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组织的功能——以黔东南L村侗族“寨老”组织为例

"寨老"是侗族地区主要的传统社会组织,在侗乡村寨治理中常常居于主导地位。文章通过对黔东南L村的调查发现,在寨老们以侗族传统反思现代化、外来政府组织以"后现代"维护侗族传统及行政村合并的背景下,L村的"寨老"组织得以制度化重启。重启后的寨老组织在其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积极功能与消极影响并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下,应以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激发传统社会组织的活力,以提升政府项目的有效性为路径,促进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组织的创造性转化。     

论民族旅游开发模式的合理建构

民族旅游村寨的特殊性在于其社区既是生活社区也是旅游社区,既是产权明晰也是产权模糊的社区,其村民及文化不仅是旅游发展的客体也是旅游发展的主体.文章在对民族旅游村寨的特殊性和当期的民族旅游开发模式进行审视的基础上,指出“社区驱动＋政府引导＋市场参与＋外围助力”是西部地区合理的民族旅游开发模式.     

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与乡村社会有效治理——基于黔东Y自治县乡贤参事会建设为例

传统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面临着村组组织的效力式微、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及农民的低组织化状态等诸多困境,阻碍着民族地区乡村自我整合和有效治理。黔东Y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通过充分挖掘当地治理资源,成功探索建设了乡贤参事会这一重要农民组织载体。依据文化基因、制度基础、利益理性和精英再造等方面对乡贤会的运行逻辑分析显示,其具有促进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振兴、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优化村级治理体系和实现村级民主治理等多重价值,这种探索对于实现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化,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而要提高民族地区农民组织化水平,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明确角色定位,在提升农村组织化的内生动力方面进行路径完善。     

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路径——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

民族互嵌式社区作为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场域,目的是打破民族交往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分隔,实现不同民族的良性互动与共同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探索符合民族互嵌式社区发展实际的治理路径,对于提升民族互嵌式社区现代化治理水平和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整体性治理研究视角,通过对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梳理和整体性治理的理论内涵分析,发现整体性治理所秉持的以民众需求为价值导向,以协调、整合与创新来引导多主体参与协同共治的理念与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价值目标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通过对民族互嵌式社区整体性治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机理分析,提出强化基层党建引领作用、聚焦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健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和完善社区现代治理体系的整体性治理路径,为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索行之有效的实现方式。     

多元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整体提升

社区治理绩效高低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现。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8数据分析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绩效总体处在中等偏上水平,但治理绩效在社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社区治理绩效主要受到社区社会结构、社区社会资本、社区组织资源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在可视性和非可视性社区治理绩效上存在明显差异。研究发现,社区社会结构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客观影响会受到社区治理行动主体的调节,同时我国城市社区并没有呈现出西方社会发现的社区分层地位与社区治理绩效之间的显著关系。     

民族地区传统社区组织参与农村治理研究——基于广西瑶族石牌组织的个案

历史上民族地区传统社区组织对于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传统石牌组织与现代石牌组织存在不同的政治取向、民主取向、职能取向和管理取向,其参与社区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也有所不同。现代石牌组织是以国家法律政策为依据治理社区,是对国家法律的一种完善和补充,是全体村民共同管理社区的一种体现,以实现社区治理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对于农村社区治理和村民自治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社区营造视角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以福建平潭北港村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社区营造在于激发乡村社区主体活力和内生动力,促进社区价值的实现和社区福祉的提升。应用社区营造解决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行动主体不到位、社区参与不充分、社区增权不均衡等问题,拓展乡村旅游内容的深度和厚度,形成优选社区参与的乡村旅游发展新模式与新机制,完善基于互益共同体的旅游社区治理体系,打造内引外聚的乡村旅游内容创新平台等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可行性路径。     

新内生式发展理论视域下的民族乡村治理优化研究

治理有效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之一,体现着国家治理体系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发展方向。长期以来国家对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各项资源投入倾斜巨大。本文从新内生式发展理论的视域,分析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呈现的主要制度安排及突出问题,提出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应当以乡村治理为连接点,赋能乡村治理主体,整合乡村内外资源,创新治理模式。     

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机制初探

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的协调发展,破解"三农"难题,是一个实践意义很强的问题。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互作用,发展得好,可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从旅游资源吸引力、旅游市场拉动力、政策、环境、物资技术和管理服务的支撑力、社区居民推动力以及发展目标等方面构建了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系统模型。如何实现二者协调发展,需注重保持旅游村寨的地域文化特色,保持旅游村寨的乡村性,注重旅游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社区参与,注意乡村旅游规划和新农村建设规划的统一,以实现乡村旅游和新农村建设一体化发展为目标。     

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现实挑战及系统治理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民族地区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场域,乡村生态振兴是民族地区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由之路。从理论维度看,经济增长理论、精神生产理论和生态正义理论为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振兴助力共同富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逻辑机理。通过聚焦自然资源的财富属性促进经济发展,助力民族地区乡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通过生态文化的精神产品生产与再生产,实现民族地区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通过环境治理的公共价值构建,促进民族地区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从实践维度看,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振兴助力共同富裕面临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文化传承、生态组织管理、生态主体协调、自然环境安全等诸多挑战。未来需要树立系统治理的思维方式,注重前瞻规划,坚持全局意识,促进多元协调,实施整体推进,以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振兴助力共同富裕提质增效,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中的生态化建设——以阿坝州为例

乡村振兴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民族村寨作为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单元,对民族村寨的振兴需要城乡、产业、文化、生态环境、基层治理等多方面的有机融合。以阿坝州为考察对象,以乡村振兴为背景,以社区参与为研究理论,在充分调查当地旅游与扶贫及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的基础上,运用时间序列模型,分析旅游、扶贫、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对促进居民增收与经济增长的微观影响机理。旅游发展与环境有紧密的共生性,当地的旅游生态化建设要将保护生态环境贯穿始终以及民族社区居民要积极的参与。提出要转变旅游发展理念,建立农村旅游合作社,建立当地居民旅游资源入股企业的新模式,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旅游+"培养新兴业态,融合传统农牧业的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寻求民族地区旅游与环境一体化共生的实现途径,才是实现农牧民增收脱贫,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经营模式创新。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效应与机制——来自甘阿凉民族地区的实证证据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民族地区一二产业基础较为薄弱,乡村旅游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而目前聚焦民族地区县域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效应和机制的实证研究还鲜有报道。论文构建了四川省甘阿凉民族地区3州48县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效应,并使用三步法、Sobel检验和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具体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显著提高了当地的共同富裕水平;此外,经济提振效应在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基建带动效应在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共享性的过程中有调节中介效应,且该效应存在边际递减的特征。因此,民族地区可充分发展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并通过扩大与乡村旅游有关的产业与就业,适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激活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效应。     

精准扶贫视野下的少数民族民宿特色旅游村镇建设研究——基于稻城县香格里拉镇的调研

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民居作为一种旅游资源,最吸引人的是特色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建设以民宿旅游经济为依托的旅游小城镇已经成为当前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热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依托贫困地区特有的自然人文资源,深入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工程。文章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建设民宿特色旅游村镇是开展旅游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在对稻城县香格里拉镇在优化精准旅游扶贫环境建设和受益机制方面的做法进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精准扶贫的少数民族地区民宿特色旅游村镇三条建设路径,即产业路径、组织路径和获益路径。最后,强调要发挥政府、社区组织、贫困户和帮扶者四个主体的能动作用。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制度构建原则论析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既是实现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举措，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步骤，还是促进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繁荣的基本手段。因此，居于文化治理核心位置的制度构建，在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中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尤为显著。民族地区由于历史演进与文化传承的独特性，生成了富含区域特点与族群底色的集体记忆，这就决定了这一地域的乡村文化治理在总体原则上呈现出了二重性：既要遵循国家文化治理的战略设计与制度安排，尊重普遍性，又要立足地域特点与地方实际，侧重特殊性。文章以青海为考察中心，细致审视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制度构建的基本原则，旨在从系统性分析制度整体、从地域性思考制度特色、从人民性考量制度价值，从而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区域实践与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驱动乡村振兴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乡村旅游是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民族地区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开发潜力较大,旅游市场需求旺盛,借助乡村旅游驱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当前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本文首先探讨乡村旅游驱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深挖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之间的逻辑关系,为理解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作用提供新视角。其次,指出乡村旅游在驱动乡村振兴面临的困境,主要包括：乡村旅游商业化趋势明显、乡村旅游开发不注重生态保护、乡村旅游品牌效应不突出、旅游业从而人员队伍文化素质不高等。基于此,本文提出注重发挥区域特色,挖掘关键元素价值;保护生态环境,筑牢旅游发展根基;构建乡村旅游品牌,提升旅游效益;加强旅游从业人员培训,提升旅游服务水平等,以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旅游驱动乡村振兴实施效果,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乡村旅游社区的民生需求及建设实证研究

加强社区民生建设是我国当前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紧迫任务。以4个旅游村落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利用四象限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乡村旅游社区的民生需求及建设状况。结果表明:乡村旅游社区对不同民生事项具有不同程度的需求认知和评价;乡村旅游社区的民生需求因地域环境、开发方式及开发阶段等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并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逐渐多样化、复杂化。应以民生需求为引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加强乡村旅游社区的民生建设。     

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社会治理理论的兴起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组织的作用逐渐凸显,成为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重要力量。但由于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起步较晚,各项法规制度还不健全,加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环境制约等因素影响,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并不成熟,效果还未真正显现。因此,深度剖析影响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因素,并为之提出相应的发展路径,使社会组织在民族地区真正发挥作用,对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治理的自主性困境及其化解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赋予乡村地区必要的治理力量、治理资源和治理权限,是实现乡村治理水平提升并推动乡村治理从维持型向发展型转变的内在要求。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完成以来,国家给到乡村地区输入的治理资源和嵌入的治理力量日渐增多,乡村治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由于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在乡村治理资源的使用、治理格局的主导和治理权限的获取等方面面临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困境,使得乡村治理的绩效并未随着治理资源和治理力量投入的不断增加而出现明显改善。赋予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对乡村治理资源拥有一定限度的自主配置权,构建以乡镇政府、村级组织和村民代表为主、外部嵌入式治理力量为辅的乡村治理体系,赋予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必要的自主行为空间,激活乡村治理内生秩序等是化解乡村治理自主性困境、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改善乡村治理绩效的基本路径。     

双向运动视角下乡村旅游社区的嵌入性治理

乡村旅游社区需要通过嵌入性治理实现包容性发展,如何破解因资本下乡的负外部性导致的社区发展风险和治理脱嵌,实现乡村旅游社区的嵌入性治理,是亟须正视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双向运动理论和乡村建设研究的理论资源,运用田野调查法、深度访谈法和焦点小组访谈等方法,考察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的脱嵌困境和嵌入性治理路径,构建了双向运动视角下乡村旅游社区嵌入性治理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以资本下乡为主导的乡村旅游发展方式凸显了市场至上“正向运动”的固有缺陷,导致乡村旅游社区面临着城与乡的发展失衡、内与外的利益冲突和主与客的角色矛盾等脱嵌困境。然而,三重脱嵌困境培育了乡村自我保护“反向运动”的外部环境,推动乡村旅游生产方式由资本下乡主导向乡村建设主导发展,并通过主体再组织化、城乡循环修复和文化生态整合,建构了乡村旅游社区的嵌入性治理的主体基础、内容基础和秩序基础。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 逻辑起点、理论机理与实践路径

[提要]文化治理是民族地区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为乡村文化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由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基础薄弱,故需走一条外源性发展向内源式发展转变的道路。在文化治理实践中,这一道路体现为文化代理向文化自理的阶段性转变,通过重塑乡村文化的价值、塑造多元性治理主体、丰富文化治理内容、保障文化治理的可持续性等实践路径能够实现民族地区的有效文化治理,进而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