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纪末蒙元征日事件考议

十三世纪末,中日关系史上发生过蒙元征日事件,前后两次。第一次发生于公元1274年,蒙古忽必烈至元十一年;日本文永十一年,日本史上称“文永之役”。时在南宋度宗咸淳十年。这次战役是尚未灭掉南宋政权以前蒙古统治者发动的。第二次发生于公元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八年,日本弘安四年,日本史上称“弘安之役”。时在南宋灭亡后第三年。经过两次战役,中日间出现交恶状态是必然的。但史书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往往不详,接触这个历史事件时不好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本文试就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考议供商量。     

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建立

官营工商业制度一直是中原汉地历代封建王朝最重要最具特色的经济制度之一。伴随着蒙古统治者平定中原及大蒙古汗国的国家职能和经济制度的变迁,中原的官营工商业制度虽几经周折,但最终被蒙古统治者逐步接受并付诸实施。     

略论耶律楚材在蒙古封建化过程中的作用

耶律楚材是蒙古汗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他的一生正处于蒙古统治者凭借武力向中原发展,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却又不很适应的时期。耶律楚材在辅弼朝政期间,将封建统治者长期统治中原地区的主要经验提供给蒙古统治者加以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使蒙古在中原的统治得到稳固,加速了蒙古社会封建化的过程,是一位对汗国政治颇具影响的历史人物,值得深入探讨。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     

论成都在元代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蒙古军占领成都,是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深入西蜀堂奥之区,建立永久性据点,作为立足"根本",进而顺江东下、攻灭南宋的战略布局。占领成都不仅有助于充实蒙古军事实力,也为日后蒙、宋两军在川蜀对峙格局奠定基础。在平定四川、灭亡南宋的战争中,蒙古军借助成都平台的战略支撑,发挥了招降纳叛、统军伐谋、转饷馈漕的重要作用。元朝灭宋后,成都作为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驻地,是全国著名的军事重镇,兵戈军戎色彩极为浓厚。成都之所以能在元朝大一统的格局下,在"马上取之,马上治之"的进程中,彰显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与成都本身的战略位置有关,也与亡金、亡宋后的形势有关,更与全国统一后的国内时局有关。     

薛昂夫生平和创作

在新疆与祖国中原的关系史上,元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当时已成为新疆主要民族的维吾尔族(元代典籍中一般称回鹘或畏吾儿),早在元朝建立之前便已归附蒙古统治者,并在元朝建立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蒙古统治者吸收了大量维吾尔人加入上层统治集团。在近百年的时期内,元朝统治者虽然基本推行了民族歧视和文化专制的政策,但却无法完全改变各民族间的正常交往,无法磨灭先进的汉族文化的巨大影响。在那些统治者的后代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精通汉文化的专家、学者。元代是维吾尔族人才辈出的时期,西域人(包括畏尔儿以外的各民族)的“汉化”为一时之盛。薛昂夫就是其中的一位重要     

清代满蒙联姻关系及对蒙古的经济援助

清代满族和蒙古之间发生了频繁的联姻关系，是研究满蒙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了统一蒙古各部，清朝统治者实施了一系列制度和政策，虽有政治目的，但事实上推进了联姻关系更有效的发展，对蒙古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耶律楚材与元代民族文化融合

耶律楚材是蒙元之初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一生致力于促进蒙汉民族文化融合,主张以儒治国,革除旧法之弊端,为蒙元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做出了突出贡献：建立赋税制度;建立＂王户丝制＂;确立中央集权制和驿站制度和＂任用文臣的常制＂;废除＂屠城＂旧制。耶律楚材在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还大力倡导儒学,极力向蒙古统治者推荐儒士,保护众多的人才为蒙古统治者效力,使武力极盛的蒙古帝国大收文治之效。可以说耶律楚材是蒙元帝国封建制的伟大设计师,也是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中的杰出舵手。     

反映南宋末年四川军民抗元斗争的几件历史文物

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春,崛兴于我国北方境内的蒙古(1271年改国号元)贵族,正式发动了对宋朝的大规模战争。此后四十多年的时间,蒙古(元)与南宋之间战争频繁,直到公元一二七九年元灭南宋。 在宋、蒙长期战争中,四川地区是蒙古贵族军事进攻的重点。战争伊始,蒙古军队即大     

试论南宋时期四川的战略地位

在南宋前期的宋金战争中,女真贵族曾多次重点进攻川陕;在南宋后期的宋蒙战争中,蒙古贵族也出于同一战略意图,不断攻夺川蜀,蒙古国主蒙哥甚至为此而败死于合州钓鱼城下.四川为什么会成为金宋、蒙宋必争之地?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南宋的定都、以及宋金战争和宋蒙战争的基本情况作一些分析,不对之处,请批评指正.     

元代蒙古王室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文章着重就元代蒙古王室与藏传佛教关系问题作了探讨。认为藏传佛教之所以传入蒙古王室,是与蒙古统治者所推行的宗教政策有着密切联系;同时蒙古王室接受藏传佛教,客观上强化了元代对西藏地区的统治     

南宋江防体系的构成及职能

南宋立国江南,江防成为事关国家存亡的要务。南宋构建了以江防为根本,川陕荆襄为屏障,淮防为藩篱,海防为辅助的对金防御体系,建立了专门的江防水军和多层次的江防要塞体系。在对金防御和弹压水贼中,南宋的江防体系发挥了有效的作用,但其轻上游,重下游的缺陷导致蒙古从鄂州突破江防,加速了南宋的灭亡。     

略论岳飞与南宋及金朝政局变化的利害关系

岳飞与南宋及金朝的政治关系比较复杂,南宋初期,由于宋金战争的客观需要,武将地位上升,结果与北宋所推行的文人政治策略发生严重冲突。这种冲突必然会使宋高宗与岳飞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的窘态之中,一方面,宋高宗的“艮岳”情结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抗金的勇气;另一方面,随着宋金战局的变化,金朝一改与南宋的正面冲突战略,而为利用南宋文人的政治力量来分化和瓦解其日益强大的武将势力,此时宋高宗的抗金态度也开始转向消极。于是,岳飞便成了当时南宋文人与武将之间争夺权力的一个政治牺牲品。     

生存的策略——青海河南蒙古族“藏化”现象的探讨

青海省蒙古族的藏化现象,值得关注。由历史文献出发,检视元代乃至现代青海蒙古族军事、政治、经济与宗教势力的消长;以人类学理论的同化概念,辅以作者田野调查成果,探讨青海河南蒙古族的语言、宗教、服饰、饮食与婚姻家庭形式等现象,回馈比对西方对中国境內汉化的论述,可看出在自然生态环境、人文条件与政治社会因素交互的作用下,族群间接触的结果,突显着弱势少数民族求取生存策略的考量。     

元代蒙古人宗教信仰的多元化问题

元代,蒙古人的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蒙古人自身的文化传统、多民族融合、元帝国统一的政治目标和宗教政策导向以及宗教自身的性质等因素是形成这种多元化特征的主要原因。     

《蒲氏远祖及民族成份新探》质疑、题析

《新探》以拣记所探得的蒲鲁浑之父蒲运超与族人,在南宋末年为躲避战争从东营北迁,1211年到蒙古定居。其实不然,稽宋史,并非末年,而是南宋中期,其间80余年无战乱,只有嘉定三年,淄州地区有过大灾之年,当时原蒲家庄的蒲运超与族人同各村一样,许多人家结伙外出逃荒。求生中又迁蒙古南方定居,而并非从东营迁去。年幼的蒲鲁浑长大后,参加了蒙古军,因屡立战功,被封官晋爵,及以后诸事,《新探》作者笔下有许多误说。笔者在此质疑分析,以证史实。     

蒙宋钓鱼城之战36年攻守之谜

公元13世纪蒙宋双方钓鱼城之战之所以能持续36年之久,主要有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四个方面的原因。文化是一个民族之精神支柱,钓鱼城之战也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相碰撞之结果。     

蒙元政权的儒化历程与程朱理学的官学化

元代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它以漠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最终建立了一个大一统帝国。为了巩固大一统帝国,蒙元统治者尤其是忽必烈主动认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推行汉化政策,由此赢得了中原地区民众对其政权的文化认同。蒙元政权对儒学非常重视,在金、辽、西夏汉化的基础上,主要推行南宋地区所流行的程朱理学,而摒弃辽、西夏、金所推崇的章句注疏之学。蒙元政权经过长期的努力,尤其借助金朝儒士大夫向以元大都为核心的北方地区传播,最终确立了理学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元朝的官方意识形态。     

试论南宋高宗初年赣闽粤交界地区的动乱

南宋高宗初年赣闽粤三路交界地区爆发了频繁的动乱,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为该处在南宋时属三路交界的边远山区,盗贼多而且地方官员的总体素质偏低,缺乏责任心且不够清廉;二为该处有劫掠、好斗的社会风气;三为南宋初年该处人民负担的加重。实际上,这些动乱是该处长期以来地理环境及文化环境(社会风气)所沉积下来的隐患在南宋初年人民负担加重的情况下的总爆发。     

元代科举考试时断时续的文化解释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蒙古族建立的一个大一统王朝。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元朝统治者崇佛重儒,使蒙汉文化从冲突走向综合。国子学的多元性、书院的官学化、科举的时断时续构成了蒙元时期高等教育的主要特点。元代科举考试的显著特点是举棋不定、时断时续,其深层原因是蒙汉这两种异质文化的综合必然经历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元代科举考试确实存在不公平的民族歧视倾向,但这主要是基于蒙古人承认差异、区别对待的权力民族配额制度的需要;至于元代科举内容和标准走向僵化,这是因为蒙古人对儒家文化的理解不同,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蒙古传统文化简约、务实的特点。     

《全宋词》小传订补二篇

 
　　摘要：  南宋知名文学家王炎、梁栋,《宋史》无传。《全宋词》二人小传有所未备及讹误,兹予订补。要点有：（一）王炎为鄂州崇阳县（今属湖北）主簿,至迟孝宗淳熙三年（1176）五月已在任。入荆湖北路安抚使司幕府,在淳熙六年（1179）。为潭州（今湖南长沙一带）州学教授,至迟淳熙十年（1183）秋已在任。十二年（1185）解任。知岳州临湘县（今湖南临湘市）,始于淳熙十四年（1187）,讫于光宗绍熙二年（1191）。绍熙四年（1193）三月后至宁宗庆元二年（1196）九月前,通判临江军（今江西樟树市一带）。其间,凡三度权知该军。庆元二年（1196）冬至三年八月,太学博士。三年（1197）八月至四年（1198）十月,秘书郎。四年正月起,兼实录院检讨官。四年十月至五年（1199）九月,行秘书省著作佐郎,兼实录院检讨官。其时阶官已至朝请郎,并兼皇弟吴兴郡王府教授、兼权尚书吏部考功司郎官。五年九月至六年（1200）二月,著作郎,兼实录院检讨官。兼尚书吏部考功司郎官、吴兴郡王府教授,又兼尚书吏部侍郎左选司郎官,又兼礼部员外郎。六年二月至十月,军器少监,兼实录院检讨官,兼权礼部郎官。六年十月至宁宗嘉泰元年（1201）二月,军器监,兼实录院检讨官,兼权礼部郎官。嘉泰元年二月后至三年（1203）末,主管武夷山冲佑观。四年（1204）春至夏,权知饶州（今江西鄱阳一带）。开禧三年（1207）十二月至嘉定二年（1209）正月,朝议大夫、权知湖州。（二）梁栋,原籍相州（今河南安阳一带）。《全宋词》谓“湘州”,误。迁镇江府金坛县（今江苏金坛市）。理宗淳祐二年十二月十六日（1243年1月8日）生。度宗咸淳四年（1268）至五年（1269）,宝应州宝应县（今属江苏）主簿。咸淳八年（1272）至十年（1274）,临安府仁和县（已废入今浙江杭州）尉,辟入两浙西路安抚使司幕府。宋亡,归临安。弟为茅山（在今江苏句容、金坛间）道士,往依焉。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茅山道士笺其诗告官,以讥时罪逮捕入建康（今江苏南京）狱,备尝笞楚。台府诸达官共救之,卒得免。自是名益闻。卜居建康,江东人士从学甚众。 有《梁先生诗集》,又名《梁隆吉诗》、《梁隆吉集》、《隆吉诗集》、《梁隆吉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