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观礼--老子之礼学

老子礼学呈现强烈的批判性。老子从道的高度考察礼,批评礼和礼治在政治层面的危害性和理论层面的不合理性;将礼的神学根据———天、帝、鬼神置于道的宰制之下,并从本原论方面予以证明;在论述学道方法的同时,讨论了学礼的方法———“益”;但是,老子将“道治”的实现寄托于天子、诸侯,违背了其圣人“以道莅天下”的理想化设计,还对丧礼和祭礼有所肯定。     

“维齐非齐”与当代社会阶层关系

“维齐非齐”是荀子所提倡的一种国家和社会治理理念,对于解决当代社会阶层分化所引发的阶层关系问题具有现实借鉴意义。“维齐非齐”中蕴涵的社会分化与和谐相统一、以维护社会公平为基础、以礼治与法治为保障的思想内容,有益于当代合理划分社会阶层及促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协调阶层矛盾;有利于改善民生以达成“维齐”的目标及分配过程中的公平公正,缩小阶层差距;有助于以礼作为阶层行为的准则,以法作为阶层行为的底线,规范阶层行为;达成构建和谐阶层关系的目标。     

老子的社会历史观与治国思想

从社会历史观与治国论的视角探讨老子的道德论,可以发现老子的道、德、仁、义、礼五种社会形态是依五行相胜的框架建构的;他对礼治社会的抨击及其对无为而治的理想的道治社会的憧憬,以及他在治国方面提出的种种设想,无不浸润着道德之义.     

“礼法合治”:中国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

从“礼治”到“法治”再到“礼法合治”,是传统法律思想演变的基本线索与中华法系的思想基础。历经西周“礼治”的崩落、法家“法治”的兴起与隐退、汉儒“礼治”的复归与“德治”的重光,“礼法合治”成为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法”不等于全部法律,“礼”不等于道德品质,“德”不等于“道德治国”。中华法系的“礼、律、典”结构与“天理、国法、人情”的司法模式,是“礼法合治”的典型表现。探明中国法律与制度的源流、内容和演变,洞悉中华法系的理论与精神,对于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积极的意义。     

试论孔子"为政先礼"的治国方略

孔子生活时代 ,“礼”的政治含义和思想内涵是“礼制”、“礼仪”、“礼治”、“礼俗”。孔子建立“礼”治社会的主张和措施是“礼以教人”、当权者率先“好礼”、“克己复礼”。孔子对“礼制”的创新和改革表现为“损益”西周以来的礼制 ,扩大“礼治”的社会基础 ,向传统的“礼教”提出挑战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是:礼与法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处于混一状态,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分离。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以“周礼”为典型代表的三代之礼是一个严密完备的社会控制体系和政治文化系统,整合了礼与法,处于整体化、系统化的礼法混一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和法家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形势下,对传统的西周“礼治”体系进行了不同方向的扬弃,形成了“法家之法”和“儒家之礼”的分离对立。于是,无所不包的西周“礼治”体系就分解为“法家之法”与“儒家之礼”,礼与法在制度实体和思想理论上都成为两条线索独立并行。     

孔子的礼治和德治思想浅析

孔子的治国思想包括礼治和德治思想。孔子主张实行礼治 ,礼治最重要的是“正名” ,就是每个人都要按照礼的要求 ,规范言行 ,履行义务。孔子也主张实行德治 ,德治就是进行道德教化 ,最重要的是正己正人。孔子的礼治和德治思想是统一的 ,是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关系。孔子认为 ,用行政和刑罚的方法治理国家 ,只能使百姓因为害怕而不敢做坏事 ,而施行礼治、德治 ,用礼来统一人们的行为 ,用道德教化人们 ,却可以使百姓有知耻之心 ,自觉不做坏事     

传统社会治理规范的现代审视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存在着平等精神缺乏、单向度义务本位主义、忽视和压抑人性等种种局限性。无论是“礼治”还是“法治”,都只是“人治”的一体两翼,在本质上是统治者礼法合流下的“术治”选择。“术治”模式的经久不衰,得益于根深蒂固的宗法血缘圈层文化认同,并通过多样态的宗法伦理共同体实施社会治理。宗法伦理共同体以宗族为单位进行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化,从而在地域社会拓展出一定的自治性空间,并形成一种“泛宗族主义”或者说“泛血缘文化”。当然,如果抛开如上一些内在的局限,那么中国传统治理模式对于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言,在确立道德实践主体、强化行政伦理规范、扩展组织文化功能等方面,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荀子》“礼”的承传和拓展

作为《荀子》核心思想的礼治主义,实非孔子路线,乃直接承传于西周文化而另辟蹊径。孔孟由“礼”及“仁”及“性本善”,为封建主义创立伦理基础。荀子则融“法”于“礼”,系统强化礼治的整合规范。《荀子》直接影响了秦汉儒家政治。《韩非子》的权术主义乃承继于《老子》。先秦有五种社会政治思想:老申韩客观理性的功利主义,孔孟历史理想的道德主义,墨子平民理想的实用主义,荀子先验理性的礼治主义,庄子理想人性的批判主义。《荀子》理想的贡献在于这种开创性,但它的本质缺陷在于礼治作为外律手段而其本身缺乏外律保障。     

中国传统文人形象在英语世界的 建构与价值观念传播

文人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知识传承者和道德守卫者的角色。中国文学中有大量由文人创作、刻画文人形象、表现文人生存状态和人生理想的“文人主题”作品。通过对《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中国传统文人形象在英语世界的建构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中国文人形象的建构是中国形象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抓手，对传播中国传统和主流价值观念具有示范意义。     

论孔学的重礼情结与社会和谐理念

“礼”属孔子思想的重要范畴,春秋时期社会的失序决定了孔子特殊的重礼情结。顺应春秋时期的礼治思潮,孔子寄希望于礼治秩序的重建,试图通过个体的理性自觉实现境界提升,由个体之“仁”重建理想的礼治和谐社会。孔子的省刑或无刑的主张,表现出强烈的人文情怀,与其后来的法家有不同的思路,其思想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对今天和谐社会的建构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荀子隆礼重法的治国思想

荀子坚持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极大地丰富了儒家的思想理论。礼治之道是荀子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礼的起源是为了解决社会的物质分配问题,礼的内涵是道德伦理、礼节仪式、国家的法令制度。荀子的“隆礼重法”的治国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具有重大的当代价值。     

古代“礼治”的反思与当代和谐的构建

礼治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治国理念和方略.从功绩角度看,礼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是蕴涵着道德伦理、和谐思想、政治民主等合理因素的社会治理方式.从过失角度看,封建礼治因灭绝人欲而使社会发展失去了原动力,导致了社会的停滞与落后;因忽视法治而使礼治走向了人治,减缓了中国政治文明的进程.今天,深入发掘礼文化中"和谐因子"的价值,实现古代礼治的现代转型,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朱熹的家族礼仪论与乡村控制思想

朱熹顺应宋代重建平民化乡村宗法组织的思潮,认为要建立平民化的宗族及家族制度,重建新的家族、宗族礼仪就是一个重要的"有补治道"的工作.首先,应确立"礼"出于天这一重要的道德立法及伦理规则;其次,应注重礼制中乡村宗族、家族之礼的建设;第三,应重视社会转型期乡村家族、宗族礼仪、规则与国家礼法的一致性与共同性,倡导家礼乡规随时势而变易;第四,应强调封建伦理的孝、悌、节的礼仪规范;最后,是主张由家族伦理向国家、社会伦理扩充,并使家族礼仪成为教化民众"忠"、"孝"、"慈"的工具.在乡间及地方大力推行与维护宗族、家族伦理,目的是保证国家意识形态及政治伦理纲常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承古拓新：宋元士庶丧礼礼仪因革与复兴

先秦时期“礼不下庶人”的情况在秦汉以后逐渐发生改变,原本施行于贵族阶层的冠婚丧祭诸礼日渐下移,到唐后期尤其是宋元时期基本实现了“礼下庶人”阶层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古礼中的丧礼也得到了复兴。礼制在宋元时期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是士族阶层的衰落,以及士大夫复兴宗法制度和匡正世风的需要。司马光、朱熹、吕祖谦均试图在不违背古礼精神的前提下,对先秦丧礼礼制进行简化,以适应社会士庶礼仪文化的需要。相较而言,《朱子家礼》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北宋吕大钧等撰修的《乡仪》和元代郑泳撰修的《郑氏家仪》,则是民间依据古礼撰修家礼文献的杰出代表,在社会上影响深远。     

宗周治理经验之反思：春秋时期的礼学思潮

周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浓缩为一个字,便是“礼”。宗周社会万邦谐穆,社会成员皆在礼乐制度的框架之下自觉行礼,此时无须赘言“礼”的重要性。东周时期,社会变革,号称“三千”“三百”之序的礼乐体系行将崩坏,人们意识到礼治的危机,才开始了对“礼”及其相关问题的关注。当时的有识之士围绕着“礼”的渊源、合法性、功用、涵义、礼德法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其中不乏精辟之言。这些论礼之言汇集形成了春秋时期的礼学思潮——虽不像后来的“哲学突破”那样大放异彩,却也开启了人们的思维视野,为即将到来的“百家争鸣”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同时也为当今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提供了一个“礼治”方案。     

荀子“礼治”观评议

荀子援法入礼,礼法互补的思想在政治层面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影响深远;本文通过分析荀子的“礼”与“礼治”思想的主要内涵,对荀子礼治观的历史意义与在现实中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可行性问题作了简要的评议。     

中国古代礼治与法治的冲突与互补

礼治与法治都是人类社会整合的手段。礼源于原始社会的习俗。它以“人性善”为出发点，主张以张扬人的社会属性的方法来巩固和稳定社会秩序。在礼变得软弱无力时，法取而代之，成为统治阶级手中的另一种工具。法从“人性恶”出发，主张以“利”诱民，以刑罚治民。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封建统治阶级最终选择了“礼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治国理民的政策。     

礼与杜恕《体论》

杜恕《体论》以礼为万物的法式和规矩,并赋予礼以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的权威,进而论述了礼对协调政治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功用。杜恕的礼治主张切中曹魏名法之治的流弊,是魏晋之际治国方略由“以刑为先”向“以礼为首”转化期间的产物。《体论》在哲学论证上的不足,又为魏晋玄学“名教自然之辨”、“体用之辩”留下了发展空间。     

庶民社会与祭祀艺能——20世纪初华北乡村的社会分化个案

20世纪初华北村落分化,乡绅退出公共领域,祭祀职能转移到庶民阶层,组织了高跷、吹鼓乐社,小姓、杂姓是祭祀艺能的宗族特点。1941年蝗灾成为村落共同体凝聚的契机,公共演剧恢复,应对村落的道德危机,形成了暂时的社会重聚。关帝庙是村落的公共领域,是地缘乐社发挥作用的中心地。地缘乐社不限于宗族单位音乐组织,是村落基于地缘的共享,相较于祭祀艺能在仪式中的张力,以此发挥宗族力量,二者的语境是极为不同的。通过处在社会边缘的庶民阶层集结演剧、对抗蝗灾的努力,共同体得以重建,村民谴责对公共事务冷漠的绅权,乡村共同体的重聚渗透了村民的道德评价与道德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