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养老保险对不同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差异——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检验

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了养老保险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养老保险会显著促进家庭的消费,持有养老保险会使得家庭消费增加13.4%;考虑负债后,持有养老保险使得家庭消费增加10.6%,下降了2.8%。从不同收入层次家庭来看,养老保险对高收入家庭、较高收入家庭的消费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对低收入家庭、较低收入家庭以及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持有养老保险对城镇家庭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新进城镇家庭有抑制作用;退休家庭与未退休家庭,养老保险都会显著刺激家庭消费,但是退休家庭养老保险的刺激作用更大。同时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受教育程度都会正向刺激家庭消费。     

改革开放对家庭结构的影响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 ,在改革开放的巨大革新力的影响下 ,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反映在家庭结构上 ,表现为家庭类型多样化 ,家庭规模小型化 ,家庭职能新发展 ,家庭关系与家庭观念新型化。改革开放对家庭生活的巨大分化与整合给家庭两性构成造成一系列困扰。家庭结构在改革开放中的变化与冲突 ,预示了新世纪家庭结构的新的发展方向。     

家庭社会工作的产生、实质及其发展路径

家庭社会工作是家庭现代化的选择。家庭社会工作的实质是对家庭的整体性介入及家庭独特功能的完善。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赋予了家庭重要的社会保护责任,但对家庭的支持却非常有限,已无法回应功能变迁后家庭产生的新需要,直接影响了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改革家庭政策,发展家庭社会工作,给予家庭强有力的支持,应该成为我国家庭社会工作发展的路径与方向。     

对家庭定义的理论探讨

文章从前人对于家庭的定义及其用于分析现存家庭形式所产生的冲突入手 ,提出自己的关于家庭的定义。即我们应该把家庭的定义扩展为正常定义的家庭和非正常定义的家庭。正常定义的家庭是指传统意义的家庭 ,非正常定义的家庭是指为习俗和亚文化所认可、或社会结构为了运行的方便而接纳的、部分地具备传统家庭特征的家庭形式。以囊括现实存在的单身家庭、同性恋家庭、同居家庭。使之更切合于今天现实生活中的家庭形式     

功能性家庭：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

现代性进村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型,重构了家庭再生产过程的资源配置逻辑、权力互动方式和价值实现路径。农民家庭的内部动员和资源凝聚回应了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发展性目标。家庭功能在“恩往下流”的资源配置模式中强化,形成家庭功能对家庭政治与家庭伦理的吸纳效应。因此,现代性压力激活了家庭的功能之维,重构了家庭运行的基本动力,塑造了转型家庭的实践形态——功能性家庭。基于“功能——结构——伦理”的配置,功能性家庭揭示了家庭转型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因素的复杂关联,展现了中国家庭制度的弹性,推动了农民家庭的转型。     

家庭农场的民事主体地位研究

家庭农场是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家庭农场立法的缺失制约了家庭农场的培育和发展。家庭农场立法首先应当明确家庭农场的民事主体地位,这是家庭农场从事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农业生产,参与市场活动的前提条件。现有的民事主体制度不能适应家庭农场培育和发展的需求,应当明确家庭农场为新型的非法人组织。同时,界定家庭农场的民事主体地位,还应当明确以下三个问题：家庭农场与农户的关系,家庭农场成员和家庭成员的关系以及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     

青少年犯罪的家庭原因

家庭在青少年的成长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家庭本身或者家庭教育出现问题时则容易导致青少年走向犯罪的泥潭。残缺型家庭、放纵型家庭、粗暴型家庭、父母有不良恶习型家庭、缺少思想沟通型家庭都是“不健康”的家庭,容易导致青少年犯罪。家长应当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使青少年健康成长。     

论当代中国家庭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

家庭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浪潮冲击下面临严峻挑战,表现为家庭功能弱化、家庭责任和风险增大等,亟待政府给予政策扶植和帮助。为此,家庭政策的价值取向必须作出调整和改变。家庭政策的价值取向是家庭政策的价值基础,它围绕国家与家庭、个人与家庭、男性与女性等方面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展开,在国家、市场、社会、家庭和个人之间达成均衡。从目前中国家庭状况及其需求分析,中国家庭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主要是注重政府责任与家庭责任并重,家庭福利与成员福利并重,女性权益与男性权益并重。     

新联合家庭:农村家庭的转型路径

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家庭结构会趋于核心化,核心家庭与亲属之间的联系削弱。在东部地区调研发现,家庭结构非但没有核心化,反而倾向于回归传统。城市化为家庭注入了发展主义目标,子代家庭作为公共家庭,联结了男方和女方父代家庭（或直系家庭）,组成了新联合家庭。在此家庭结构下,实现了以子代家庭为中心的资源聚集,帮助子代家庭实现彻底城市化的目标。新联合家庭体现了家庭在面对城市化压力时所具有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并成为中国渐进城市化的发展型结构和支撑力量。     

基于问题和需求的新婚家庭辅导——来自家庭系统理论的视角

新婚期既是家庭形成和巩固的关键时期,也是家庭问题和矛盾频发的阶段,开展新婚家庭辅导具有重要意义。从系统视角理解家庭,发现新婚家庭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婚姻角色适应不良、亲属关系处理不当、家务和家庭决策分工不清、财务管理权利不明等,相应的家庭需求有正向积极的夫妻关系、和谐友好的亲属关系、明确清晰的家庭规范以及实现以上三点的能力。针对这些问题和需求,系统视角下的新婚家庭辅导提出通过直接辅导和沟通技巧的传授,协助新婚夫妇处理好夫妻关系、亲属关系,引导建立适切有弹性的家庭规范和家庭原则,通过平等民主的协商制定家庭计划,并在此过程中帮助新婚家庭构筑符合夫妻双方期待的家庭模式。     

债务异质性视角下货币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经验证据

现阶段,我国超过1/3的家庭负有债务,家庭债务异质性特征明显,已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从微观家庭的债务视角出发,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货币政策对债务异质性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在家庭群体中具有相当大的异质性效应,负债家庭和无负债家庭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不尽相同;城镇家庭的消费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程度明显高于农村家庭,且负债家庭的城乡差异明显高于无负债家庭。另外,无论何种类型的家庭,货币政策对食品、衣着和居住消费的影响都要大于其他消费,对文化娱乐消费的影响最小且不显著。     

住宅承受能力对家庭结构的影响

主流的房地产文献很少研究住宅购买力对家庭结构的影响。而且,这些研究大多忽视了家庭的特性,片面地将家庭当做经济主体。本质上讲,家庭是一个情感、情绪和智力交织的系统。事实上,我国城市中的高房价已经超出了普通居民的承受力,对家庭结构的影响较大。根据家庭系统理论分析《蜗居》描述的家庭场景中住宅购买力对家庭结构的影响,表明高房价带来的经济压力改变了情感力,经济压力和情感力在家庭中和家庭之间传导,自我分化和三角关系在家庭结构转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新家庭主义与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

现代性进村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变,为农民家庭带来更大压力的同时激活了农民家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促进了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并塑造出“新家庭主义”的伦理观念。“新家庭主义”在农民日常生活中主要体现为代际合作的伦理实践。代际合作是乡村社会转型期农民家庭资源积累和压力应对的重要方式。由于村庄社会结构和市场区位条件的差异,不同区域农民家庭的代际互动方式和代际合力强弱具有较大差异,从而赋予新家庭主义以丰富的实践内涵。可见,新家庭主义不仅是传统家庭主义的延续,而且在家庭现代化压力的滋养下呈现出复杂的区域类型。新家庭主义的区域类型与经验定位有助于丰富对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性质的认识,它不仅为学界关于中国家庭变迁的争论提供了富有包容性的理论视野,而且为家庭政策的精准施行奠定了基础。     

传统家庭伦理的现代价值

现代多元开放性社会既促使着人类的文明进步,也冲击着当代家庭的稳定性。在中国,家庭秩序的某些失序现象,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家庭问题。而家庭和谐、仁爱礼让、孝敬父母、勤俭持家等传统家庭伦理理念将有助于化解现代家庭问题,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作为不竭的源泉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农民工市民化的家庭消费效应研究：来自中国的证据

使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以家庭为基本研究单位,通过把城镇常住人口家庭划分为普通城市居民家庭、农民工市民化家庭和农民工家庭,以避免直接用农民工家庭与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差量衡量农民工市民化消费效应的估计偏误,试图更加准确地估计农民工市民化的家庭消费效应并检验社会保障的作用。研究表明：农民工市民化能够显著提高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并且农民工市民化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比普通城市居民家庭高;农民工市民化还能降低家庭生存型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逐步改善消费结构;并且农民工市民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不是一次性的,它通过：农民工市民化—家庭消费改善和教育水平与就业能力提高—总收入增加—家庭消费进一步提升,持续地推动家庭消费的增加,按现有速度测算,如果将我国1亿农民工家庭全部市民化,每年至少新增国内消费约5万亿。     

简论家庭的伦理道德功能

家庭血缘关系作为一种最基础最普遍的社会关系 ,是人类伦理道德产生的始基。家庭关系的原初性、普遍性和恒久性 ,决定了家庭伦理在社会伦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 ,而家庭关系及其伦理的人情味 ,则决定了家庭伦理对社会伦理的巨大感染作用。家庭的这种特殊伦理道德功能具体表现在 :家庭伦理是家庭成员获得情感满足的重要源泉 ;家庭伦理在个体思想道德品质的形成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家庭伦理对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奠基功能 ;家庭伦理是社会伦理在家庭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具有社会伦理所具有的一般特征     

中国家庭道德的困境及其应对

中国家庭道德的困境表现为家庭道德评价的失范性,家庭道德选择的矛盾性和家庭道德调控的弱化。针对以上困境,我们应采取的相应对策是:大力宣传家庭道德的意义与价值;建构与时代精神相适应的家庭道德规范;完善家庭道德调控机制,有效地发挥它们的作用。     

转型期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再平衡机制

代际关系是家庭关系的主轴。随着家庭现代化的转型,代际出现资源和权力双重失衡但家庭仍然维持整体平衡样态的悖论。从家庭再生产视角出发,通过对家庭代际关系性质和功能的探讨,指出当前代际关系的双重失衡正是代际双方在家庭生存理性下采取的策略行动。通过采取资源下位优先分配、权力独立且合作、情感表达日常化与世俗化等调适手段,代际形成基于价值与情感整合的再平衡,并生成新家庭主义,在发挥家庭合力的同时带来家庭风险。上述研究表明,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家庭发展走向并不符合家庭现代化理论,呈现出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需要更加细致和持续的研究,家庭政策制定需要面向家庭整体。     

家庭债务对老年家庭医疗保健消费的影响

利用CHARLS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家庭债务流量和存量对老年家庭医疗、保健消费的影响关系,同时探讨了家庭资产、户口等家庭异质性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债务流量对老年家庭医疗、保健消费没有显著影响;家庭债务存量对老年家庭医疗、保健消费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于不同资产水平的老年家庭,家庭债务对医疗、保健消费的作用没有差异;城市家庭债务的存量和流量对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均没有影响,而农村家庭债务的存量对医疗、保健消费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家庭农场发展的多重动力机制分析

基于政府、市场和农民家庭的综合分析视角,考察了家庭农场兴起的过程,系统揭示了家庭农场发展的多重动力机制。研究发现：政府推动农业规模经营的政策实践及市场化条件下农业规模效益的增长,构成为家庭农场发展的两个重要外部动力。但家庭农场的兴起和发展更是农民家庭借助政府和市场等外部条件变化,不断调整和优化其家庭劳动力的配置方式,从而最大化家庭收入以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家庭消费需求的结果。农民家庭构成为家庭农场发展的内在动力。家庭农场是农民家庭同政府和市场“互构”的结果,这也充分显示出了农民家庭经济组织的发展活力和发展前景,形塑了我国小规模农业的独特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