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奥尔森遇上奥斯特罗姆:集体行动理论的演化与发展

奥尔森将公共选择理论运用于集体行动领域,构建了集体行动和利益集团研究的经济路径.后来的集体行动理论基本上建立在对奥尔森观点的批评、拥护或者延伸基础上.以奥斯特罗姆等人为代表的印第安纳学派对于奥尔森理论修正的最大特点是将制度分析融入到集体行动研究中.首先,它更新了奥尔森的产品分类标准,更加全面地探究了产品属性与集体行动间的关联;其次,学派将理性选择模型改造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在改善人类理性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再次,奥尔森将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办法寄托于精英式的“选择性激励”上,学派的研究则表明,自主治理有望成为另一种可能选择.然而,两种理论也存在明显的呼应与互补.     

自主治理何以可能——审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局限

荣膺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针对制度安排如何影响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绩效的内在机制予以阐述,另辟蹊径地提出资源占用者自主治理的“第三条道路”,构建出一套资源治理的自主治理思想.该文围绕奥斯特罗姆关于人类社群可借助自主组织进行自主治理的系列思想予以细致剖析,旨在对奥氏自主治理思想进行全方位...     

交易成本、行为选择与治理经济学——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学术贡献述评

新制度经济学学者近些年屡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阐述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的主要理论贡献和社会影响,从经济学思想史的角度述评了这一学术流派的主要研究议题和已取得的突出成果,并展望了治理经济学的未来研究方向。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分别以公共池塘资源的自组织和企业边界与经济组织的逻辑为核心,通过拓展经济学关于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成本和绩效研究,深化了人们对如何设计有效治理机制来解决交易、合作和冲突等人类基本行为的理解和洞察。     

经济治理与合作组织——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介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在经济治理的研究方面做出了许多原创性的贡献:他们突破了交易费用为零,契约是完全的且可以自我执行的传统假设,聚焦于非市场性的制度研究,致力于探讨如何有效化解冲突以及制定并执行规则。前者建立了更为完善的企业理论作为解决冲突的机制,后者则通过大量案例研究发现通过自主治理来管理公共物品也是有效率的。但他们的研究也并非尽善尽美: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有其适用的局限性;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理论也存在诸多挑战。     

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以集体行动的逻辑为分析框架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独特优势,需要在克服社区治理问题的过程中转化为治理效能。集体行动与社区治理在实践上的耦合意味着理论上的适用性,尽管相对剥夺感、公共物品的需求以及社会意义的建构都可以成为集体行动的原动力,但它们不能直接导致集体行动的产生,还需要贯穿始终的社会动员。理性选择理论深入分析了集体行动的困境,认为其出路在于有效的激励与强制,制度主义则认为互信互惠的制度规范才是破解之道,但是良好制度的产生和实施又受制于社会资本的运营。只有执政党有资格、有能力、有意愿在整合社会资源的过程中,推进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增值,进而推动各项制度的建设和执行。当前,基层党组织以组织力为基础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就是要创新社区动员的内容和方式,在运营社会资本的基础上激发集体行动,制定和执行各项有利于社区发展的制度和措施,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业主委员会的集体行动逻辑及其善治路径

业主委员会是中国社会刺度变迁的产物,作为一个自治组织,在治理过程中产生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只有从经济学的视角运用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物业管理的属性．才能找出业主委员会治理过程中“集体行动困境”的原因,并通过对物业管理这一准公共产品供给的生产过程与提供过程相区分,指出多元协作治理是业主委员会善治的路径选择。     

公共物品“多中心”供给的内在逻辑解析

作为另一种应对公共事务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间矛盾的替代性解决方案,“多中心”理论一方面反思了两种传统解决即建立“利维坦”和产权变更各自的缺陷,另一方面又试图论证两种传统解决方案在逻辑上的相容性,这种相容性自然也可以表现在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安排上。在体现“多中心”特征的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安排中,在政治价值和经济手段两方面强调了公民的选择权利和选择行为,但是,这种选择模式不具有传统公共选择理论所描述集中统一的特征,由此体现了对美国立国的政治价值和原则的回归。而在实践中,公民的选择又是通过政府的民主行政来确保,这种民主行政表现为有关公共物品供给中具有自主和自发特征、分散式的决策。     

发展国防科技是关乎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战略问题

业主委员会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产物,作为一个自治组织,在治理过程中产生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只有从经济学的视角运用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物业管理的属性,才能找出业主委员会治理过程中"集体行动困境"的原因,并通过对物业管理这一准公共产品供给的生产过程与提供过程相区分,指出多元协作治理是业主委员会善治的路径选择.     

业主委员会的集体行动逻辑及其善治路径

业主委员会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产物,作为一个自治组织,在治理过程中产生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只有从经济学的视角运用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物业管理的属性,才能找出业主委员会治理过程中"集体行动困境"的原因,并通过对物业管理这一准公共产品供给的生产过程与提供过程相区分,指出多元协作治理是业主委员会善治的路径选择.     

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

面对集体行动的困境和公共事物的悲剧,新制度主义者提出了自主组织理论,即个体与个体之间能够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自愿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进行自主治理。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把微观层次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次的集体选择结合在一起,以合作互利为分析前提,达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能够很好地解决集体行动所面临的问题,即搭便车、承诺的兑现以及对个人遵守规则的监督等。     

理性的嵌入性与选择的文化性

理性选择理论作为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在社会学中的应用面临一系列的理论困境和难题.诸如个体行动与集体行动、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理性计算与感性冲动等重要概念之间的关系,前辈学者已作了有益探讨,然而理论普遍主义与情境特殊主义之间的矛盾却为相关研究所忽视.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理性选择置于宏观与微观情境交织互构的文化制度背景下,提出理性的嵌入性与选择的文化性这两条重要路径,并结合中国文化情境分析理性选择理论的本土化问题,有助于解决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分析短路”问题,实现理性选择理论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调试、修正与发展.     

农村基础设施的公共性与多元合作供给制度设计的探析

解决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现实困境的出路在于供给制度的创新。文章以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性分析和分类为基础,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为供给制度的设计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建立和完善政府、市场和自愿组织共同参与的农村基础设施多元合作供给的制度安排;多元合作供给制度的设计与完善必须坚持公共性取向。     

行动情境：IAD框架下女村官治村的治理情境分析

从1982年起IAD框架就一直是奥斯特罗姆的研究重点之一。它致力于解释包括应用规则在内的外生变量（exogenousvariable）如何影响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中的政策结果,为资源使用者提供一套能够增强信任与合作的制度设计方案及标准,并用来评估、改善现行的制度安排。如何在IAD框架下对当地农村妇女参与村务管理的治理情境进行分析？文章着重依托H村实践和个案访谈,在IAD框架的行动情境核心分析要素构架下对治理情境的治理政策、治理者特质、治理内容、治理困境等四个维度进行了深入分析。     

吸纳与增效：志愿服务有效供给何以可能

志愿服务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公共福利的不平衡不充分供给缺陷。随着公众志愿服务伦理的转变,志愿服务形式与内容日益多元化,但在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呈现供给过剩与不足的双重困境。尽管有较完善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但志愿服务供给低效和失效问题始终存在,如何通过制度、组织和利益吸纳,运用文化和技术在不同组织结构体系中嵌入志愿服务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吸纳治理机制、多元嵌入机制与合作共生机制通过志愿服务的集体行动,实现价值耦合与理性供给志愿服务,从而达成志愿服务吸纳增效之目的,提升供给有效性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经济管理学从“边缘”走向“前沿”——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析

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E.威廉姆森因对公共经济管理行为和企业边界确定理论的贡献,被授予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奥斯特罗姆从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出发,通过对大量世界各国的案例研究发现,公共财产往往能够出人意料地管理得很好,而在许多成功的公共资源治理案例中,主导的治理模式却是使用者自治.威廉姆森通过交易费用的界定、合同人的假设,以交易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将交易维度化,分析了交易属性、治理结构属性与离散的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企业边界理论.诺贝尔经济学奖从1969年首次颁发至今,已整整41届了.从历届榜单获奖人的性别、国籍、年龄、领域、成果来看,呈现出许多特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已开始更加关注社会舆论的影响,关注主流社会思潮.     

方法论革命与制度理论的复兴——现代政治学发展视野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在批判行为主义和选择性吸收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重申制度在政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理性人假设为起点,融合了政治学中的制度理论和经济学中的行为理论,以行动者为中心考察制度与行为的互动关系。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假定行动者的理性动机外生于制度环境,坚持功能主义的视角,这也导致其相关分析陷入诸多困境。     

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公共治理理论

人性论是社会科学理论的核心理论，人性论无非是假定人性善，利他，或者人性恶，利己。经济学理论中理性自利的假设，在逻辑上导致了集体行动的两种逻辑：利己导致繁荣，或者悲剧。历史上集体行动的悲剧，导致了传统的治理结构；现代集体行动产生的繁荣，催生了新的治理结构。企业家在传统的治理结构中很难有好的生存空间，需要有一个多维度的公共治理秩序，来兼容市场的治理和传统的原始的治理以及国家的治理。     

西方民主行政理论述评

弗朗西斯·柯克最早对科层行政提出质疑,从他到沃尔多,民主行政的内涵、重要性与发展障碍等逐渐明晰。应该注意的是,马克斯·韦伯是民主行政概念的提出者。民主行政理论的建构始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其"多中心"设计是民主行政的良好阐释。新公共管理之后,出现了民主行政理论的"丛林时代"。它勾勒了民主行政范式的轮廓:以公共治理或民主治理为名;以网络与合作为运行结构与方式;以公共物品和政府角色为关注焦点。     

论政府在公共安全治理中的凝聚作用

长期单中心治理模式使得政府公共安全治理面临力不从心和能力不足的问题,融合多元主体和资源参与,形成协作共治的公共安全治理新格局,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或者说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是政府与社会合作共同治理的最终目的,但共同目标支持下的集体行动不可避免会陷入目标分散和行动分歧的集体行动困境之中,需要政府强而有力的引导和凝聚作用。政府要在尊重多元主体平等地位的基础上,促进参与主体相互信任关系的建立,培育和维护充满公共理性和责任感的公共精神。     

社会资本:自主组织和治理理论的脊梁和软肋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运用以社群协商为预设的寓公共选择于新制度主义中的研究方法,找到了社会资本这个切入点,找到了社群这个载体,从而在私有化与利维坦之间开辟了公共事务治理的第三条道路,形成了自主组织治理理论.这个理论以制度分析为框架,以社会资本为支撑,但也因未厘清社会资本的类型及其作用而限制了其理论的适用性,不过瑕不掩瑜.我们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完善这一理论,积极创造条件来运用这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