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与出口贸易——基于二元边际及比较优势的视角

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是中国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战略举措。基于此,利用1995—2021年CEPII-BACI数据库HS6位码层面的贸易数据,从双边贸易成本与产品比较优势视角出发,采用PSM-SDID方法分析了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有显著影响,抑制了出口拓展边际的增长,促进了出口集约边际的增长。事件研究结果表明,自由贸易协定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比较优势的提升促进国家核心优势产品的出口,从而促进了出口集约边际的增长,抑制了出口拓展边际的增长;自由贸易协定通过贸易成本的降低促进了出口集约边际的增长。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自由贸易协定对不同形式和类别产品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研究结论能为中国进一步签订深度贸易协定、促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中国对日本出口二元边际的关税敏感度研究——中日韩FTA框架下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前景预测

利用2012-2018年HS-6分位产品贸易数据,计算分析中国对日本出口的二元边际,实证研究其关税敏感度,以预测中日韩FTA框架下关税优惠对中国出口日本的影响前景.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对日本出口集约边际增长,广延边际减少,比重提升且依靠集约边际扩张,但2016年后二元边际及比重不断下降;2)相对关税优惠较于绝对关税水平对中国出口日本二元边际影响显著,关税总效应敏感度为负,中日韩FTA框架下的关税降低将显著提升对日本出口的集约边际及比重,对广延边际影响不显著;3)中国制造业对日本出口二元边际及比重的关税敏感度对比整体较高,关税激励下补偿式技术创新机制较为明显;4)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相较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日本出口二元边际的关税敏感度较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最高,中日韩FTA的推进与实施将为我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带来巨大的发展潜力.     

本地市场效应与出口增长二元边际——基于中国1996～2009年制造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6位数级微观贸易数据,计算了1996～2009年在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的出口增长二元边际;并运用制造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本地市场效应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本地市场效应对中国出口增长的深度边际和广度边际都有促进作用,但对深度边际的影响更大;同时,本地市场效应对中高技术行业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大于中低技术行业.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抑制了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

利用2003-2016年中国对31个贸易伙伴国(地区)出口高技术产品的数据,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扩展边际、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大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市场份额的提高起到抑制作用,这一抑制作用主要表现为高技术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的下降,即出口种类和数量的下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价格边际的负向影响并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对高收入国家(地区)的出口种类和出口数量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大.国际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种类和数量的负向影响.应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稳定国内政策以及优化营商环境.     

经济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研究

随着世界经贸环境不断变化,政策不确定性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本文以中国加入WTO为自然实验,以中国与美国、英国、德国、新加坡、墨西哥、智利、印度、韩国、日本和加拿大的贸易为研究对象,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的影响。通过对贸易进行二元分解,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贸易的机制。研究发现,自加入WTO后,中国与美国等10个国家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有显著下降;无论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还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都会显著抑制贸易的增长,且两种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增强双方对贸易的影响;集约边际是经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贸易的主要机制。在政策不确定性日益严峻的环境下,为稳定出口,促进贸易发展,中国应保持经济政策的可预见性,并积极与其他国家签订优惠贸易协定,降低中国企业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日本钓鱼岛“国有化”危机对中日双边贸易的冲击——基于贸易二元边际的实证研究

中日经贸关系在日本钓鱼岛"国有化"事件后受到严重影响。按照全部产品、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分类,利用月度数据分解测度中日两国贸易变化的贸易深度边际和广度边际,可以发现,"钓鱼岛"事件在日本对华出口方面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中国对日出口影响较小,中国对日的消费品出口所受到的负面影响要小于日本对华消费品出口,日本对华中间产品出口受到的影响要小于其消费品出口,而中国对日中间产品出口受到的影响要超过其消费品出口。日本对华出口下降主要来自贸易深度边际,消费品出口急剧下降影响最大的是贸易深度边际的数量效应,产品退出效应也很显著。研究显示,如果双边政治关系不改善,那么日本对华出口贸易将很难恢复,此外,中日两国通过东亚生产网络的贸易往来受到冲击相对较小,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内向型FDI、汇率波动与中国出口竞争力

测算我国产品贸易竞争指数发现,我国产品出口经历了从比较劣势到比较优势的转变过程,至今仍不具备较强的竞争力。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影响产品出口竞争力变化的因素中,内向型FDI的增长强度与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幅度呈负相关关系,滞后一期的内向型FDI对出口竞争力有负面影响但不显著,汇率对出口竞争力具有显著正影响但影响幅度较小,主要原因是外资企业在华FDI的主要动机在于寻求广大的中国市场,而非出口。另外,内向型FDI的增长带动了跨国公司对国外子公司零部件或原材料的进口,从而促进了中国产品进口总额增长;但同时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最终产品消费市场,导致对进口增长的影响高于出口增长,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增长缓慢。政府应进一步引导内向型FDI向资本及技术密集型行业的高附加值生产环节转移; 鼓励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产品出口,进一步提高零部件和半成品本土化率,限制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进口; 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推动人民币结算或多种货币结算方式。     

环境规制对浙江农产品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随着环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世界各国或地区为保护环境、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或安全而采取了各种环境规制.这些环境规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与环境息息相关的农产品出口产生影响.通过对浙江省2000-2011年间ERS数据及农产品出口竞争力数据的实证检验,可以看出:环境规制与农产品出口之间有明显的正向关系,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对农产品出口不会是负面影响.     

中国稀土对外政策与国际博弈

随着世界大国对能源资源消耗呈几何增长,广泛应用于科技生产的稀土矿成为了大国高科技发展的战略资源。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中国23%稀土储量供应90%世界市场,但是中国却没有掌握稀土价格权,国内稀土发展效率低下,环境破坏严重。近年来,中国稀土对外政策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通过出口配额和产业整合政策促使国际稀土价格逐渐理性回归。中国稀土政策的变化使高度依赖中国稀土出口的发达国家对中国频频施压,迫使中国妥协。中国面对这一国际局势,既需要继续推进国内稀土产业升级,有效加强出口控制,同时应以更积极的措施来应对新的稀土出口和国际合作,在国际博弈中保持优势地位。     

中国出口波动的测算及分解：1985-2008

大量文献从出口增长趋势、成因及其经济效应等角度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发展做了解读和诠释,但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波动性的关注则相对不足.本文运用H-P、B-P、C-F等滤波方法分析中国的出口波动,并基于方差分解技术,从结构视角分阶段对出口波动进行分解,结果发现:1985-2008年间中国的出口波动属于典型的增长型波动,且波动在早期剧烈,进入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相对平缓;相对于初级品,工业制成品出口波动构成出口总额波动的绝大部分;相对于一般贸易,加工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平抑出口总额波动;相对于东部,中西部地区的贸易开放尚处于较低层次,但出口的相对波动贡献率高,在推动中西部地区贸易开放过程中必须注意控制波动风险.     

国家能力、出口复杂度与经济增长波动 ——来自178个国家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作为生产产品所需要的不可交易的投入品集合,国家能力的增加不但有利于经济产出的增长,而且能够增强经济体系中供给和需求的稳定性,进而有利于降低经济产出的波动性;出口复杂度的高低可以反映一国能力的多少,因而出口复杂度的提高可以降低供给波动、需求波动和产出波动.对1998—2017年178个样本国家的分析发现:出口复杂度的提高...     

国际经济新秩序与我国纺织品出口管理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加入 WTO即将成为现实,届时我国纺织品出口将受《纺织品与服装协议》的约束。在新的国际贸易环境下,我国纺织品出口既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目前我国在纺织品出口方面还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在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如何适应新形势,加强我国纺织品出口的管理,进一步扩大我国纺织品出口是本文重点讨论的内容。     

中国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实证研究——对制造业企业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中学效应的分析

运用2005—2008年中国14个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分析企业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中学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与生产率的关系违背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自我选择效应不显著,并且存在"生产率悖论";出口中学效应也不显著。虽然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与出口规模正相关,但在控制其他影响出口规模的变量后,生产率与出口规模则呈现负相关;在控制其他影响生产率的变量后,出口规模与生产率同样也会呈现负相关。中国企业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不显著的原因在于其加工贸易等现实条件与经典理论假设的背离;而中国企业出口中学效应不明显的重要原因则在于其自我选择效应的不显著和规模报酬递减。     

危机后我国PE行业面临的挑战及发展趋势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对包括PE行业在内的全球金融体系都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对PE行业的未来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论文对金融危机后全球及我国PE行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研究,对我国PE行业在现阶段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挑战进行了总结,并进一步分析了未来行业发展的主要趋势,包括行业集中度上升、有限监管趋严、资本项目开放和经济结构调整带来动力和机遇,以及退出渠道多样化等。     

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采用物质资本集聚度、人力资本集聚度以及就业密度衡量服务业集聚水平,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服务业物质资本集聚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呈弱化之势,人力资本集聚度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也由正转向负,而服务业就业密度、经济开放水平等因素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应该注重加强相邻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经济互助,协调发展;同时应提高我国服务业的集聚度,充分发挥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     

我国计算机与通信设备产业发展探析——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视角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在实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解释国际贸易转型的一种理论.该文利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来对中国的计算机与通信设备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从该产业的比较优势、劳动与资本贡献率等方面来窥探其实际的发展状况,并与国内外的产品进出口值进行比较,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文章的结论表明,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使得我国在计算机与通信设备产业上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比较优势,并成为了稳定的出口国,已经步入产品生命周期的第四阶段.     

关于我国现行出口贸易政策的思考及调整取向

我国出口超速增长,出口依存度迅速提高,过度出口的现象和不利影响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国奖出限入的贸易与汇率政策部分地促成了我国外贸的失衡发展。作者认为应该摒弃过分追求出口创汇和贸易顺差、以奖出限入政策支持出口等惯常的出口贸易发展思路,提出要继续采用国际上通行的促进出口发展包括扶持鼓励高科技产品出口的政策与措施;以市场为主导适度出口,将出口增长速度与出口依存度降至合理水平;主要依靠增加内需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     

对出口退税新机制推行的理性思考

国务院最新发布的出口退税新机制规定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共同负担出口退税 ,而由于出口地和货源地的不统一产生了收入与退税分离的问题 ,将导致由于部分地方财政倒贴出口退税而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要积极稳妥地推行出口退税机制改革 ,客观上要求与之配套的外贸体制改革。为加快外贸出口代理制的改革 ,并根据中国入世承诺 ,2 0 0 5年后全面放开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 ,以提高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比例 ,将有助缓解收购出口带给沿海省份的退税压力 ,缓解生产地和出口地之间的矛盾 ,从而对出口退税新机制的推行带来积极的影响。     

高新技术产业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于我国产业结构提升和经济实现科学发展的意义重大。探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是培育经济增长点,转变其增长方式的实际需要。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劳动、资金、技术、进出口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制约,对此,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我国当前高新技术产业的增长主要依靠资金投入和技术引进,处于粗放的增长模式。因此,健全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支持体系和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是其增长模式转换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