,构建非农就业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验证“离土”和“离乡”型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经济结构的重新配置使贫困农户能够参与非农就业,从而使“离乡”型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差距有显著的缓解作用;而本地非农经营活动的高度选择性则使“离土”型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刺激作用。因此,畅通社会交往的渠道以降低农户社会交往成本,继续鼓励农户外出务工以积累物质资本,保证本地非农就业机会的通达性,以此抑制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     

农户贫困代际传递阻断研究——基于家庭发展能力的视角

目前我国部分贫困人群正从暂时性贫困转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困,这将影响社会公平、稳定和发展。提升贫困家庭的发展能力,是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方式。基于CFPS数据库,构建了父代和子代成人数据库,分析了父代家庭发展能力对子代经济收入的影响。文中将家庭发展能力分为家庭策略、家庭功能和家庭禀赋三个维度。发现全国家庭的发展能力存在区域性差异,经济收入也仍然是当前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子代的经济收入从依赖父代家庭的强关系网络转向依赖家庭外社会网络,从依赖家庭代际财富转移到依赖社会就业实现发展;父代家庭从业的多元化和公共服务的更易获得也会提高子代的经济收入。应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减少人力资本流动的障碍、指导建立和睦的亲邻关系,从各方面积极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辽宁省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对其家庭经济地位影响

妇女受教育程度不仅影响妇女人生道路的选择和代际教育传承,而且也影响着妇女家庭经济地位的取得.利用实地调研资料,从收入占比、财产管理权和支配权、经济决策权和家庭经济自主权四个方面,分析辽宁省农村妇女教育程度对其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其家庭中经济地位越高.妇女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随着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妇女对家庭收入进行管理比重基本在40%～50%之间;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妇女对收入支配权、消费决定权、财产优先使用权、对处理社会关系的家庭发言权、经济交往的自主权、对父母经济赡养的自主权之间随教育程度呈稳定上升趋势.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其对经济决策权的影响越大.从决定从事何种生产、决定购房或盖房及选择地点面积的权利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其决策权越高,处理社会关系的家庭发言权、经济交往的自主权、对父母经济赡养的自主权也越高.因此,把农村妇女教育的发展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创造有利于女性受教育的社会环境;采取行政措施,确保农村女孩完成义务教育,转变重男轻女观念.     

收入渴望、非农就业与脱贫户收入——以陕西省周至县为例

在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时代背景下,精神贫困治理的重要性逐渐凸显。根据陕西省周至县807户脱贫户的调研数据,对精神贫困进行量化分析,构建了收入渴望、非农就业和脱贫户收入的理论框架,实证分析收入渴望对脱贫户收入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收入渴望对脱贫户家庭总收入、工资收入以及其他类型收入之和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对工资收入的影响最为显著。(2)收入渴望有利于提升以家庭劳动力投入为标准的非农就业水平,并间接影响家庭工资收入。(3)在中介机制中,由于调查对象的特殊性,脱贫户家庭人口结构特征对非农就业和工资收入的影响较户主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应激发目标人群收入渴望、创造劳动力升级环境、继续加大公共资源投入力度等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2011-2018年省份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和多重中介模型探讨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农村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在考虑城镇化、经济增长等影响贫困因素的基础上,减贫效应依旧显著;数字经济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显著,即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家庭增收和弱化收入差距的渠道影响贫困,但数据资源配置不均带来的数字鸿沟可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相对贫困的治理难度.     

代际契约视域下农村老年贫困的形成机制及治理启示

家庭是老年贫困形成的基本场域,深入微观家庭理解老年贫困的形成机制是优化老年贫困治理的基础。基于代际契约的理论视角,通过对江县南村的实证分析指出,家庭内的代际契约是老人应对贫困风险的重要作用机制。在代际断裂、代际博弈和代际贫困辐射等客观风险的冲击下,这一作用机制有失稳定,会加剧老人的贫困风险或贫困程度。而已有的治理行为虽能有效缓解老人的经济贫困,但难以缓解老人其他维度的贫困,甚至会在过度干预家庭私领域的过程中逐渐偏离治理目标。基于此,从两方面探讨农村老年贫困治理路径,一是农村老年贫困治理基本逻辑要从以代际契约为基础向以国家契约为基础转变,二是农村老年贫困治理干预手段需从政策“赋责”向政策“赋能”转变。     

社会性别视角下闽西农村女性家庭地位分析

根据实地调查研究发现,闽西农村女性积极参与社会化大生产,家庭中出现了＂男女同工＂和＂农业生产女性化＂的新型分工模式。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其家庭地位相应提高,具体表现为女性自主权、决策权和支配权的地位提升。然而,从社会性别视角分析发现,男性仍然占据家庭的主导地位,新型的两性分工模式依然存在隐性的不平等。     

社会救助的贫困治理绩效及其“陷阱”规避——以三江源生态移民为例

通过对三江源生态移民定居点的实地调查,发现不少移民家庭因迁移致贫、返贫.政府所实施的社会救助能够保障贫困移民基本生活所需,却不能够促进其充分就业,所以容易引发“贫困陷阱”.为了优化三江源生态移民社会救助的贫因治理绩效,基于国际社会规避“贫困陷阱”一般经验,提出了在制度设计上针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构建就业激励导向的救助策略.     

生育意愿对家庭住房负债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居民住房贷款规模快速扩张。家庭负债的不断上升不仅会降低居民(消费)福利水平,还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CFPS2018年调查问卷,实证检验了家庭生育意愿对家庭住房负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育意愿显著影响了家庭住房负债水平。意愿生育男孩数量越多,家庭住房负债水平越高,而意愿生育女孩数量与家庭住房负债不相关。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传宗接代”等传统文化观念所导致,意愿生育男孩数量越多的家庭,会配置价值越高的住房资产,进而导致家庭住房负债水平上升。生育意愿主要提升了家庭消费性住房资产配置,此时民间借贷成为主要借款渠道。意愿生育男孩数量对家庭住房负债的正向影响在不同收入和资产水平的家庭中并无显著差异,但在小孩抚养比较高和户主健康状况较好的家庭中更加显著。上述结论表明,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强男女平等宣传,提高女性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同时从法律层面对女性进行保护,在就业、收入等方面消除性别歧视,提高女性社会经济地位,抑制家庭住房负债非理性上升。     

家庭负担、性别分工与贫困劳动力就业——基于湖北J县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调查

基于湖北省J县易地扶贫搬迁户劳动力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探讨不同类型的家庭负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及其影响的性别差异。结果显示：整体来看,不同类型的家庭负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影响不同,其中,赡养负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具有促进作用,疾病负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有阻碍作用;分性别来看,家庭负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存在着性别差异,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家庭负担的阻碍。据此,应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建设,减轻家庭负担对就业的阻碍;增加居家就业机会,减轻就业与家庭的冲突,以此促进贫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     

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实证研究

社会是由家庭组成,女性又是家庭中重要的一员,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的提高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通过对文献的汇总整理,结合城市女性的实际情况,可构建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量表,包括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社会性别定位、家务分担情况、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个人事务自主权、经济地位和夫妻和谐等。利用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可进行人口特征的差异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学历、收入在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人口特征中的学历、社会性别定位、家务分担情况、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个人事务自主权、经济地位对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产生直接影响,夫妻和谐作为调节效应也对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产生影响。     

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户教育投入的影响——基于女性家庭地位的调节作用

基于CFPS 2018数据,采用OLS线性回归模型从教育支出、教育参与和教育预期等3个方面检验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户教育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女性家庭地位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收入不确定性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教育参与和教育预期,对农户教育支出则影响不显著;女性家庭地位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教育参与和教育预期;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有效抑制了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户教育参与和教育预期的负向影响。据此,提出多渠道确保农户稳定增收、提高农村女性家庭地位、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等对策,以推进乡村人才振兴。     

非农就业与缓解相对贫困——基于主客观标准的二维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数据,运用Probit和Mlogit模型,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标准分析了农村居民非农就业与相对贫困的关系。研究发现:非农就业首先通过提高绝对收入改善农户客观相对贫困,同时也能通过改变客观相对贫困,间接改善主观相对贫困状态。非农就业主要带来了收入增长效应,但对于提升主观获得感没有直接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省内非农就业也存在类似的减贫作用,而省外非农就业没有产生作用。无论是省内还是省外非农就业都对主观非客观相对贫困无影响,参照系的变化影响着非农就业对主观相对贫困的减贫作用。此外,转变户籍可能致使非农就业农户陷入城市的客观相对贫困,而对主观非客观相对贫困群体没有影响。因此,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不仅要鼓励农户非农就业,创造非农就业机会,还要保障进城农民权益。     

从经济精英到治理精英：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路径

乡村振兴必须发挥妇女的主体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受父权文化的影响,农村妇女通常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通过对陕南两县8名农村女性经济精英进入村庄权力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进行考察,在“资源-文化”视角下分析她们如何从经济精英转变为治理精英并探讨其参与村庄治理的意义。结果发现: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引导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冲破传统性别文化束缚、改善不平等性别权力结构的关键。农村女性经济精英凭借自身的能力和性别优势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而推动乡村善治,助力乡村振兴。     

贫困地区女性婚姻的减贫效应

分析农村女性婚姻模式演变的基础上,就农村女性普遍存在的“向上婚”现象进行经济学分析,并将其与农户家庭贫困相关联,利用2016年获得的甘肃14个贫困村的社会调查数据,就女性婚姻对其家庭贫困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女性婚姻对其家庭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已婚使其家庭致贫的概率降低48.5%;就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而言,女性离户口所在地（娘家）远、有一定技能、家庭拥有较高学历男性、务工人数越多的家庭不容易陷入贫困,而“大家庭”、家庭劳动力人数和家庭老人数对其家庭贫困呈显著正向影响。     

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 ——基于CFPS的微观数据

进入乡村振兴阶段,中国的反贫工作的重点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而农村老年人口将是相对贫困治理中重点关注的群体.构建经济、健康、生活条件、精神4个维度及11个指标的多维相对贫困测度体系,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A-F法对农村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进行测度,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探讨主要针对子女的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经济是农村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最主要的贡献维度,健康、生活条件、精神均是农村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贡献维度;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年人口精神相对贫困及多维相对贫困均在1％的水平上负向显著影响,即代际关系质量越好,其对农村老年人口精神相对贫困及多维相对贫困的抑制作用越明显.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对策建议.     

为何从“地摊”到“店铺”？——贫困地区非正规创业正规化转型的扎根分析

因为有助于解决就业,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地摊经济”等非正规创业在缓解区域贫困问题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又因存在破坏性影响,应鼓励其适时从“地摊”转向“店铺”,实现正规化转型。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基于贫困地区12位非正规创业者的半结构化访谈,构建贫困地区正规化转型的一般模型。揭示出创业者个人特质是正规化转型的逻辑起点,而创业情境和制度压力在创业者个人特质对正规化转型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数字金融与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金融打破了传统物理网点的局限,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从而直接或间接减缓了农村贫困,然而其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究竟有何具体影响?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RIF)方法,从收入结构性角度细化剖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及贡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存在显著的减贫增收效应,且能够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从收入结构性分析,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带动非农就业增加,但农户存在教育程度和社会关系网差异,从而导致农户工资性收入差距呈现拉大趋势;数字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贷约束对农户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限制,但由于存在“使用差异”,农户内部经营性收入差距拉大;数字金融通过拓宽金融产品和理财的渠道,虽弥补了“二重排斥”中的“工具排斥”,但由于农户“自我排斥”依然存在,导致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拉大;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物质资本、高社会资本或高人力资本农户群体中,数字金融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效果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主动关注农村基础教育水平,扩大农村受教育的人口基数,提高数字金融知识宣传的广度与深...     

基于家庭策略的贫困代际传递治理

家庭是贫困治理的社会基础,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是贫困治理的重要方式。基于家庭策略的视野,通过对两个贫困家庭在减贫过程中不同减贫方式的分析与比较,探讨家庭策略如何被自主运用来解决贫困问题。研究发现,“反馈模式”的代际关系下,多子女所带来的路径可选择性与关系灵活性让家庭有更大空间采用有效的家庭策略,以“代内合力”和“代际合力”为一部分子女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充分的资源及“资源变现”的空间与条件,从而为实现“家庭减贫”创造机会。在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进程中,家庭作用的有效发挥能充分激发家庭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实现脱贫致富。     

劳动力禀赋、非农就业与相对贫困

基于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的现实背景,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农村家庭样本,探讨劳动力禀赋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非农就业在影响机制中的作用。研究表明:22.8%的农村家庭样本存在收入上的相对贫困;劳动力禀赋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具有显著影响。且不同禀赋特征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其中劳动力数量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发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质量特征变量表现出了显著的负向影响;非农就业在劳动力禀赋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提出应建立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适度增加非农就业机会,鼓励农村家庭人力资本开发,建立农村弱势群体的相对贫困识别体系及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