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的伦理审视与优化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通常会引发争议。通过对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的判罚罪名、行为类型、刑期认定、案件周期、是否上诉等进行实证考察，发现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隐含了以下伦理问题：一是刑事罪名框定不适当扩张，凸显国家权力干预与个体权利保护之间的冲突；二是有期徒刑广泛严格适用，凸显公共健康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三是刑事处罚的污名化效应，凸显社会利益与个人负担之间的冲突。公共健康伦理契合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所隐含的伦理性，可以为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提供价值指引和设定伦理规范。在公共健康伦理视阈下，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应当以社会正义作为底线价值，同时充分考虑可允许性、相称性和必要性等正当性条件，在公共健康与个人自由之间取得适当平衡。     

建设非羁押监管平台的探索与实践

当前，非羁押诉讼成为刑事诉讼的主流，越来越多的刑事案件采用取保候审等非羁押的方式进行诉讼。为推动非羁押监管措施现代化建设，以建设非羁押监管平台的实践经验为基础，针对非羁押监管平台的不足及市域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需求，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完善意见和方案。     

构建在校青少年刑事追诉制度的微观考量——从两起案例说起

年满16周岁不满22周岁的在校青少年犯罪问题一直受到社会普遍关注。针对在校青少年犯罪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非羁押诉讼＂措施、人格调查与危险评估报告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和刑事污点消除制度,有利于落实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针,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中国耕地资源保护的刑事政策选择

当今中国正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耕地问题是当前许多重大社会问题之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长期治理犯罪的经验总结,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虽然,我国执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尤其体现在涉地犯罪的刑事立法上,但是刑法对保护耕地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反思刑事立法存在的缺陷和刑事司法的错位之后,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立场,刑法在耕地资源保护中的角色定位应当是：保护耕地的刑事政策以严为主,区别对待,对涉耕地职务犯罪应＂从严惩治＂,严厉打击违法批地、用地等渎职行为,对涉耕地非职务犯罪则＂从宽对待＂,注重化解社会冲突,恢复耕地原状。     

刑事政策在刑事裁判中的法源性探析

刑事政策的法源范围广阔,整体可以分为制定法源和非制定法源,刑事政策则是非制定法源中的重要一部分.基于将刑事政策作为刑法裁判规范之非制定法源这一研究视角的需要,可以将刑事政策分为作为公共政策范畴的"刑事政策"、作为特定领域政策的"刑事政策"和作为刑事法律规范的"刑事政策".在法治社会中,刑事政策通过其刑法化对刑事案件的裁决过程产生影响.其路径只有两条:转化为法律或者在法律内运作.刑事政策转化为法律,可以通过主动地刑法创制的立法过程完成;刑事政策在法律内运作只能通过被动"刑法化"的司法过程实现.     

异化与冲突：司法权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运行反思

在“国家亲权”及“恢复性司法”理论的影响下，针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特别刑事程序和构建少年司法制度已成为现代国家的基本共识。同样，我国也在立法和制度层面架构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应当遵循的原则和具体法律规范。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在实践中面临异化风险，少年司法领域要求司法权积极、主动地介入与司法权本身属性有所悖离；在当下未成年人犯罪形势呈现多元化趋势的背景下，单一化的刑事政策易带来对制度效果的冲击，且在被害人保障层面易陷入失衡的困境。因而，应当调整和修正目前片面强调保护主义的简单思路，在司法权运行过程中注入精细化因素，并重申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特别注重对未成年被害人的权益保障，以积极回应当下少年司法的内在要求。     

和谐社会视阈下的现代刑事法

和谐社会的本质在于倡导一种良好的秩序,以突出对人性的关爱和尊重.刑事法应如何涉入社会生活的问题,是当前刑事法学界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培植现代刑事法理念,坚持人本主义的刑事机制.合理建构刑法圈和合理配置刑罚量,实行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的刑事政策,从而建立宽严相济的理性犯罪防控体系.     

检察机关在“严打”中应正确处理好四个关系

根据我国新世纪面临的社会治安问题 ,中央就当前社会治安形势作出“严打”整治重大战略部署 ,并提出在两年内实现社会治安明显进步的目标。检察机关作为“严打”中的主力军之一 ,如何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 ,深入开展“严打”斗争 ,是新时期“严打”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 ,当前应正确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以期实现社会治安明显进步的目标。一、正确处理执行刑事政策与适用刑法的关系我国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 ,在本质上反映的是党和国家与刑法的关系。刑事政策作为政策的一种 ,它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 ,具有特殊的地位 ,对刑事立法和…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在二审程序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

根据现行法律规范,在“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中,二审法院改判加重被告人刑罚并无错误。该案件之所以引发热烈讨论,其根源在于中国刑事二审程序中确立的上诉不加刑原则在立法上并不周延,其在适用上存在依主体确定、“刑”所指涉范围过窄、上诉后存在程序转换易滋生变相加刑的缺陷。着眼于化解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固有问题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新问题,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在二审程序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增加为被告人利益的上诉和抗诉,二审法院不得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判变更的规定,并可以设置例外情形。与此同时,需要强化对“不利”的判断,并将二审法院发回重审、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纳入禁止不利变更的适用范围,从而消除“上诉不加刑”原则所面临的守正和创新之间的冲突。     

论“形势与政策”课“台湾问题”教学中情感目标与实践目标的结合

“台湾问题”专题是“形势与政策”课的一个教学重点，其理想的教学目标应是情感目标与实践目标的有机结合。当前，由于大学生群体信息来源多样化以及涉台政策环境复杂化等因素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在对台湾问题保持高度情感投入的同时，对国家涉台政策的理解呈现简单化、肤浅化倾向。基于此，在讲授“形势与政策”课“台湾问题”专题时，应充分把握情感目标与实践目标之间的关系，采用集体备课、专家示范课等方式提升教师的相关教学技能和理论水平，采用翻转课堂等教学方法提升大学生群体的课程参与度，以此助力“形势与政策”课“台湾问题”教学实现以理服人的教学目标。     

新世纪中国涉藏国际传播研究述评

基于国际传播研究多元化范式,本文运用文献法对新世纪以来中国涉藏国际传播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发现相关研究主要有五个倾向：多视角考察和分析国际媒体涉藏报道、西藏作为涉藏国际传播主体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媒介中的“西藏形象”研究、国际传播视野中的藏传佛教及其文化研究、海外互联网涉藏舆情的相关研究等。同时本文通过对当前研究特点和不足的评析,尝试从学理层面就数字媒介趋势下民族宗教议题对外话语体系重构、多元媒介中的西藏对外形象修复和改善策略,提出方向性建议。     

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和作用

政策在我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具体到打击刑事犯罪方面 ,因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没有制定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 ,基于“有法依法 ,无法依政策”的指导思想 ,刑事政策曾被广泛地予以应用。即使到了法律已经相对完善的今天 ,刑事政策在惩治犯罪、预防犯罪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探讨了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以期能对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工作有所裨益。     

正当法律程序视野下被羁押人知悉权解读

知悉权既是被羁押人应当享有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亦是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要求.赋予并保障被羁押人的知悉权是实现诉讼民主、程序法治及保障被羁押人基本人权的重要前提.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尽管被羁押人在一定范围内享有知悉权,但无论是立法规定,抑或司法实践均存在明显不足.进一步拓宽被羁押人的知悉范围,规范其行使该项权利的相关程序及保障机制,是实现我国审前羁押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     

C市T区人民检察院适用刑事和解调研报告

在构建和谐社会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在公诉案件中鼓励当事人和解的宽缓处理方式,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果。但由于受现行法律制度、司法资源以及传统观念的束缚,对适用和解程序处理刑事案件在案件范围、处理方式及相关配套措施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实践中人民检察院也有较大的顾虑,适用刑事和解的积极性不高。针对这些问题,应该从立法的层面确立刑事和解制度,明确刑事和解案件的赔偿标准,建立加害人帮教机制。     

论征信体系的构建

我国的未决羁押制度存在着逮捕未与羁押实行分离、羁押场所侦查化、超期羁押、羁押适用率高等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与完善。文章从我国当前未决羁押制度的现状出发,对存在的弊端及其原因进行剖析,并以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为标准,在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未决羁押制度的一些具体措施。     

对“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论的质疑

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问题是刑法理论和实务界都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 ,对于我国刑法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的论点 ,笔者产生了质疑。通过对刑事政策本体内涵的探究来阐释这种质疑 ,笔者认为“灵魂论”是缺失法理依据的 ,而且有可能损及刑法的价值和尊严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理性思考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再审提起的普通刑事案件“刘涌案件” ,以其涉及“可能刑讯逼供”影响判决而对非法证据是否排除引发了新一轮的探讨。为此 ,本文从理性思考的角度 ,以程序公正与实体真实既一致又冲突的关系展开 ,对刑事非法证据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 ,分清了合法证据与非法证据之间的界限 ,对如何确定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与采信提出了“有效性”标准 ,对排除刑事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提出倒置 ,并为在我国真正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重大风险”的认定——以事实认定的正当性为视角

“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是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事实认定的核心内容。案件事实的认定乃至司法裁判的作出都需要以正当性为基础，然而，“重大风险”是特殊的“事实”，其本质是基于环境风险的法律评价，属于较高层次的事实认定范畴，并且具有未来面向。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事实认定者专门知识的缺乏以及因果关系的证明困难给“重大风险”的认定造成了严重的认知障碍，法官很难据此形成对事实的正当信念。在认识论功能受限的情况下，应当探索“重大风险”认定的价值论进路，以应对科学的不确定性，为专门性证据的审查划定界限，并且根据公益诉讼的特殊价值导向重构因果关系的认定机制，补强“重大风险”事实认定的正当性。     

刑事瑕疵证据补正规则适用研究

随着刑事案件复杂程度的提高,司法实务瑕疵证据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处于刑事案件证据链主要环节的证据瑕疵给司法审判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尽管刑事瑕疵证据补正规则逐渐确立,但仍存在相关法律规定不完善、规则在适用过程中出现了瑕疵治愈方式多元化、瑕疵证据与非法实物证据相混淆等问题。结合对瑕疵证据补正规则适用困境的分析,建议从延展瑕疵补救方式、规范瑕疵补救程序和强化检察监督等方面完善相关法律配套,确保规则发挥其应有的司法价值,以推进我国刑事司法庭审实质化的进程。     

正当程序与中国刑事诉讼现代化──也谈程序法的现代意义

刑事诉讼，是国家刑罚权的行使，是一个依法定程序而进行活动的过程。国家为揭露犯罪、查明犯罪事实并惩罚犯罪，必须由专门国家机关分工行使不同职权。有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必然有为此所依次进行的法定活动步骤，这些步骤通过刑事诉讼法而规范化、制度化，形成法定的程式或次序．即为程序。英文中的“criminalprocedure”，中文直译应为“刑事活动过程”或“刑事程序”．更是鲜明体现了刑事诉讼的程序化特征。尽管法典意义上的程序法诞生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但作为一般意义上的程序法或程序规则却早已存在。法律的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