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对农民创业决策的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金融为农民减轻融资压力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利用三峡库区农民创业行为的调研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分析金融素养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引入数字金融使用、社会资本这两个关键变量,探讨数字金融和社会资本的中介及调节作用,通过更换模型及缩小样本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金融素养对农民创业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金融在金融素养与农民创业决策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同时,一般社会资本负向调节金融素养与数字金融之间的关系;特殊社会资本正向调节数字金融与农民创业决策之间的关系。因此,应该重视提高农民的金融素养水平,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金融风险系统。     

数字素养是乡村生活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吗?——基于山东省1 037位农村居民的调研数据

从数字技术应用素养、数字内容社交素养、数字媒体创新素养和数字安全保护素养4个维度构建农村居民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探讨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数字生活参与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总体偏低。数字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居民数字消费、数字文娱、数字出行、数字教育、数字医疗和数字生活参与度。社会网络、社会学习和自我效能感在上述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并且对不同领域数字生活的影响有较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素养通过强弱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村居民各领域数字生活影响存在差异,尤其是弱关系网络对参与复杂数字生活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建立健全数字教育培育体系,提高农村居民自我效能感,统筹协调强、弱社会网络,提升社会学习能力等对策建议。     

金融素养与家庭金融健康研究——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研究

金融健康是家庭抵御金融风险能力的重要体现,家庭金融健康水平的提升关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五个维度测度家庭金融健康水平,并使用工具变量法研究户主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1)大部分家庭的资产负债管理和意外保障管理得分较高,日常收支管理和养老保障管理处于及格线水平,但流动资金管理较差,通过等权重法计算的家庭金融健康指数处于中等水平,抗风险能力不够;(2)户主金融素养会对家庭金融健康产生显著影响,户主金融素养越高,家庭金融健康水平越高,但这种影响只在女性户主家庭中显著.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加大教育投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加强对金融知识的普及教育、提升全民金融素养;多措并举提高家庭社保参保率,提高家庭抗风险能力.     

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影响的实证研究

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7年数据,从初级金融素养、高级金融素养两个方面研究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初级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指标,通过构建Probit及Tobit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金融素养高的家庭投资风险资产可能性也越大,且投资风险资产占比也越大.控制内生性后,初级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市场参与、风险资产投资占比的影响均强于高级金融素养.户主年龄、收入水平、社保情况以及地区经济水平均会促进家庭的风险资产投资,而户主风险厌恶度则效果相反.提升我国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尤其是初级金融素养,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活跃健康发展,提高居民金融福祉,是推行普惠金融服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对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

基于CFPS(2014)数据,实证研究金融素养对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提高农村居民初级金融素养还是提高农村居民高级金融素养,均可显著降低其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不同的实证策略均证实这一结论的稳健性。异质性检验表明,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对外部金融市场发达程度不同地区的家庭和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机制检验发现,提高居民金融素养,可通过规范金融决策、增加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收益来实现降低其陷入相对贫困的目标。     

金融素养、风险态度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共同影响

基于2014年CFPS的数据,实证研究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态度以及两者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共同影响。结果表明:金融素养的提升和风险偏好的增加不仅增加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性,也提高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程度;金融素养的提升和风险偏好的增加对于家庭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金融素养水平的提升能增加居民的风险偏好,即金融素养越高的居民,对风险的偏好程度越高;风险态度在金融素养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过程中充当着中介的角色。据此,建议金融机构要针对性地开展金融知识教育,并降低学习金融知识的各种成本,同时保险公司应积极履行风险告知的义务,形成健康的保险市场。     

金融素养对小微企业创业绩效的 影响机制研究

运用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素养对小微企业创业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金融素养对小微企业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提升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素养可以通过改善小微企业主风险偏好提高创业绩效;此外,在金融市场化水平更低的地区,金融素养对于创业绩效的作用更显著。建议小微企业主加强金融知识学习、增强自身金融素养,相关部门和机构加大经济金融类培训和金融知识普及力度,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步伐。     

金融素养过度自信影响股票市场参与吗?——基于中国城镇家庭的微观数据

金融素养在家庭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对家庭金融行为影响日益突出.基于2012年中国城市居民消费金融调查数据,研究金融素养过度自信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素养过度自信对股票市场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股票资产的持有额度及在金融资产中的比例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对持有股票的家庭而言,金融素养过度自信对金融资产结构中股票资产的比例的影响呈U型.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素养过度自信会通过增强风险偏好,进而提高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率.据此,文章建议:政府增加金融教育供给,提升居民金融素养,增强消费者的风险认知,使消费者理性参与股票市场.     

网络金融诈骗的法律防范与国际合作——以网上银行为视角

网络金融诈骗是针对金融机构及其客户所实施的金融犯罪行为，是传统诈骗与网络技术的结合。对其防范应从刑法规定的完善、民事侵权责任的确定、经济法内外部监管的角度综合考虑，并应加强在打击网络金融诈骗中的国际合作。     

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对金融决策的影响路径与实证检验——基于山东省的调查

居民金融素养偏低会影响金融决策,降低其金融福祉。利用山东省调查数据,通过中介和调节效应检验农村居民客观和主观金融素养对其金融决策的影响路径,结果显示：客观金融素养对金融市场和保险市场参与、金融市场参与态度产生正的直接效应;主观金融素养对金融市场和保险市场参与产生负的直接效应,但对金融市场参与态度产生正的直接效应;主观金融素养在客观金融素养对金融市场和保险市场参与的影响中发挥不完全中介作用;客观金融素养对金融市场参与和金融市场参与态度的影响受主观金融素养的调节。     

数字素养促进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吗？——基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分析

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数据,通过构建有序Logit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作用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乡村治理参与行为;除数字金融素养外,不同层面的数字素养都对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在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既要注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弥合接入层的数字鸿沟,也要完善对农村居民的数字教育体系,最大限度地释放数字红利,提高村民的政治效能感。     

数字鸿沟背景下金融素养的世代差异研究 ———一个链式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出生于不同世代居民的金融素养状况及其差异原因,并深入探讨在信息技术变革背景下数字鸿沟机制在金融素养领域的渗透与延展.实证研究发现:(1)青年世代、中年世代和老年世代居民之间的金融素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老年世代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显著低于其他两个世代群体;(2)以网络参与水平和获得金融知识和信息的渠道作为中介变量,发现网络参与水平越高或越是以线上渠道作为获取金融知识和信息的渠道,其金融素养水平越高;(3)采用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发现网络参与水平越高的居民更倾向于通过线上渠道获得金融知识和信息,这一链式中介效应部分解释了金融素养水平的世代差异.研究结论为世代间数字鸿沟的不平等结构在金融领域再生产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金融素养与家庭借贷行为研究——来自中国城市家庭消费金融调查的证据

运用2012年中国城市居民消费金融调研数据,从借贷素养、投资素养和风险素养三个层面探讨了金融素养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借贷素养和投资素养促进城市家庭的正规金融借贷,对非正规金融借贷的影响不显著,但投资素养仅对银行无抵押贷款存在正面作用,同时风险素养的提高会阻碍家庭的银行抵押贷款、高利贷和小额贷款行为。此外,金融素养的提升更有利于省会城市家庭的正规金融借贷行为。     

金融诈骗犯罪若干问题探微

通过经济犯罪、金融犯罪、金融诈骗犯罪三个概念的比较 ,对金融诈骗犯罪进行了界定 ,分析了金融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 ,并指出当前我国金融诈骗犯罪的发展趋势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针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幸福感的问题,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二期)2011—2018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以省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大于城镇居民,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间接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地区发展差异、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其中发挥着异质性作用。因此,需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用效率; 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和服务,运用互联网平台带动创业、增加就业;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居民金融知识、金融素养的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升效应; 进一步创新和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制度保障。     

金融素养的理论疏解与制度因应

以提升金融素养为目标的主体赋能发轫于校园金融知识的普及倡导，成熟于后危机时代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制度省思之中。围绕金融市场消费主体行为偏差的行为经济学结论，国际社会逐渐提升金融素养的政策定位，在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维度统筹资源，回应主体责任提升下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完善。面对多元化与复合性的主体智识命题，金融素养实践受制于理论上的有效性质疑与实践中的高成本困境，制度预期与现实效果的不匹配反而引发私权秩序过度介入的诟病。从问题处置与风险应对出发，金融素养实践应在法治化视阈下强化政府对金融教育国家战略的主导地位，拓宽优先领域金融监管嵌入的政策通道。着眼制度发展的“预防性”特征，金融素养实践应以受教育权为核心，营造负有激励性的、共治性的金融生态环境。     

金融素养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效果及其机制研究

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数据,考察金融素养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效果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金融素养与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广度和深度均显著正相关,稳健性检验表明结论是可靠的。在影响机制的探究中发现,信息整理能力在金融素养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决策中充当了重要的中介;金融素养与理财规划能力之间存在交互效应,两者共同促进了家庭的风险资产配置;按家庭的风险态度分组后,发现金融素养对于风险偏好型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据此,建议加强金融信息监管,降低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成本,基于家庭的风险态度有针对性地开展金融知识教育。     

金融素养、创业培训与农民创业决策

从金融知识、金融能力、金融意识三个维度设计农民金融素养测度指标体系,引入创业培训,依据计划行为理论阐释创业培训调节作用下金融素养影响农民创业决策的理论逻辑,并采用陕西省908户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探究了农民金融素养的创业效应及创业培训对金融素养影响农民创业决策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农民金融素养具有创业效应,即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既可显著增加农民当前创业概率,也显著提升非创业农民未来创业倾向;金融知识对农民当前创业决策的影响程度依次大于金融意识和金融能力,而金融意识对非创业农民未来创业决策的影响程度依次大于金融知识和金融能力;且金融素养越高的农民越倾向于成为有雇员的创业者。研究还发现,创业培训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金融素养对农民创业决策的促进作用,但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据此提出通过多渠道提高农民金融素养水平、优化农民创业培训体系建设等提升农民创业发生率的政策建议。     

金融从业经历、金融素养与家庭风险投资——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家庭成员的金融从业经历、主观与客观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投资参与概率和深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成员金融从业经历能够促进家庭参与风险投资,这主要是通过主观金融素养为中介来影响家庭风险投资行为.主观和客观金融素养都能够促进家庭的风险投资参与,但主观金融素养影响更大.在投资比重的分位数回归中,主观金融素养的影响保持稳定,但客观金融素养的影响只在投资比重较低的家庭中显著,这揭示了主客观金融素养在不同阶层家庭的风险投资中的异质效应.     

政府推广、金融素养与创新型农业保险产品的农民行为响应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陕西省690户设施蔬菜种植户购买“银保富”大棚损失险的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和层次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业保险政府推广与农民金融素养对创新型农业保险产品农民行为响应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政府推广显著促进了农民购买创新型农业保险产品,但政府宣传推广农业保险政策与农业保险产品的力度有待提升;金融素养对农民购买创新型农业保险产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农民金融素养的总体水平相对较低;金融素养在政府推广影响创新型农业保险产品农民行为响应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