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

宋代的隐逸文化丰富多彩,各种隐逸文化类型至此而趋于完备。但宋代士大夫文人最崇尚的隐逸形态是居官而犹如隐的“吏隐”,并因此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隐逸文化精神。他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定位,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处世心态与行为方式:既与现实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又努力摆脱“政统”的羁縻、控制,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既不放弃世俗的享乐,又能在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人生中努力守护、经营自己的精神家园,不为外物所役,求取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成就自己的闲适生活和诗意人生。     

试论西晋诗人的人格悲剧

人格是审美文化的承担者,西晋文学家的人格,以一种“冲突”或“痛苦”的方式,承担着悲慨而厚重的审美文化与艺术精神。西晋文学的人格悲剧表现为三种类型:情悲言靡,文雅行鄙,才高势窘。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发展中,西晋文学独特的文化——心理价值与哲学——美学内涵,正在这具有悲剧意味的心态矛盾、人格冲突中铸成。 一、缘情与缘题 文学家的人格是一种双重存在,既存在于日常生活,又存在于文学作品,可分别表述为“行为式存在”与“文本式存在”。陆机入洛求宦,一开始便卷入小集团的政治杀夺,故其人格的行为式存在并无多少审美价值可言;而陆机人格的文本式存在,又有着“缘情”与“缘题”的矛盾,这一矛盾,既与陆机人格的双重存在有关,又与陆机的美学思想有关。陆机人格的文本式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的悲剧内涵,便生成于其诗歌创作的“缘情”与“缘题”之间。     

隐逸人格精神与中国古代艺术美追求

一 隐士的大量出现及稳逸行为的几度普遍,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特有现象,这在别国文化发展中是难以看见的。也许我们能够说,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之所以独具特色,隐逸文化的存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制约因素。隐逸文化的勃兴及传承,在客观上刺激了古代审美文化的发展。而在隐逸文化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隐逸人格精神的实践与建构。这种实践与建构是在隐士们艺术化、审美化的隐逸生活中最终完成的。马尔库塞认为:“人格是文化理想的承担者”,依此逻辑,则隐逸人格精神之于隐逸文化,甚至相对于古代审美文化都很有可能成为事实上的“承担者”。 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历史上,如果将儒家文化看作中国自孔夫子以来的主流文化的话,那么隐逸文化则是非主流文化。它处在主流文化的边缘、既同主流文化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又以一种不合作的态度来与之相抗衡。隐逸文化基本上是一种道家文化,在隐逸文化氛围中     

宋代文人"居士"情结的社会文化阐释

在宋代 ,文人士大夫多用“居士”名其别号 ,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宋人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是宽松、舒适的 ,但受到的思想束缚和精神压抑又是沉重的。文人士大夫们既不想失去世俗的享乐 ,又要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 ,便需要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而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由“形隐”向“道隐”的精神化转向、儒释道三教义理的统合及禅宗世俗文化倾向的增强 ,正适应了宋人的精神需求。于是 ,宋人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 ,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仕隐观 :既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义务 ,又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 ,求取内心的适意与自足。当日文人士大夫纷纷以别号“居士”相尚 ,即是这种处世心态和行为模式的典型的外在表征。     

论儒道的隐逸观与隐士形象

隐逸作为古代文化中一个重要现象对古代文人在人格建构、生命价值、生活方式、行为特征以及心理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其根源则在于儒道两家对隐逸观念的建构,儒家以积极入世为思想根本,主张隐逸是隐以待命,是复出前的准备;道家以“无为”为宗旨,重视生命的自然而然的状态。基于这种隐逸观念,儒道分别对隐士形象作了不同的处理。     

中国古代山水隐逸文学中“渔”的意蕴

渔,本是人们普通生产劳动的一大内容.但在中国隐逸史上,以渔为隐成为一种隐于水的方式.“古来贤哲,多隐于渔”(刘克庄《木兰花慢·渔父词》),由于中国士人对隐逸的崇尚,历史地赋予了“渔”以深厚的内涵,而历代诗人作家把这种深厚的内涵转移给文学,在山水隐逸文学作品中对“渔”歌吟不绝.因此“渔”遂成为传统的文学题材,并且为古代山水隐逸文学蓄积了一般题材所难以具备的丰厚底蕴,创造出一般题材所不能替代的意象和意境.     

孔子论隐逸三要素

本文用隐逸不用隐士,因重点放在论隐逸这种社会文化现象,而非论隐士其人。简单的说,隐与仕相对,可以仕而不仕即为隐。用这种眼光看,孔子可以仕而不仕即是隐。元代有《隐居通议》一书,刘凝序其书曾比较仕隐优劣,其云:“孔子为鲁司寇……六经之述,必于辙环之余,则仕又不如隐也”。可见说孔子之隐,并非我凿空乱道。一、无道则隐——正义孔子论隐逸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大概要算     

陶渊明与王绩的归隐比较研究

陶渊明和王绩都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隐逸诗人.陶渊明生活在晋末宋初,王绩生活于隋末唐初.世道的跌宕,朝代的更替,礼乐的崩溃,官场的凶险无情地将他们的理想化为泡沫,现实社会的污浊与人格高洁的巨大反差,只能给他们带来悲剧的人生.人活于世,皆以对自身价值与现实的权衡来调控自己的生活态度.正因为陶渊明、王绩珍重自己的理想、人格,故“遇乱世不为苟存,不如避之以浩吾行.”他们几仕几隐,最终告别了官场,隐居田园,陶然于田园山水的清静,固守于粗茶淡饭的清贫,悠游于精神世界的自逸.他们都有良好的秉赋,相似的生活经历、修养、气质与情趣.也都有崇尚自然的思想,他们都以他们独特的行止与才华,真朴地歌唱自己的田园生活、思想和情愫,而这些都为我们比较研究这两位隐逸诗人提供了依据和可能.     

王琦瑶的中国传统文化人格

从传统文化角度看王琦瑶,她有儒家女性的依附性、道家的自然而为、隐逸人格,她几乎没有佛教文化人格。传统文化人格是她做人的芯子,它的失落导致了王琦瑶的人生悲剧。     

试论阮籍的人格悲剧

阮籍是人格颇为复杂且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他“心”与“迹”有异，“才”与“性”相离；行为上“慎”与“狂”兼具，“真”与“伪”同体；作品则外在风貌与潜蕴内质有别，以至相悖。全面而准确地把握阮籍的人格悲剧，也就成了客观公正评价阮籍的前提和关键。     

魏晋隐士及其品格

魏晋士人的隐逸之风与当时的时局有直接的关系 ,并受到社会思潮玄学的影响 ,也与士人的性格有关。魏晋士人隐逸不仅人数多 ,而且隐逸方式多样。此时有三种隐逸 :山林之隐、朝隐、田园之隐。不同的隐逸方式表现了士人不同的品格和追求。真正的隐逸其实是难做到的。山林之隐需忍受艰苦的生活 ,只有少数人能坚持下来 ;朝隐则将出世与入仕相结合 ,既不失利禄又可获得隐逸的清高 ,一些人以朝隐标榜“高雅”;一些人则以朝隐避祸保身 ,朝隐者算不上隐士。陶渊明隐居田园 ,淡薄名利 ,返朴归真 ,以其高洁的人格成为古代隐士的榜样。     

儒道“隐逸”思想之比较研究

"隐逸"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独特的理论现象。其中,尤以道家和儒家的"隐逸"理论影响最为深远。二者因为出发点的不同,体现在其"隐逸"理论中各有特点。道家"隐逸"思想是建立在其"无为而治"、"齐物"、"逍遥"理论基础之上的;而儒家"隐逸"思想是建立在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理论基础之上的。道隐与儒隐虽殊途,但都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皇甫谧《高士传》的叙事特征

皇甫谧<高士传>是对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终始的古今八代的隐逸高士所作的传记.在<高士传>中,皇甫谧将隐逸作为审美对象来现照,表达对隐选人格的赞美,其叙事注重人物性格塑造,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使魏晋的隐逸观念更趋于成熟.     

晚唐诗人的仕隐矛盾与许浑隐逸诗

晚唐诗人既不取魏晋以前遁迹山林的“小隐”,也不取盛唐时期京官加别业的“大隐”,为了解决仕隐矛盾,他们根据出仕外郡既可远祸避害,尽情游乐,又可获得优厚俸禄,免去饥寒冻馁的切身体会,多采取外官加田园的“中隐”形式。但由“大隐”到“中隐”这种隐逸形式的变化,却是以诗人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失落为代价的。许浑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意义。许浑虽然用山水、禅道、酒棋建构起自己的精神乐园,但由于他一直在江湖与魏阙之间不断徘徊,因此他的精神乐园实际上仍是一个在隐遍超世情结掩盖下的充满矛盾和苦闷的精神世界。许浑隐逸诗的独特风韵在于:一是在人境中追求孤独与寂寞,从而表现出悠闲高雅的艺术情趣;二是以审美主体的美学意趣摄取物境,以细微幽约的意象表现环境美;三是讲究精巧的构思和修辞。     

“士”的二重性与道家隐逸哲学

“士”具有二重性,即依附性和自由性;隐士典型地体现着自由性,其行为方式的突出表现为“隐逸”;“隐逸”有“隐”与“逸”两个不同的方面,逐渐产生了道家隐逸哲学,并形成了道家隐逸哲学不同的派别。     

浅谈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美

<正> 在我国文学史上,自陶渊明始,形成了所谓田园诗派。但读其诗作,我以为只有陶渊明的田园诗独一无二,其他大都缺乏田园真味。下面试从三个方面谈谈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美。纯真的美魏晋时代,士大夫多逃避现实,隐逸之风大炽。但有个特点,即隐者不必尽遁迹山泽林薮或回归田庐躬耕,而是立身朝廷,高官厚禄;但不营世务,静默守玄,以求超然无累。这样,既可借“隐”之清名抬高身价,又可生活优厚,饱食安步,把“仕”与“隐”统一起来,一举数得,这就叫“朝隐”。但陶渊明不同,他不追求名利富贵,真心宣布归隐田里去种田,尽管他归隐之初有奴仆代作,他还是参加劳动。以后随着生活的日渐贫困,躬耕亦多,与农民的距离越来越小,共同情趣越来越多。这是陶渊明田园诗富有人民性和纯真美的根本原因。其次,他性格尚真,以真为美,以伪为恶。《宋书本传》赞他“率     

关于陶渊明"回归"主题的文化阐释

回归是陶渊明诗歌的一大主题,它包括有机统一的三个层次显在的、隐在的、终极的.归是陶诗之骨从文化的角度阐释陶渊明回归的深层涵义.可以看出,只有对"屋"的双重的文化内涵有了充分的理解,才能读出陶渊明归于其居的深层意味.陶渊明的回归是儒道互构的,是亦儒亦道的,使得晋人在人格精神上获得了某种同质.他们完成了自然美与人格美的统一人格美因自然美而显,自然美因人格美而彰,二者是一种同质异构的关系.魏晋时期既是人格自觉的时代,又是山水自觉的时代.     

论谢朓诗的隐逸及其诗体范式意义

作为著名而又有着悲剧性命运的诗人,谢朓在诗中表达了相当强烈的隐逸愿望,并在出使宣城时,用诗歌为自己塑造了一个隐于郡斋的吏隐形象。他的隐逸希企及其隐逸诗作,既有他个人的成因与特点,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隐逸文化的重要特点,并为后世的隐逸文学和山水文学确立了一种重要的诗体范式。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存在——“隐逸派”

“隐逸派”是“五四”落潮后,在周作人退隐实践的引领下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以周作人为主将的“隐逸派”文人都经历了由“入世”到“出世”的心理转变,他们在隐逸道路和隐逸人格上的相似性促使他们创作出了具有隐逸味的文学作品.     

庄子"淡然无极"思想的美学意蕴

庄子崇尚虚静恬淡之美,高扬"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的境界.庄子"淡"的美学意蕴主要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朴素、恬静、基于个体生命的美;二是超然于物、超然于世、超然于有限时空的美;三是有无相生、虚实相济、以简驭繁之美.庄子崇"淡"的思想成为后世"平淡自然"审美趣尚的重要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