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财政是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问题的来稿综述

关于财政是基础还是上层建筑的问题,本刊曾于1987年第九期发表了周伯棣先生的文章,他从财政在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中的作用,论述了财政不是上层建筑而是基础。他认为:“财政既通过企业参加生产与流通,又直接参加分配,而其主要部分则为实现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结果,确定生产关系,也就是确定经济制度。故财政为经济之特殊形态,也是基础之特殊表现。财政制度宁可说是经济制度之重要部分。”周伯棣先生的文章发表后,编辑部先后接到彭明朗先生和周继武先生的来稿,对周伯棣先生的论点提出不同意见。现将来稿内容摘要综述如下:周、彭两位先生都指出,周伯棣先生的论点,与苏联经济学家阿拉赫威维江的说法“几乎完全一致”(见“财政译丛”1957年第3期:“国家预算是一个     

关于商品生产问题的来稿综述

本刊自展开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以来,来稿很踊跃,除一部分已在本刊全文发表外,其余大部分都因篇幅关系不能一一刊出。现将其中一部分来稿,分成若干问题,综述如下。     

学习斯大林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的笔记

偉大革命導師斯大林同志的逝世,使全世界勞動人民感到不可言喻的悲痛;使全世界人民更進一步認識到自己當前任務是按照斯大林同志所指示的方向繼續前進。斯大林同志在革命理論和實践活動上所有的天才貢献,将永遠鼓舞着人民革命鬥爭,教育着人民奮勇向前。斯大林同志在帝國主義時代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在蘇聯人民和新民主主義國家人民轉移了全世界的局面並勝利地建設共產主義和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時代、在全世界和平、民主、社會主義陣營力量繼續增長的時期中,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其中也包括發展了經濟基礎和上     

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的商榷

关于我国过渡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前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爭論,大致有四种看法:一是无基础論;二是綜合的基础与上层建筑論;三是单一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論;四是新旧基础与单一的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論。究竟哪一种說法对?我認为要能符合下面几个要求:一是正确理解我国过渡时期社会的基本特点;二是符合馬克思主义关于經济基础的原理;三是符合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四是能正确說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发展規律及其总趋势。基于上述要求,前三种說法都不能不遇到困难,因而我看来都难以同意,而第四种說法則比較可以說明問題。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

这篇稿子写于1955年,原来是作为给高级党校学员的讲稿,作为不成熟的意见,印了几份清样,送交中宣部审查。中宣部分送给一些同志征求意见。解放初期,我国正处于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当时的经济基础,我认为应根据我党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所确定的,由五种经济成分组成,即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个体农民所有制和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但是,有人提出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就只有唯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即所谓“单一经济基础论”(1952年),否认其它几种实际存在的经济成分也是基础的组成。那时讲课遇到这个问题,为了弄清楚这个理论,驳斥所谓“单一经济基础论”才写了这篇讲稿,根据我党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说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篇讲稿的清样只送给了中宣部,内部未印行,也未公开发表过。但是,在1964年围攻“合二而一”时,这篇稿子却突然遭到了一连串的公开的点名批判和攻击。有些人利用广大读者不能见到此稿,不明全文真相,而采取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等手法肆意诬陷,把它说成是“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是“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等。1970年林彪、“四人帮”的御用工具所谓的中央党校大批判组更是进一步罗织罪名,把它说成是“反对无产阶级的反动理论”;说它是“唯生产力论的变种”;说它要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平衡发展”,“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要一视同仁地为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也要为资产阶级服务”等等。在“四人帮”倒台后,还有人除了继续歪曲外,还把上述的“平衡发展”故意篡改为“平行发展”,并且还说这篇讲稿“是为刘少奇的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右倾主张立论”等。(见《哲学研究》1978年1——2期合刊,第45页) 为了澄清事实真相,现将这篇原稿的金文公布于众。如有不正确的地方,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关于我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

这篇稿子写于1955年,原来是作为给高级党校学员的讲稿,作为不成熟的意见,印了几份清样,送交中宣部审查。中宣部分送给一些同志征求意见。解放初期,我国正处于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当时的经济基础,我认为应根据我党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所确定的,由五种经济成分组成,即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个体农民所有制和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但是,有人提出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就只有唯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即所谓“单一经济基础论”(1952年),否认其它几种实际存在的经济成分也是基础的组成。那时讲课遇到这个问题,为了弄清楚这个理论,驳斥所谓“单一经济基础论”才写了这篇讲稿,根据我党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说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篇讲稿的清样只送给了中宣部,内部未印行,也未公开发表过。但是,在1964年围攻“合二而一”时,这篇稿子却突然遭到了一连串的公开的点名批判和攻击。有些人利用广大读者不能见到此稿,不明全文真相,而采取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等手法肆意诬陷,把它说成是“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是“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等。1970年,林彪、“四人帮”的御用工具、所谓的中央党校大批判组更是进一步罗织罪名,把它说成是“反对无产阶级的反动理论”;说它是“唯生产力论的变种”;说它要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平衡发展”,“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要一视同仁地为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也要为资产阶级服务”等等。在“四人帮”倒台后,还有人除了继续歪曲外,还把上述的“平衡发展”故意篡改为“平行发展”,并且还说这篇讲稿“是为刘少奇的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右倾主张立论”等。(见《哲学研究》1978年1—2期合刊,第45页)为了澄清事实真相,现将这篇原稿的全文公布于众。如有不正确的地方,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关于人民币的性质和职能问题的来稿综述

关于人民币的性质和职能问题,自本刊去年第四期和第十期展开讨论以后,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注意。几个月来,本刊编辑部陆续接到参加讨论的来稿甚多,因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发表,但为了有助于深入探讨这一问题,特选择其中一部分来稿综述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关于部分质变问题讨论的来稿综述

在关于事物发展过程的部分质变问题的讨论中,由于对部分质变的性质,即它是否既存在于总的量变过程,又存在于某些总的质变过程,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困而引起了对质量互变规律其他方面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本刊编辑部最近收到关于探讨部分质变问题的来稿中,有的同志对质变过程的内容和规律性,以及在不同质的事物中,质变所采取的不同的飞跃形式等问题,提用了自己的见解。为了便于进一步展开讨论,现将来稿中关于这些问题的意见,择要综述。     

关于哲学根本问题讨论的来稿综述

本刊自今年初展开“哲学根本问题”的讨论以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和兴趣,各地读者纷纷投稿,参加讨论,由于本刊篇幅所限,不及一一刊载,只能就其中几种主要意见,综述如下,供读者参考。     

从基础与上层建筑看我国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一毛主席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指示,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嶄新的也是迫切的任务,給我們国內政治生活带来了空前未有的蓬勃活跃的气象。     

上海学术界举行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座谈

本刊編輯部于四月八日及廿五日邀請上海学术界部分人士举行了基础与上层建筑問題座談会。 許多人同意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經典定义,即“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不同意王子野一文(載“哲学研究”1957年第一期)把生产力放在基础这个概念里面;認为如果按照王子野的論点,就会有很多問題在理論上难以自圓其說。例如,基础是有阶級性的,生产力則是沒有阶級性的,若是把生产力放在基础里,則无法解釋基础的阶級性和繼承性,且还会导至生产力也能直接决定上层建筑性質的錯誤結論。 許多同志認为,王子野一文的某些論点具有启发性,值得重視和研究。但他全盤否定斯大林的論点,把基础、社会存在、社会物質生活条件混为一談,則是以新的簡單化来代替过去的簡單化,因为社会存在的涵义比基础的涵义要广泛得多。     

关于两个过渡问题讨论的来稿综述

本刊自第3期展开关于由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讨论后,引起很多读者的兴趣,纷纷来稿参加这一讨论。因限于篇幅,除已发表的文章外,现将其他(?)余篇来稿作一简要综述,以供大家进一步讨论的参考。来稿争论焦点集中在我国由社会主义社会建成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中间是否     

关于教育是不是上层建筑问题的讨论

广东教育学会在一九七八年年会中,讨论了教育是不是上层建筑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教育是上层建筑。其主要理由是:(1)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从教育的基本因素来看,占主导部分的是教育思想,而教育思想是随着社会的更替而发生质变的。这与非上层建筑现象有区别。非上层建筑现象在自身的发展中并不因为社会的更替而发生质变。(2)教育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     

财政是基础还是上层建筑

关于财政是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可能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以为财政是基础又是上层建筑。那便是说,财政之中为生产服务的部分,例如国民经济各部门财务,是基础;为上层建筑服务的部分,例如国家预算,是上层建筑。这是斯大林的看法。第二种看法——以为财政,特别是国家预算,有其立法的侧面,有其设计的侧面;任何设计或立法,均由社会经济组织的职能所带来;此种精神转化为经济政策的内容,而经济政策不能视为经济范畴,亦即是财政不能视为经济范畴,更不能观为基础。第三种看法——财政,尤其是国家预算,应视为经济范畴。于是便有可能为基础,而不一定为上     

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关系问题来稿综述

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及其相互间的关系问题,是文学艺术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意见分歧目前尚在争论着的问题。搞清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关系,对解决作家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典型的塑造等问题,都有所帮助。为了有助于这一问题讨论进一步的开展,兹将王文光等同志的意见摘要综述,供大家参考。在“略论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关系”(本刊今年1月号——曙)一文中,老凡认为科学和艺术的主要区别,是它们各自反映现实的方式不同。前者是抽象的反映,后者是艺术的反映。其所以如此,乃是由于科学的构思过程是抽象思维,而艺术则是形象思维。王文光来稿指出,这种说法在目前有其代表性,但不正确。他说,科学和艺术的区别首先就表现在它们所研究的内容(或对象)的不同,和反映现实的方面的不同,而不取决于科学家和艺术     

关于上层建筑的定义

长期以来,人们都这样认为:“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道德、哲学等观点,以及和达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①教科书、小册子是这样写,哲学辞典是这样解释,课堂上也是这样讲。但是,作为上层建筑的定义来看,我觉得,这个定义只概括了上层建筑的某一方面的属性,即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一个包括各种观点以及与这些观点相适应的各种制度和组织的统一体。然而,这个定义没有明确:第一,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根源性。在这个定义里,只用了“社会的”三个字,究     

关于教育是上层建筑之我见

我是同意教育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的观点的,并且认为只有这样才足以解答教育的根本问题。但在如何断定教育是属于上层建筑还是生产力的问题上,我以为,区分的标尺不在于教育所传授的生产知识的多寡,不在于学校发展数量的统计,也不在于教育是否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而在于教育形成、产生作用的原因,受什么支配,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培养人的这一职能的本身固有的属性。马克思说:“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①这里值得注意的:不仅提到上     

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几个问题——与吴承禧先生商榷

吳承禧先生对我的論文作了評介,我是非常欢迎的。在我讀完了吳先生的文章以后,觉得有以下几个問題需要和吳先生研究一下: (一)我坚决地反对把我說成是“綜合的基础”論的主張者:我所以反对“綜合的基础”这种提法,是因为这个提法非常含混不清而又不科学的。試問,究竟“綜合的”这三个字能够确切地标明基础的性質嗎?显然不能。是不是連封建所有制、奴隶所有制和官僚資本所有制也“綜合”在里边呢?天曉得。“綜合的”这个提法完全是由于一小部分学者主观臆断出来的,它并沒有什么科学味道。他們把凡是主張过渡时期第一阶段有基础的人,都一概叫做“綜合性基础的主張者”。其实,即使主張过渡时期第一阶段     

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几个问题——与江海文同志商榷

《江海学刊》1961年第3期发表的江海文同志的“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一文,提出了上层建筑的质和量的概念,文章说:“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适应主要表现在性质和数量两个方面。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而性质上的适应则是主要的。当上层建筑在性质上不能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时候,在数量上也就不能适应。”从这样的命题出发,它对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论述。我认为,其中一些意见是值得商榷的。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的阐发过程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学说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这一学说的过程中,坚持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的规律,把这一学说牢牢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认真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的阐发形成过程,有助于我们正确地深刻地把握这一学说的基本精神,对于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将会得到有益的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