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42解读

讨论了敦煌古藏文本教写卷的学术价值,提供了P.T.1042的译文和疑难词语的考释。     

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续)——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42解读

一、降魂仪式 P.T.1042第8节(第28—48行)记录了“尸魂相合”仪式:通过祭师象征主义的操作(即将尸体、灵魂的象征物互相吻合)来祈求离去的灵魂回归其本来的寓所——死者的尸体。这种仪式最初的意义是要达到起死回生的目的,但这里这种目的已淡化为纯粹的丧葬仪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古人对生与死的界限是划不清的。既然存这个世界不能继续活下去,那么就通过一定的仪式,让死者     

P.T.999号敦煌古藏文写卷再探

P. T. 999号敦煌古藏文写卷是研究吐蕃末代赞普达磨和王子微松生卒年,以及吐蕃写经制度方面非常珍贵的历史史料。前人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学界所公认,但仍存在录入不规范、错录或漏录、汉译不准确等问题,给后进古藏文文献研究者带来困扰,故而对其进行重新识别、勘正、整理、重译,可促进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的良性互动和发展。     

试析敦煌藏文P.T.999号写卷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敦煌藏文写卷的研究逐步深入,特别是法国学术界公布和发表伯希和携往巴黎的藏文写卷(?)目录和照片以来,我国藏学界重新识读、翻译和研究了不少敦煌藏文写卷。这方面尤以王尧、陈践先生用功最勤、著述最丰,他们的研究工作,对藏学研究的发展,启迪更多的青年参加敦煌藏文写卷的研究工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从事藏族史教学工作,对吐蕃史尤有兴趣,久闻敦煌写卷对研究吐蕃史的重要意义,早已心神往之,只是苦于地处偏远,学识浅薄,长期不得其门而入。     

敦煌P.988号藏文写卷考补

通常被称为“儒家格言”的敦煌P.tib.987和988两个写卷是河西某汉文童蒙读物的藏译本,具体的资料来源此前尚不清楚。本文在石泰安法译文的基础上通过对校寻出了其中的一批典故出处,并认为这部书体现了唐宋之际西北俗文学的一种典型风格。     

敦煌藏文写卷P.T.972文本考释及内容对勘

敦煌藏文写卷P.T.972号最早由噶尔梅·桑木丹所关注,成为论证吐蕃时期“■”是一个普遍的宗教信仰的论据。之后,石泰安、沙木等学者对此文本的性质,以及其中出现的“外道苯”(■)所指提出疑问,石泰安更是将其定性为译自汉文的疑伪经。但以上学者均未关注P.T.972号写卷的传世本《圣树木经》。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历史上藏族学者对《圣树木经》疑伪问题的讨论,并将其与敦煌藏文P.T.972和P.T.950号写卷进行对勘,可知P.T.972应是译自汉文的疑伪经,其中“■”应是汉文语境中“邪师”或“占卜师”的对译,而不是当时与佛教对立的外道苯,不能用其论证吐蕃时期“■”是独立于佛教之外普遍存在的宗教信仰。这也是《圣树木经》未收入《甘珠尔》任一版本,而编入《陀罗尼经集》的原因所在。对勘发现,从敦煌本到陀本中的《圣树木经》,文本发生了变化,后期增补了部分内容,这种不稳定性也是其作为伪经的特征之一。     

P.T.1292古藏文音写回鹘语佛教教义简答手册研究

在众多不同文字的回鹘文献中,古藏文音写的回鹘语文献数量不多。古藏文回鹘语文献大多出土于敦煌和吐鲁番等地。文章在介绍古藏文回鹘语文献整体情况的基础上,对P.T.1292古藏文音写回鹘语佛教教义简答手册进行语文学研究,包括回鹘语转写、注释、汉语翻译,并在部分词条的转写和翻译方面对前人存在的错误予以纠正和补充。     

敦煌古藏文写卷中的"vjang"

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有数条关于吐蕃与vjang关系的记载,分析这些记载,并将这些记载与《南诏德化碑》、《云南志》及新旧《唐书》中的有关记载进行对照,可以认为写卷中的vjang只能是唐代割据云南一带的南诏。     

解读敦煌吐蕃文书P.T.1286号写卷及其历史内容

P.T.1286号写卷颇具学术研究价值.文章对写卷中的重要字、关键词及其句法作了新的认真解读,通过字斟句酌,发现了一些被前人忽视的历史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进而重新将藏文原文译为汉文;并以P.T.1286号写卷藏文原文内容为主、其他相关史料为辅,探讨西藏远古史上的有关疑难问题,重点解析聂赤赞普之前部落林立时代卫藏等地著名部族的分布概况、大致方位,以及当时雪域高原社会的基本形态、政权模式、部落结构、部族关系等.     

敦煌古藏文P.T.992《孔子项托相问书》释读

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保留了一定数量的从汉文译成藏文的文献,《孔子项托相问书》便是其中之一。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P.T.992《孔子项托相问书》进行了释读,并与敦煌汉文文献中的相关卷号进行了对比研究。并认为,敦煌古藏文文献中汉译藏文文献的存在表明汉藏民族问文化交流的多元与频繁。     

敦煌吐蕃文书P．T．1095号写卷解读

P.T.1095号写卷是迄今尚未公开发表的一件敦煌吐蕃文书,是一份购牛契约书。该契约条款完备、债务关系明确,既有担保人也有吐蕃高官做中证人,涉及到三个民族、两个部落,并出现了学术界未曾关注的新部落。契约反映了8世纪左右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民间商品交易活动和民族关系,以及藏语文的通用语地位。文章对该文书首次作了较为全面的解读和分析。     

敦煌藏文写卷ch.9.Ⅱ.19号初探

本文从62段卜辞中,归纳其内容为:有无战争或敌人.出行人归与不归.有无疾病、瘟疫.官司能赢否.婚姻顺利否.经商盈利否.鬼怪作祟否等.     

P.T.999号敦煌藏文写卷再研究——以往汉译本比较及相关史事补正与考辨

P.T.999号敦煌藏文写卷因涉及吐蕃后期墀祖德赞及末代赞普达磨小王妃及王子微松,引起学界及研究者重视.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础上,重新解读该写卷,梳理以往研究状况,辨析以往汉译本异同并纠正个别误译之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译本;在对写卷本身作进一步分析阐释的基础上,对卷中存有歧义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并就几个主要历史人物生卒年等相关史事作了补正与考辨.从而也更进一步说明这份写卷珍贵的史料价值.     

敦煌藏文文献P.T.149号《普贤行愿王经》序言解读

P.T.149号《普贤行愿王经》序言阐述了该经典在印度产生、传承及吐蕃时期译成藏文并由僧人韦·贝强诵念和修持的整个过程。序中描述韦·贝强由于修持《普贤行愿王经》做了一场奇特的梦,他不解其意,于是向赞普赤松德赞禀告并求解梦。赞普也不得而知,只好向寂护大师请教。寂护解梦,赞普如是复述于韦·贝强。韦·贝强得知梦境的预示后,请求赞普让他到僻静之地修持,赞普应允。韦·贝强更殷勤修持《普贤行愿王经》,最终如同阿阇黎恩兰·嘉却姜和卓涅·益西强曲的梦兆一样,他舍弃实体血肉之躯,随着彩虹等成就先兆而逝去。此文献对研究早期的吐蕃佛教人物传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一份能够补充吐蕃佛教史史料的重要资料。     

敦煌藏文P.T.996号《大乘无分别修习之道》解读

P.T.996号第二部分名为“大乘无分别修习之道”,记述了吐蕃禅宗代表人物布·益西央的生平和佛学思想,文章对此予以转录和翻译.文章认为后世史书所记巴·益西央及摩崖石刻上所提到的益西央与P.T.996号第二部分所记系同一人,其卒年是850年.益西央被称为禅师,所持佛学思想以禅宗一系为主,益西央的著作《大瑜伽修习之义,从大乘诸甚深经典中摄集的八十八品》主要依据《八十经根据》而写成的.     

从敦煌藏文写卷P.T1287看囊日伦赞时代吐蕃联盟政权的扩展及其内部矛盾

囊日伦赞时代是吐著联盟政权获得实质性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吐著联盟政权得到了空前的扩展壮大,但同时由于一大批新的豪族势力的加盟,联盟政权内部的矛盾也日渐尖锐和突出,从而给吐善联盟政权本身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危机,囊日伦赞本人被臣下“进毒遇就而慕”即是这一危机所酿成的直接后果。然而,关于此时吐着联盟内部出现的危机,过去长期以来认为主要是雅隆旧家族势力与新加入联盟的苏毗等豪族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所致,但事实上这种看法明显存在问题,它不但与敦煌藏文写卷P．T1287的记载不符,而且也与当时吐着联盟政权内部的…     

敦煌藏文P.T.1082甘州回鹘登里可汗诏书研究

P. T. 1082号文书是甘州回鹘登里可汗仁美写给凉州嗢末首领仆射（■）的诏书,具体时间是934年。文书中出现的天平军（■）是驻守凉州的原唐朝郓州天平军戍卒后代,令公（■）应该就是后唐朔方节度使张希崇,唐王（■）应该是后唐明宗皇帝李亶,天使大夫（■）是934年后唐派出的使节。该诏书显示出当时甘州回鹘政权同凉州嗢末、凉州唐朝天平军戍卒后代、后唐王朝、瓜沙归义军政权以及凉州、廓州、河州等地吐蕃部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具有珍贵史料价值。     

从敦煌藏文写卷看苯教徒的宗教功能

敦煌藏文苯教文献表明,苯教徒的宗教功能主要是打卦解惑、主持垛术及治疗、招福、主持殡葬仪轨等。辛饶米吾的名字在敦煌文献中记载了12次,他是作为一个重要祭司身份出现的。显然,苯教徒在古代藏族社会扮演着宗教仪轨主持者的角色。     

略谈吐蕃王朝的损害赔偿制度——对敦煌藏文写卷P·T1071、1073、1075三个文书的分析研究

在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敦煌法律文书中,有许多是有关吐蕃时期损害赔偿方面的内容,如P.T1071、P.T1073、P.T1075等等。这些文书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吐蕃时期损害赔偿制度的一个侧面,分析研究这些文书,不仅有助于了解吐蕃王朝的损害赔偿制度,而且对于全方位了解吐蕃社会也是十分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