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积极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兼析延迟退休的宏观经济效应

人口老龄化不但影响到宏观经济的稳定,也会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将人口老龄化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4种积极财政政策工具(扩大政府支出、提高劳动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劳动所得税累进性和增加公共投资)有效性产生的影响以及延迟退休的动态宏观经济效应,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扩大了政府支出和政府公共投资对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降低了4种积极财政政策工具对产出、消费、就业的促进效应,也强化了其对通胀和工资膨胀的提升效应;延迟退休未对私人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有利于就业、产出和消费增长,并有助于稳定通胀和工资膨胀;与财政政策工具相比,延迟退休引致的整体社会福利损失较小。人口老龄化降低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基于稳定宏观经济和降低社会福利损失的考虑,延迟退休是一个较优的政策选择。     

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如何调整

近年,我国以增发国债为主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稳定宏观经济形势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连续增发国债的增长拉动效应逐年减弱;国债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企业税收负担加重,对经济回升产生抑制效应;连续举债扩支,增大了财政税收的压力等。因此,“十五”期间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考虑做如下几方面的组合调整:彻底清理税外收费,合理减让税收,调整税制结构;合理调整财政资金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加快财政体制改革的步伐,逐步弱化政府在扩大投资方面的主导作用等。     

家庭杠杆、企业杠杆与公共财政的时变政策效应

本文构建一个考虑内生性的财政政策时变乘数效应测算模型,考察了1996—2018年间我国公共财政政策对家庭和企业杠杆的影响效应及其时变特征.研究发现,政府投资与消费通过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导致家庭杠杆增加,这种效果在2013年后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偏高.政府税收通过降低企业收入迫使企业主动降杠杆;但长期上为了满足消费平滑安排需求,税收增加会导致家庭负担加重,由此抬高家庭杠杆.此外,政府债务发行由于挤占社会资源,抑制了家庭杠杆和企业杠杆,但2013年后该效应趋于稳定,并收敛于零.从时变乘数效应的影响因素看,经济增长、直接融资比例和房价波动等对八类冲击乘数效应的影响存在此消彼长关系.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支持产业结构优化的财政政策调整思路

本文认为我国近五年积极财政政策启动内需乏力的重要原因是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与产业结构优化相脱节。支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财政政策 ,必须解决两个理论和实践前提 :一是财政政策内容和手段的实施要与公共财政体制相统一 ;二是国债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联性。针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新形势 ,支持产业结构优化的财政政策应当在四个方面对财政政策做出调整 ,即 :从单一保持经济总量增长的政策向兼顾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转变、转移财政投资或财政支出重点、增大财政政策的市场性特征、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具体手段不拘泥于“扩张”或“收缩”的政策性质。     

营商环境对就业的影响与提升路径研究——基于我国30个省份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就业是民生的基石，深入研究营商环境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对于优化政策措施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政府角色”“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三个维度下的七个方面，探讨营商环境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及其提升路径，发现：营商环境对就业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高就业水平的组态存在三种驱动路径，分别为“效率-资源供给”推动型、“公平-法治环境”驱动型和“开放-市场公平”引领型。进一步分析表明：公共资源供给和市场公平在提升就业水平中发挥关键作用；在发展起步较晚的地区，政府效率和政府关怀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建议制定区域差异化政策，发挥各地自身优势和资源禀赋，实现高质量就业，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协同作用，共同推动区域营商环境的优化和就业水平的提升。     

“挤出”还是“挤入”:结构性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

本文构建新凯恩斯DSGE模型,采用贝叶斯方法估计各类财政工具内生反应规则,从而系统探究结构性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主要表现为挤入效应,但不同结构性财政支出的效应大小和影响机制存在非一致性:(1)投资性支出主要通过生产正外部性和总需求加速数效应挤入私人投资,并在支出结构中对主要经济变量挤入最为明显,但短期会导致债务和通胀风险;(2)消费性支出通过总需求加速数效应挤入投资,但对主要经济变量挤入程度较低且短期易产生债务和通胀风险;(3)转移支付通过影响居民消费产生需求加速数效应引致投资增加,虽然挤入程度偏低但其引致的社会风险和福利损失最小。考虑不同支出作用机制的差异性,本文认为新时代背景下财政宏观调控应根据经济周期特征审慎选择恰当的财政支出工具以提升调控效率、更大地发挥结构性财政政策的作用,据此助力民间部门投资稳定增长、促进宏观经济逐步向"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型。     

营商环境、税收负担与企业绩效——基于国有企业制造业的经验数据

为实现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解决国有企业税负过重的问题。本文选择沪深A股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2019年的样本数据,基于国有企业外部环境的视角,实证分析营商环境、税收负担和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影响。研究发现,营商环境的优化有效降低了国有企业税收负担;同时,改善营商环境能够提高国有企业绩效水平;通过进一步验证,税收负担在营商环境影响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因此,为激发国有企业竞争力,应遵循竞争中性原则,完善税收监管机制,优化企业营商环境,降低国有企业税收负担。     

微观财政政策促进福建重点产业优化升级的思考

微观财政政策在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与作用.福建省微观财政政策促进产业优化升级还有局限,微观财政政策支持重点产业优化升级的基本思路是:抢占产业制高点;坚持“存量调强、增量调优、总量调大”的原则;协调好“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的关系；综合、合理地运用微观财政政策.     

美国经济调整趋向与中国的政策选择

美国经济失衡表现为美国经济中私人储蓄、公共财政和对外贸易“三大”赤字并存；直接原因是美国国内长期利率偏低且保持相对稳定而短期利率不断提升、资产价格上涨造成资产升值预期以及美元持续升值；美国经济失衡具有短期稳定性，但不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失衡调整不可避免。面对美国经济失衡调整，中国的应对方略包括：调整与优化外汇储备资产结构；通过提高外汇资产使用效率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扩大内需，减少贸易顺差压力；调整外资政策，转变投资主体结构与投资的产业结构；确立以内部经济均衡为首要目标，实现从“生产大国-市场小国-金融小国”向“生产大国-市场大国-金融大国”的转变。     

营商环境如何改善企业资源错配——效应评估与机制分析

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促进企业不断地提高生产率,化解资源错配问题。使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离散度衡量中国企业资源错配程度,并将分省份的市场化指数与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进而研究营商环境对企业资源错配的具体效应和影响机制,发现：营商环境每提升一个百分点,改善企业资源错配0011个百分点;东部地区效应最为明显,中部次之,西部最弱;对私人控股企业资源错配的作用较为明显,对国有控股企业的效应较弱;对全要素生产率较高企业的资源错配改善程度较大。营商环境对资源错配的影响还存在三阶段“阈值效应”,其中第二阶段营商环境对改善企业资源错配的影响最大,当处于第一阶段营商环境后,需要跨越临界值进入第二阶段才能有效地降低企业的资源错配。目前我国正在建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宜采取放宽市场准入条件,维护竞争秩序等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和进一步改善企业资源错配的政策。     

试析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及经济高速增长的效率问题

扩张性财政政策就是不断加大政府投资力度 ,进而拉动宏观经济增长。但这种依靠投资 ,尤其是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 ,强势拉动的经济增长“高速但低效”。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主导的体制性投资过热 ,但由于现有体制下高额委托代理成本的存在 ,这种政府主导的投资效率和效果根本难以保证。因此 ,最好的选择就是逐渐淡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在短期内淡出积极财政政策还有一定困难 ,因此 ,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 ,应当赋予这种政策以更充分的改革内涵 ,并且要在政策的作用方向和作用机制上进行必要的甚至是比较大的调整。     

民间投资与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升级

民间投资不跟进已直接影响到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 ,刺激民间投资是一个长期的政策中介目标 ;对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升级 ,促进经济增长 ,是“十五”乃至今后更长时期内我国制定经济政策的主导思想。启动民间投资应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有机结合 ,重点应放在研究启动民间投资政策的长期性和综合性以及确立二者结合的战略思路和全新模式上     

营商环境优化视角下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研究——基于成都例证下的概念创新与运用

一直以来,“政府失灵”都是学界一大热点话题。近年来,伴随“营商环境”理念的持续深化,政府如何在营商环境优化中积极作为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鉴于此,文章运用案例调查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成都践行“场景营城”战略推动营商环境优化过程中存在的行为失灵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和共质抽取,并结合对传统理论的吸收,创新提出“G效型政府”和“保障型政府”的概念。在此基础上,结合新的概念阐释和内涵区分,将地方政府在营商环境营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失灵”问题归结为“G效型政府”不可摆脱的先验信仰、边际效益和行为趋同三大惯性所致,并从修正的视角,结合对“有为政府”理念的深化认识,进一步构建起“保障型政府”行为逻辑和边界,以旨在为推动地方政府更好发挥职能职责,实现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提供价值参考。     

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对大庆银行业影响预测分析

2008年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表明政策基调已经转向全面扩张,防通胀彻底让位于保增长。分析预测了宏观政策传导对大庆商业银行存款业务、贷款业务、中间业务、经营利润、资产质量、流动性等产生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银行业应在政策调整这一过程中寻找新的业务发展方向,优化贷款和收入结构,对风险重新进行思考,银行业应加大国家宏观政策的研究,建立宏观经济变化的提前反应机制,强化监管等,从而应对政策调整对银行业产生的负面影响。     

影响扩大内需投资乘数效应因素的分析

1998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起了显著的积极作用,但对于根治通货紧缩、抑制经济增速下滑却表现出乏力,这说明乘数效应在我国政府扩大内需中的表现不明显。从投资乘数效应在我国作用不显著的原因分析,说明我国只有在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启动消费、降低宏观税负、提高投资效率等方面有所举措,才能提高扩大内需的投资乘数效应,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云南省收入政策调整的效应分析

收入政策是我国目前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之一,本文从宏观、微观和部门的角度分析了云南省收入政策调整的影响效应,并从收入乘数模型的角度提出了增强收入政策调控效果的若干对策.     

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的量化分析——基于2010—2023年政策文本的经验证据

优化调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的整体布局,对于加速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政策执行主体的三维分析框架,可以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我国2010—2023年国家层面出台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偏好于采用环境型政策工具,把生态保护与环境修复作为最重要的政策目标,而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少,对构建优质生态产品营商环境和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重视不够,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参与较少。因此,必须注重各种政策工具的均衡匹配,强化政策目标的优化设计,充分发挥各参与主体的作用。     

动态乘数双重模拟法——优化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之利器

本文概述了动态乘数在优化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可发挥的作用，并提出了旨在改善当前动态乘数实际应用状况的“双重模拟法”，以充分发挥动态乘数在优化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的应有作用。     

积极财政政策对抗经济风险:从历史中重拾信心

积极财政政策曾三次较为成功地化解了经济风险及自然灾害等传导给经济的风险。尽管我国当前所面临的经济风险比之前的风险持续时间更长、破坏性更强、宏观调控难度更大,但积极财政政策仍然能为当前的风险注入确定性,能为市场经济主体提振信心。展望当前积极财政政策,其主基调是“加力提效”,具体而言就是要从树立全局观与整体性的调控思维、以可持续性与扩张性并举的路径提升经济景气度,以及通过优化积极财政政策工具与转变调控内容来化解当前经济风险。     

政策工具是否能有效改善水环境质量——基于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

近年来，政策工具在不同类型的政府治理情境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环境政策工具作为实现环境治理政策目标的方式和手段在各类环境治理领域倍受青睐。目前，中国的水环境治理已经进入攻坚阶段，所面临的矛盾问题层次更深、难度更大、范围更广。本文以2008—2019年30个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贝叶斯模型平均法（BMA）研究发现：控制型、市场型、自愿型三类政策工具均有效改进了水环境质量，但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在控制水污染排放时所发挥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加大环保部门的投入和执法强度对抑制水污染排放的作用最为显著，地方政府颁布的水污染防治法规的影响效果有限；排污费（税）的征收对抑制水污染排放的作用要强于政府在水污染治理和环保设施方面的投资；对环境污染的信访举报有效推动了水污染问题的解决，人大、政协的提案对水污染治理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这表明，不同政策领域的问题情境存在差异，其所涉及的管理部门特征并不相同，在不同的治理领域与治理情境中，我们始终需要寻求政策工具与政策产出之间的平衡点，通过设计更加优化的政策组合以发挥不同政策工具的最大效能。因此，在“十四五”时期的水环境治理中，应针对不同环境治理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