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凉兵为天下劲卒”:清代甘肃驻防绿营考论

甘肃作为边疆省份,在清廷西北边防体系当中处于战略基地和用兵通道的特殊重要地位.同时,甘肃河西地带也是作为陕甘地区军政重心所在,如单以行省论,甘肃绿营配置是陆疆省份中兵力最为雄厚的省份.就陕甘绿营建制区内部而言,甘肃绿营区兵力配置兵额又多于陕西省.从规模及职官上来看,陕甘绿营建制亦以甘肃为重心,甘肃绿营兵额及职官均多于陕西绿营.在兵皆土著的绿营建制原则下,陕甘尚武之气对于陕甘绿营战斗力的影响是必然的.陕甘绿营,特别是甘肃绿营的战斗力明显强于其它行省.     

清前期贵州绿营营制及布防

本文在揭示绿营营制特点的基础上,系统论述清前期贵州绿营营制与变化及布防情况,指出:清前期贵州绿营营制之变化,分为四个阶段,乾隆前期为理顺贵州绿营整体格局阶段;布防分为五大汛防区,重点在防止民变与查禁走私,塘的设置呈网状结构。     

清前期广东绿营兵生存状况之考察——以硇洲营为中心

嘉庆初年，广东硇洲营官兵共同签定了通营舍帮的互助性条例，不久一海之隔的崖州营官兵也制定了类似条例。其原因在于：清前期绿营底层官兵收入单一，唯一可以依靠的军饷常被赳扣，生活难以维持，军纪废弛。绿营官兵被迫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严重影响了地方社会的稳定。     

清代玛纳斯兵屯及相关问题研究

清代玛纳斯兵屯始于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成果显著。到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玛纳斯眷营的屯田总亩数已达28200亩,屯田士兵达1400人,解决了当地驻军的口粮问题,并对民屯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皈依与溢出:甲午战前清政府整顿绿营略论——以规复绿营兵额为主线

国内农民战争的冲击使绿营兵制几近崩溃。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决心整顿绿营,其整军措施有二:一是补充兵额,充实编制;二是实力整顿,提高战力。总之以维持绿营经制军地位于不坠为归宿。然而绿营的强化在相当程度上并非“上(朝廷)下(督抚)同欲”之果,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转变为“裁兵以练兵,节饷以裕饷”的整军路径,部分绿营军队虽然提高了待遇,改善了装备,却是通过裁减兵额而实现的,实际上是绿营内部资源的腾挪和挹注。清政府整顿绿营的行动最终演化成一场裁兵潮。     

孔子思想中的"礼"与"兵"

"仁"与"礼"是孔子治理社会的终极目标,孔子在大讲仁义礼智的同时,也主张国家有适当的"武备",以"兵"来捍卫"礼".以礼为目标,孔子重视军事,但不好战,主张珍惜民力、严肃对待战争.因此他的军事思想处处彰显了"礼"的影子.孔子的这种"礼""兵"并行的思想对我国当今社会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李得仓和"南八营"

在清朝同治年间的西北回民反清起义中,李得仓率领"南八营"起义军转战于陇东南一带,有力地打击了清军,最终出于形势所迫,接受清政府的招抚,客观上达到了维护民族权益,削弱封建专制压迫的目的.     

清代伊犁将军直辖的两蒙古营制研究

1762年伊犁将军设立后,察哈尔、厄鲁特等5营相继建立。察哈尔、厄鲁特与其他3营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两蒙古营的社会制度为总管旗制,其社会职责主要是驻卡巡边、牧放官牧厂的牲畜等。     

"易进难退"的兵制与北宋前期之冗兵

北宋前期,冗兵现象滋生并日趋严重。宋"易进难退"之兵制是造成军队数量迅速增长的诱因,而军员速增及其带来的军费开支超过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支付能力,是产生冗军之根本原因。冗兵现象渐露于太祖末年,蔓延于太宗朝,缓和于真宗朝,恶化于仁宗、英宗二朝。     

《同治增修南部县志》略论

四川省南部县有五部旧志,各有异同,其中尤以同治增修的《南部县志》最为全面,对南部县地方历史的各个方面都有较为详尽的记载,对研究地方历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研究中更是不可或缺。     

晚清清军马队营制的演变

晚清以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均发生剧烈且深刻的变化。清政权的军队亦出现新的变化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制军队八旗、绿营渐至衰败,代之以湘、淮军等勇营继起。晚清清军马队营制经历了两次变化,第一次是湘、淮军的勇营制代替了八旗、绿营的马队营制;第二次是由传统马队向近代化的骑兵方向过渡。     

姬志真《创建清梦观记》碑文考

~~姬志真《创建清梦观记》碑文考@霍建瑜$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朝鲜义勇队》题字

朝鲜义勇队在武汉成立后,发行了《朝鲜义勇队》这一中文版机关刊物。在朝鲜义勇队成立两周年和三周年之际,诸多的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及其他抗日知名人士都在《朝鲜义勇队》上题字。分析这一现象及其原因,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朝鲜义勇队在中国抗日斗争中的历史作用及中韩两民族的传统友谊。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科举政策变化研究

受宋代宗室政策影响,首批大规模登第宗子出现在南宋高宗朝绍兴年间,主要集中于太祖、太宗的第六、七代孙. 宗子登第的人数、甲第、举数逐渐上升,至南宋时形成专门从事举业的宗子族群,并出现三代连续登第的宗室科举家族. 由于应试人群的特殊性与科目开设的临时性,童子科登科者的资料并不集中,较为零散.《宋代登科总录》所收丰富全面的登科人传记资料与数据,使宋代童子科的开停频率、各朝人数变化、地域分布、登科者待遇、入仕情况变化等得以清晰呈现. 日本、美国及中国的宋代科举研究大致有四种取向:科举制度相关内容的研究,宋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科举人物传记史料的研究.     

论晚清新军的优抚制度

晚清新军的优抚,是我国优抚发展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袁世凯对新军的优抚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军队医疗救治方面,聘用熟谙西方医疗知识的军医,采用西式医疗技术,使旧军队医疗救治落后的局面大大改观。此外,针对新军退伍士兵的安置工作,制定了详细的实施细则。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关于安置退伍军人最完整、最系统的细则。这对于激扬军队士气,保持社会稳定,提高军队战斗力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新军的优抚仍在封建社会的窠臼中徘徊。      

《宋代登科总录》与创新的宋代精英数据库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 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 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 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 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 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     

《从军行》创作探源

自古以来有许多文人以军旅苦辛生活为题材,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从军行》作为一种传承至今的创作题目,在文学作品中大量涌现并广为接受。阅读这类文学作品我们会发现,《从军行》自诞生以来被不同时代的作家和诗人竞相仿效,创作出许多抒情迥异、表意不同的文学作品。以下试从源头上对这一乐府诗歌最早之作者进行考证和探析。     

近代以来清代汉军旗人研究的回溯与反思

清代汉军旗人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自孟森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迄今,汉军旗人研究成果可观。此方面研究大体分为汉军个体与群体研究,后者比前者更体现汉军群体特征,主要集中在汉军旗人组织、地位与历史作用、文化与民族认同等方面。总体来讲,近代以来的汉军旗人研究不断向纵深方向拓展,同时还存在对群体阶层关注不够广泛、与其他群体关系混淆等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