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金陵十三钗》叙事策略及魅力

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是一部讲述南京大屠杀故事的电影。影片从十四岁学生书娟这一女性视角出发,通过书娟的回忆来讲述沦陷南京城里一群小人物的命运。电影一上映,好评如潮。从某种程度上说,影片的成功是文本和叙事的成功。在叙事策略上,匠心独运的女性叙事范式,传递着人性的淳朴与美好。影子情节彰显了对人性内涵的终极关怀和高度礼赞。影片在独特的女性视角的叙事范式中,对历史进行再现,在对历史的人文思考中,又赋予了影片更深的美学意义。     

不同的叙事，相同的成功——《阿甘正传》与《肖申克的救赎》的叙事策略比较

叙事是电影作品的一种重要表述手段,电影叙事学也是当代叙事学的重要分支。本文从叙事的角度对比分析了两部同时期的电影《阿甘正传》和《肖申克的救赎》,表明这两部影片叙事风格迥异,各具特色,但叙事效果都获得巨大成功：不仅给人思想和精神上的震撼,更给人观感和审美上的愉悦。     

从史诗到反史诗——从《李自成》的没落说起

从《李自成》到《白鹿原》,史诗性创作经历了从以政治为主体的国家民族话语建构到以文化为主体的传统话语建构过程.当下,全球文化、商品经济多重力量冲击下的传统文化已经逐渐处于消解状态,这使得史诗性创作空有宏大的叙事规模却无法建构起属于这一时代的文化主体,从而呈现出"反史诗"的写作状态.这种"反史诗"的状态要持续多久?之后的史诗性创作将以何种面貌出现?     

从“革命正史”到“民间秘史”——《白鹿原》“史诗性”创作的深层解读

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传统中作为文体的"史诗"概念逐渐演变为"史诗性"这一审美范畴。随着国外小说及理论的引入,"史诗性"与中国传统的史传传统结合成为中国当代小说最高的审美追求和评价标准。植根于关中地区久远的《诗经》、《史记》之史传传统,陕西作家的创作往往有更深的史诗情结。以柳青、杜鹏程为代表的"革命正史"写作,纪"史"有余,"诗"意欠佳。《白鹿原》以"民族秘史"纠"革命正史"宏大叙事之偏,执着于对民族精神、民族命运的探求,对历史进程中人物文化心理的摹刻;巧设叙事的历史时空,多维透视史诗人物形象,臻于"史"与"诗"的完美融合,丰富发展了了陕西文学的"史诗性"写作传统。     

时代的悲歌 女人的悲剧——论小说《白鹿原》的电影改编

著名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史诗巨著《白鹿原》经过导演王全安的改编被搬上了荧幕。电影《白鹿原》成功表现了陕西关中地区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厚重的人文意蕴。但在大量压缩原著情节,改变原著叙事结构,删减原著主要人物,把次要人物变为主要人物,对细节进行移植改造,有效强化了电影情节性、可看性的同时,弱化了原著的时代性,电影的主题表现——时代的悲剧、女性的悲剧,削弱了原著的精神意义和思想价值。     

浪漫传奇理性纪实虚幻诗意——张艺谋电影作品叙事风格的嬗变过程

叙事风格只是导演风格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却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张艺谋拍摄的影片,从《红高粱》到《十面埋伏》,经历了戏剧性的浪漫传奇、故事性的理性纪实、影像性的虚幻诗意的嬗变过程,一步一步从中国电影传统的叙事风格迈向目前世界具有现代性的电影叙事风格。张艺谋在嬗变中逐渐强化了以影像语言为叙事元素的地位,同时也完成了自己向影像本体的回归。     

《悲情城市》与《海角七号》叙事比较分析

《悲情城市》和《海角七号》两部影片叙事风格存在明显差异,前者是以自我意识为主体的艺术片,后者为清新影像风格的商业片。二者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均引发观影热潮。文章从叙事时空、叙事视角、叙事人物的建构等方面,对两部影片进行文本叙事分析,剖析了两个时期台湾电影的内在差异性。     

“古史即诗”:《尚书》史诗因素考辨

《尚书》的早期叙事篇章以四篇《虞夏书》为代表,由上古的口传叙事史诗发展而来,虽经后世史官和诸子学派学者的不断加工修订,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早期口传叙事史诗韵散相间的巫瞽讲唱因素,具有"史诗兼诗与史,融而未划"的特征。如果去除后世添加上去的历史叙事话语,便可发现其中蕴藏一部初具规模的早期汉民族史诗的雏形,包括"虞舜史诗"和"周民族开国史诗"两部分内容。借鉴叙事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从《尚书》文本的叙事语言和文体入手,可为解决上古汉民族史诗缺失问题提供新线索和新思路。     

《过界男女》的空间叙事研究

电影是时空的艺术,空间对电影的意义至关重要。电影中丰富多元的空间结构在推动情节发展的同时,也以其幽微精深的意指深化了叙事效果。电影《过界男女》正是借助空间叙事策略以完成电影艺术的叙事目的,影片不仅围绕"过界"主题建构起二元空间结构的叙事框架,还以空间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动力与线索,而且通过具有丰富意指的空间意象展现影片的审美意蕴,传达对现代人类生存的反思与关怀。     

斯皮尔伯格战争三部曲比较研究

斯皮尔伯格对战争片情有独钟。通过研究他的战争三部曲《辛德勒名单》、《拯救大兵瑞恩》和《战马》可以看出，斯皮尔伯格采用不同的叙事模式和叙事风格来反映战争对个体的摧残、对人类和世界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同时，他也在这些影片中表达了他对人性所持有的天然乐观精神。影片叙事模式和叙事风格的变化暗示着多样化的价值诉求和不同的审美内涵。     

叙事客观化：论中国现代散文体小说的叙述修辞

30年代,散文随笔与现代小说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互渗融合,诞生了一批散文体小说超文本,其文体特征是叙事的“客观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三人称叙述方式和远聚焦叙述方式。具体而言,是由现代的“展示”取代了传统的“讲述”叙述方式,即往往取材于一种“极单纯渺小的事件”,以此暗示出“极复杂极重大的东西”,而由事件来暗示指的就是“客观化”地“展示”,复杂重大的东西指的就是由“第三人称”或“远聚焦”展示所达到的“认识”功能。     

后殖民史诗与双重化叙事策略

当代圣卢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的长诗《奥梅罗斯》是一部后殖民时代的史诗.史诗利用来自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的文化资源,运用双重化叙事策略,并挪用《荷马史诗》、《圣经》、《神曲》中的基本情节、场景和人物原型,通过对创伤、战争、追忆和寻根等文化隐喻的双重化处理,既借助西方经典文本的话语权和传播力量发出了被压抑的声音,又重写和颠覆了西方经典文本.通过双重化叙事策略,诗人最终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确认和建构了混杂的文化身份,显示了多元文化在对话中共存的意义.     

“传”的本原及其文体意义的生成与演变

“传”作为一个文体概念包含解经与叙事两种不同形态。究其本义,“传”字原与邮驿相关,至春秋战国之交时,方引申出古书统称之义。此后直至西汉初,“传”进一步用来指解经之作。与此同时,司马迁将《史记》中专写各色人物的那一部分命名为“列传”,后班固《汉书》承之而为“传”,使得“传”这种文体概念的所指有了新的扩展。此后,这种叙事形态的“传”日渐兴盛并呈多样化趋势,而解经形态的“传”逐渐式微,并分解成了多种注书体例。     

反"史诗性":文学转型中的历史叙述(下)

在中国当代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史诗性"是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但在80～90年代的文学中,反史诗性是先锋文学和新历史小说解构宏大叙事的基本策略之一,它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中别一种历史叙述.本文论述了反史诗性的三个主要表现质疑客观真实、颠覆英雄神话和消解庄重风格;主要结合新历史小说,论析了文学转型中小说家的历史观念和审美观念的转变.     

宏大叙事中的情感表达 ——21世纪革命历史题材话剧创排的方法与策略

21世纪中国话剧舞台上的“宏大叙事”仍然以对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演绎为主,先后出现了多部以纪念革命历史、重温革命记忆、传承革命精神、弘扬革命文化为题旨的舞台精品剧目。剧作者/导演普遍以“情感表达”作为切入革命历史题材的方法与策略,凭借对革命历史的“在场性”叙述与革命英雄的“人性化”塑造,完成了对先前剧目题旨内容趋同现象与排演模式固化问题的突破。这些基于“人文立场”与“微观视角”的创新对今后同类题材话剧的创排提供了以资借鉴的经验。     

毕飞宇《叙事》的叙事特色

从毕飞宇小说《叙事》的叙事分析来看,毕飞宇历史小说在历史叙事上有着自己的独特风貌:多个层面中的多重叙述,跳脱叙述的历史沉思,叙述历史的当代回应。叙事的特色凸显其闪耀历史蕴藏的同时兼备现代哲思的突出品格。     

匡正倾斜的叙事--当下中国电影叙事透视

在西方探索电影的簇拥下,近二十多年的中国电影创作,一直潜存着一种个人化的、形式主义的风尚,这种追求虽然促成了中国电影多元化、艺术化发展局面的形成,但它也使中国电影不断地偏离大众艺术的轨道.这种个人化追求的背后,反映出的是创作理性的倾斜与迷失,因而,应该重新以传统叙事为基础,来匡正当下业已倾斜的中国电影叙事.     

论小说中的空间叙事——以《地洞》为例

在西方叙事理论“空间转向”的影响下,国内于20世纪末开始出现“空间叙事”这个概念,不同著述中所讨论的空间叙事,所指往往不同,有的指作品中空间的功能,有的指空间的意义,有的指叙事的空间形式,文章以卡夫卡的《地洞》为例,将“空间叙事”视为一种叙事模式来展开讨论。认为,小说中的空间叙事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以空间为叙事“前景”;第二,以空间组织叙事;第三,以空间为意义主体。《地洞》通过空间叙事模式,叙说着现代人的空间体验、空间焦虑、空间危机和空间矛盾,体现了存在与空间之间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     

何谓“更加真实”？——《白鹿原》与当代文学中的宗族叙事

在新文学意识形态的规约之下,乡村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宗族形态一直在文学世界中隐而不显。而新时期文学中宗族的复现,动摇了此前的主流叙事规范,继而《白鹿原》以乡村宗族为叙事中心,展现出新的历史图景,并引发了对阶级斗争叙事“真实性”的质疑。倘能在现代中国与传统社会关系变迁的历史背景中,系统梳理宗族叙事与阶级叙事相互纠葛缠绕的动态过程,则可能打开一片新的视野,更全面地认识《白鹿原》的文学史意义,从中亦可呈现“真实性”这一当代文学批评话语本身的建构和脉络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