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美刺思想与汉赋

汉代时期美刺思想已渐渐深入当时文人的创作中,而汉赋作为汉代重要的文体之一,其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刺"思想的烙印.但是由于汉代大一统的形成使士人地位转型,加上汉朝统治者的影响,因此使得汉赋中"美"的比重不断加大,而"刺"的功能逐渐弱化,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劝百讽一"的形式.     

国内部分刺皮属(HETEROCHAETE)标本的定种修正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真菌标本室(HMAS)有刺皮属标本28份,全被定为中国刺皮(Heterochaete sinensis),经作者仔细鉴定,这28份标本实为4个种:中国刺皮、异色刺皮(Heterochaete discolor)、莫索尼刺皮(Heterochaete mussooriensis)和粉红刺皮(Heterochaete roseola)。其中莫索尼刺皮为国内新纪录种。文中对诸种进行了形态特征描述及产地和生态环境记载,并均有附图。对中国刺皮的原始描述作了适当的补充与修正。     

大刺和小刺

吃鱼时，小刺要比大刺麻烦，因为大刺很容易发现，小刺却必须下很大的工夫才能清除。     

"八脚词"与宋代文章学

八脚词是明代八股文一种少为人知的异称.该文认为"脚"这个术语起源于宋代文章学,它是宋人分析文章的特殊术语,指一种具有并列意义的层次和结构形态."八脚词"这个名称透露出八股文与宋代儒学、宋代考试文体具有某种关联的消息.     

“举刺予夺”：明季野史笔记的重要特征

明季野史笔记表现出“举刺予夺”的重要特征。政治腐败、社会险恶是其社会土壤;官史失修、史官失职是其史学动因;存史意识、立言情结是其心理基础。这种史学风格自明中叶开始兴盛,明清鼎革之际达到颠峰,入清后逐渐跌入低谷。“举刺予夺”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批判性品格。这一特征延续宋代以来注重褒贬的史学风气,一方面有利于史家主体意识的彰显,另一方面也助长了驰骋议论的空疏之风。明季“举刺予夺”之风纵然炽烈,也未能挣脱桎梏,反映出中国史学中保守因素的难以抗拒性。     

婚俗与伦理之错位——从“刺宣姜文姜淫乱”说起

在历代治诗、论诗者当中,有不少人对<君子偕老>、<鹑之奔奔>、<墙有茨>、<南山>、<敝笱>、<载驱>六诗的诗义执直接或间接刺宣姜或文姜"淫乱"之说.其实,宣姜、文姜的所谓"淫乱"是事出有因,如果我们从春秋齐国的特殊文化背景去考察,最后得知,宣姜、文姜的行为不属个人淫乱,而是一种大众化的社会行为.之所以<诗经>六诗的诗义探究者们冠以"宣姜文姜淫乱"的恶名,是历代治诗方法的错位和儒家伦理思想影响所致.     

两宋"积贫"、"积弱"辨析——从国家战略和国家竞争力角度

史学界长期以来对宋代"积贫积弱"的价值判断最近受到了质疑,研究发现宋代非但不贫,相反其综合经济实力非常强大.宋代的所谓"弱"并非由"贫"所致,实质上是其内控型的国家战略导致了国家竞争力的降低,这种国家战略的形成根基于宋代建国的特殊时代背景.宋代政府管理的特点也不是"扬文抑武",而是"抑文抑武",这也是由国家战略所决定的.     

大棚刺龙芽反季节栽培

刺龙芽欲称刺嫩芽,是野生有刺灌木或小乔木,属于五加科槐木种,生于林缘或林中,我国东北三省、西南云、贵、川、陕等地,国外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朝鲜和日本等都有分布。它是落叶树,耐寒性级强,冬季落叶休眠,从枝条上萌发嫩芽和叶片。枝条顶端萌发的嫩芽,营养丰富,风味清新,是绿色食品、野菜珍品。国内外市场走俏。近年,市场需求量增加。但刺龙芽的野生资源有限,不可能满足需求。目前,野生蔬菜进行人工栽培,特别是利用日光温室和塑料大、     

刘禹锡“刺和”三题

长庆四年八月,刘禹锡由夔州赴任和州开启“刺和”生涯,刘禹锡的“刺和”生涯给和州留下了短暂的惠政,也给后世留下深刻的文学记忆。关于“刺和”起迄时间、“刺和”诗文创作和“刺和”影响颇惹争议。经逐一辨析后认为:“刺和”起讫时间为长庆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宝历二年冬;“刺和”诗文中《晚泊牛渚》写于赴任和州途中,《金陵五题》写于和州任内,《洗心亭记》非作于和州,《陋室铭》宜为刘禹锡所作,另有赠答白居易的佚诗未被今之《刘集》收录;“刺和”影响功非一代,至今仍有遗泽。     

宋代火葬的盛行及其对"华夷之辨"观念的挑战

宋代火葬习俗屡禁不止,火葬与反火葬之争其实质是挑战与维护"华夷之辨"观念的一个缩影.在这场斗争中,火葬屡禁不止的事实表明挑战一方获胜和维护一方的受挫.这是作为"华夷之辨"观念维护者的宋代儒家学说影响力式微,而作为挑战一方的佛教和少数民族丧葬观念强势影响中原文化,以及宋代特殊的时代特征交织作用的结果.     

汉代美刺思想与汉赋

汉代时期美刺思想已渐渐深入当时文人的创作中，而汉赋作为汉代重要的文体之一，其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刺”思想的烙印。但是由于汉代大一统的形成使士人地位转型，加上汉朝统治者的影响，因此使得汉赋中“美”的比重不断加大，而“刺”的功能逐渐弱化，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劝百讽一”的形式。     

风、风声、风刺以及《风》名的出现

"风"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它既可指自然之风,也可指风化之教;既被视为音声曲调,又被称为民歌民谣;既被视为圣王之遗化,又被当作主文而谲谏的讽刺与劝说。这诸多的义项,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飞鸟振翅而风生,是甲骨文以"凤"为"风"的根本原因;在商周文明发生剧烈冲突的变革时期,在类似于"大块噫气,其名曰风"的认识推动下,"凤"与"风"出现分化,在"凤"字逐渐指向神性凤鸟的同时,作为"后起本字"的"风"字出现。风为土气,土气鼓动而形成音,音乐也必然反映着风土人情,"循弦以观于乐,足以辨风"的认识中,透露出了风土之气与风俗之音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就在"风"因与"音"、与"律"关联而具有指向歌声、曲调的意义时,由"风"之飘忽流散、托物而不着于物的特点,又引申出了用"风"来指称没有明确来源、没有具体内容、没有明确指斥对象的特殊存在状态的意义,"风言""风听""风议"等词即因此而来。而与之相关联的"风刺",便指不着痕迹、委婉曲折的言说方式;因这种进谏方式而来的作品,便是最早的"风"诗。这些"风刺"之诗,或归属于《小雅》,或分列于各国,都只是被统纳于"诗"名之下,一直到孔子删《诗》正乐时,同属乡乐的十五国诗,才被正式地归为一类,作为《诗经》作品类名的"国风"(或"风")由此产生。至《毛诗序》,则在集合种种"风"义并对之加以解释之余,又在"六义"的新名目下,为"风"字增添了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新义项。     

萨都刺籍贯新考

萨都剌是元代著名诗人,目前学界多认同他籍贯雁门的说法,但由于这一说法的主要文献依据是《雁门集》所录干文传作的萨都刺小序,而这个序因文献来源不明,错讹连篇,真假遭到学者的质疑。以这个小序之外的五种文献为依据,考证萨都刺籍贯燕山,即大都,而非雁门。     

浅述《诗经》中的怨刺诗

怨刺诗都是些“变风”、“变雅”的作品,都具有很强的批判现实精神,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诗经》怨刺诗中的“怨”并不仅仅是指怨刺上政,更有普通人民对日常生活之痛和人生感伤的“怨”,“怨”也包括恋人的相思之苦、征人的思妇之怨等;而“刺”则有责备、讽刺之意。     

诗歌刺点：意义在文本断裂处产生

诗歌的刺点往往出现于文本风格断裂之处，给人带来强烈冲击，具有独特意味或深度批判，要求读者积极参与思考。刺点在诗歌中的两种呈现及其意义分别为：突兀构成刺点，引发思索；对立构成刺点，悲怆油然而生。泛艺术化语境、文本中的裂缝和现代诗人繁复的生命体验等共同为刺点提供了存在的可能。     

“刺世嫉邪”:一脉相承的文化情结——从先秦至魏晋

饱含"刺世嫉邪"情结的文学作品是中国古代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朵奇葩。这种情结从先秦至魏晋的形成和发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刺世嫉邪"的情结是驱动儒家学者关注现实、干预政治、关心民生疾苦的内在原动力,这种情结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士苍凉悲壮的独特情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二雅”怨刺诗的创作动机

生活在西周厉幽时代宗法制下的二雅怨刺诗作者,与王室血脉相联,其自身的荣辱祸福与王朝政治兴衰之间有着直接紧密联系,由此决定了怨刺诗抒发忧愤情感所持的立场和动机。二雅怨刺诗斥责昏乱败坏的朝政,其情焦灼,其意精诚,深具孤臣孽子之心。表达对王室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对自身利益的深刻关怀,是二雅怨刺诗最坚实的创作动机。     

钱笺杜诗兴寄美刺法初探

钱谦益的杜诗笺注在杜诗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价值不只是体现在诗史互证方面.事实上,钱笺中许多深刻和有创见的解析,多采用了传统兴寄美刺言诗方式.同时,钱氏所坚持的兴寄美刺笺杜,不仅是一种诠释手段,更是他书写自身襟怀的策略.钱氏笺杜是其经世思想的组成部分,他所面对和处理的,是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而非单纯的诗学问题.他将杜诗文本与自身生存境遇相结合,巧妙地书写了其经世理想与政治情怀,价值不容低估.     

宋诗茶词语例释六则

本文利用排比文例方法,对出现在《全宋诗》里的"春风"、"紫笋"、"急须"、"龙凤团"、"兔毫"等与茶文化相关的词语进行考释,对阅读宋诗、研究宋代诗学有参考意义.     

试论萨都刺的边塞诗歌

萨都刺“别开生面”的边塞诗歌,与诗人生活的时代、地理与社会环境,以及族别、家世和履历诸背景材料密切相关。诗人从同情人民疾苦,关心国家命运出发所表现的反战态度,在民族矛盾尖锐、民族关系复杂纷纭的时代对民族冲突所持有的正确认识,成为萨都刺诗作的主要思想内容。在表现手法上,萨都刺的边塞诗也兼塞北南疆的风物意象,富于浓郁鲜明的民族色彩和“雄浑清雅,兴寄高远”等多种多样的艺术风格,开拓了中国边塞诗歌的题材和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