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骚体诗的情感表现

汉代骚体诗的情感表现具有多样性、丰富性与艺术性。从多样性与丰富性来看,骚体诗可归结为帝王之歌、臣子之歌、隐士之歌、文人才女之歌以及远嫁异域女子之悲歌,它们虽在总体上承袭了屈骚“主悲”的情感基调,但由于诗人各自身份地位、人生遭遇不同,因此,诗中情感极富变化,极具有个性色彩。从艺术性来看,汉代骚体诗打破了楚骚固有的表现模式,根据诗情表现的需要,灵活决定诗体形式,句式灵活多变,格调呈现多重意蕴。骚体诗以其情感表现的多样性、丰富性与艺术性证明了它是汉代抒情诗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儒家人生哲学中的“孟之道”

孟子通过对人性善、性命关系理论的系统发挥 ,将作为孔子思想核心的“仁”创造性地引入人性 ,并确立了“性”、“命”合一的原则 ,从而为《中庸》以高度概括的方式阐释儒家人生哲学的理论逻辑奠定了基础。此为孟子对儒家人生哲学理论建构的独特贡献 ,也是我们理解所谓“孔孟之道”中“孟”的意义的基本依据     

中国古典哲学折射的绿色理念——简述道儒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

本文依据道儒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论述中国古典哲学折射的绿色意蕴。     

论屈原创作的“异采”美

屈原作品在美学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典型形象的“异采”美。我们读屈原作品,必须紧扣一个“异”字,才能淋漓尽致地感受到作品深层的意蕴美和形式上的创造美。屈骚的“异采”美,是战国后期我国社会审美水平发展的必然结果。     

“援道入儒”还是“以道解儒”?——论王弼对道家形而上学的深化

王弼本着道家特别是庄子的精神对儒家的思维模式进行了全面的深化改造,与其说是“援道入儒”,不如说是“以道解儒”。在深入把握道家形而上学精髓和实质的基础上,王弼以概念思辨的方式理清了“伦理学”和“伦理学之后”的关系,制定了以“体用”“本末”为基本骨架的解释策略,建立起了一个从“崇本息末”上升到“崇本举末”、以形而上之道带动形而下之器的、最显理论深度同时又具备最大理论包容性的道家实践哲学体系。他的“以无为本”的模型论以及在此之上所阐发的“言、象、意”之辨,使道家哲学超越了老子式的警句格言和庄子式的寓言故事,可以视为道家本无论在语言观上的新发展。这种成就不但是在他之前的玄学家们无人达到的,也是在他之后的玄学家所不可企及的。     

论汉代拟骚之作的文体价值

汉代拟骚之作的价值,不在于其本身艺术水平之高下,而在于其文体意义。代拟之作确认了骚体的外部体式,伤悼屈原之作强化了骚体的文体内涵。两类拟骚之作的文体价值在历代《楚辞》总集的编纂中逐渐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论“哲学境界”的历史命运与时代呼唤

哲学的本性体现着人的本性,哲学就其理论旨趣而言是通过自为的方式体现人所达到的精神境界,哲学境界在历史的发展中体现为对“真实”的不同诠释,从对哲学境界的历史命运的内在逻辑把握可以理解哲学境界在当代的意义。     

“诗”之“言”——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诗学视域中“不学诗,无以言”,从“诗”之意义视域的转换、“学诗”与“学礼”的对应、“诗”之“言”的价值依据,推动了孔子诗学“哲学的突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味着孔子诗学的道德取向、语辞与语气的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执礼”与“仁”的相通。我们既不能仅以现代汉语的修辞方式,也不能以古希腊哲学传统的诗性语言,来评判孔子诗学视域中“诗”之“言”与“雅言”的思想价值,唯其如此,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才能得到更合理的安顿与理解。     

儒道“天人合一”观的再读与反思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思想观念,多被解读为人与自然的合一。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指自然的天,而是指人格化或言神格化的天,所谓天人合一不过是人和人化自然的合一,而那个被合一的人也并非自然人的存在,而是社会秩序中某一阶层的存在或某一个体地位的表述。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传统社会不存在现在意义上的自然天与自然人的合一思想,我们把今天的观念强加给古人了。     

论“王道”与“王制”——从传统“王道”思维中走出来

"王道"是王权体系下的一种政治理想,对现实的王虽有某种批判意义,但又寄希望于王,其核心是王制:越是张扬王道,就越肯定王制;越是把王道作为一种理论追求,那么所谓的"道"就越依附于王,两者可谓相反相成。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王道"属于古代的一种政治思维,是一种历史的形态,与现代政治思维不在一个层面上。"王道"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一种很稳定的思维方式,影响至深。如何从传统"王道"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这既要改变产生"王"、"道"互相论证的社会结构,又要有新的思维方式取代传统的思维方式。     

谈“诗”字与“志”字的不解之缘

由于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从造字伊始便反映了汉民族古人的思维图式,汉字与汉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字形上分析,"诗"字左边为"言";右边上半部分为"之",下半部分为"寸",其本义是祭祀礼仪主持者在祭祀时使用的祀辞。随着词义的发展变化,"诗"逐渐开始表达"志"的各种义项,并与其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是人们情感的内蕴,而诗是人们情感的外化,诗歌是民族文化的记录者,体现了汉民族文化心理和灵魂,"诗言志",便也奠定了整个中国诗学的基本方向。     

先秦道家“道—德”形而上学初论

先秦道家老子和庄子都以“道”为本原。但只有这个“道”本还不行,因为“道”既然是天地万物之存在的本原,它理所当然要体现于天地万物,否则就会干涸窒息。这就涉及“德”的问题。老子讲“朴散则为器”“失道而后德”,庄子讲“道德”,这就是道家的“道—德”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认识道家这种“道—德”本体论,对把握和发掘道家的深邃思想有重要意义。     

试析老子“道”论的“场有”思想

以五千言《道德经》驰名中外的老子，堪称是我国乃至世界一位杰出的哲学大师。他的思想，辞约义丰，言简意赅，玄妙高深，难测涯量，引起了古往今来众多的学人关注，激发了他们浓厚的探索兴趣，他们通过注释、疏证、今译、阐发，围绕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道”进行了长期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在不少学人的心目中，老子的“道”，是产生宇宙万物的唯一实体，是绝对独立、超越时空、永恒存在、不可感知的“混成”之物，是地地道道的实体哲学，仿佛与非实体哲学风马牛不相及。学人皆知，老子所反复阐扬之“道”，是以理性思辨的哲学…     

“两论”起家的哲学思考——八议“两论”起家

半个世纪以来，大庆油田开发建设坚持“两论”起家，坚持科学的知行观和方法论，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辉煌胜利。只有继续坚持“两论”起家的基本功，才能在高科技新会战中取得稳产4000万吨的新业绩。     

汉代“私书”与汉代士人心态

汉代是形成士大夫阶层的重要时期,与政治密切相关成为士人重要的群体特点,又因自身受时代推崇的经学思想的影响,汉代士人的心态以积极入世、尊崇经典、讲求名节、明哲自保四方面为主。汉代"私书"作品可作为考察这种体现真性情心态的切入点。     

从“三论”看邓小平理论的哲学精神

猫论、摸论与闯论是邓小平理论中最广为熟知的部分,它们看似通俗易懂,实则寓意深刻。猫论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摸论主要有这样几层涵义:一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二是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三是大胆试验,稳步探索。闯论在猫论和摸论的基础上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实现了诸多方面的理论创新。三论蕴涵着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哲学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精神。     

解析鲍德里亚的“不可能的交换”思想

不可能的交换是鲍德里亚后期思想中出现的一个重要概念,鲍德里亚以此挑战现实原则、真实观念和形而上学思维。鲍德里亚认为,交换是承继价值含义的人类认知和社会交流的基本形式,而不可能的交换则以"无"的不确定性来重构世界存在的要素和背景。由此鲍德里亚构建出荒诞玄学:在"有"的交换背后,我们总是进行与"无"的交换。人类逃离价值终结命运的唯一途径只能是接受"无"的存在,将"无"传递下去。这也就要求我们选择"无中生有",抛弃批评思想,抛弃理论文化,走出批判的阶段而到达思考着我们的客体、思考着我们的世界的彼岸阶段。     

《离骚》“内美”与屈原的美学思想

“内美”是窥见屈原美学思想的重要窗口。《离骚》“内美”在内容上是蕴含楚国民族精神之“义”的内化,当其外化为行为方式后即表现为“中正”人格。“中正”是真、善合一的形式美概念,但其本质是美真统一,从而与儒、道美学形成根本对立。     

“金玉良缘”与“木石前缘”的思想解读

中国传统思想中儒家为中国人提供了一条修德与进取的人与社会和谐的道路,道家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找到了寄托,而少数知识分子体悟到儒道理想的虚假及人生的空漠而追求个人自身心灵的和谐,他们在禅宗和佛教思想里找到了归宿。《红楼梦》中＂金玉良缘＂象征着选择儒家的人生道路,＂木石前缘＂意味着走道家的人生道路,但最终贾宝玉断绝一切尘缘而走向了佛门。结合曹雪芹的身世和经历,《红楼梦》典型地反映了一位知识分子的无奈抉择。这位来自一个迅速败亡的封建大家庭中的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任何条件实现中国传统思想提供的人生道路,在他身上充满着繁华散尽的人生空漠之感,最终他只能遁入空门。     

汉代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演变

汉代“天人”问题集中体现在灾异思想之中,两汉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不断演变：西汉前期,“天人”中“人”的内容为君主,中后期,“人”的内容先扩增“臣”,后加入“民”,至东汉,“人”的内容———君、臣、民三者所占比重出现变化,“臣”与“民”所占比重加大。汉代天人思想本服务于神化君主,故前期“人”的内容为君主。然随着灾异频发,君主无法承担上天过多降谴,臣子也须分担灾异之咎。随后,“民”加入“人”的内容,对汉代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不仅“天”决定君主是否命世者,“民”也成为决定君主是否得到承认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