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的无为政治观述论

郭象将性分的观念与无为的义理相结合,将无为阐释为顺性而为,表现在政治上即是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但无为政治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圣人之力.郭象将无为贞定于性分,实上通于其适性逍遥的理论,并试图由此达致人的自由的实现,使无为从老庄超越的境界形态转化为现实的实然形态.郭象的无为政治观是道家无为思想的重大转折和深化发展.     

郭象命论对儒道思想的融摄

儒道两家都重视命,但与民间流传的“宿命论”迥异。儒家侧重于应然之命,即道德使命;道家侧重于本然之命,即本真之命。郭象对传统命论的最大贡献,是将儒道两家的命论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建立玄学之命。郭象发挥了性命与遇命,前者主要基于道家,后者主要基于儒家。郭象通过《庄子注》,比较成功地调和了儒道两家的天然对立,不仅复活了道家,而且将儒家的入世主义和道家的出世主义融合创新,从而将中国文化的生命哲学和人生境界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郭象的自然观述论

郭象的自然观涵盖天地万物的方方面面,在理论逻辑上实上通于其"适性逍遥"的理论,是其逍遥观的理论基础.通过自生之自然、自性之自然、理之自然及无为之自然诸义,郭象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自然哲学体系,在理论形态上不仅是对前人的重大突破,亦将道家之自然观发展至其极.     

向秀玄儒兼治研究

向秀融合儒道的本体论哲学,是当时学术思想领域正始玄学向元康玄学过渡的关键。他从相信正始玄学贵“无”本体论开始,到超越“以无为本”,提出“自生”、“自化”学说,以性分自足的逍遥义实现名教与自然合一。道家思想经过向秀改造能够更加和谐地与儒家精神兼容,从而为郭象玄学解决内圣外王、游外冥内奠定了理论基础。向秀重新审视“名教”价值的理论体系以及政治实践都与众不同,他兼治儒道的理论创见和成就,也是其与山涛、王戎等入世的名士人格同中见异之处。     

兼综儒道贯通天人--论王安石"天生人成"的哲学思想

天道和人道、无为和有为是儒、道两家哲学中的基本矛盾。王安石在吸取儒道两家传统思想的基础上 ,提出了融合两家、贯通天人的“天生人成”论。既肯定了道家天道无为观 ,又继承了儒家人道有为论 ,并将两者整合为事物生成过程中相反相成、不可或缺的两面 ,达到了天道和人道、无为和有为的辨证统一 ,把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郭象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

郭象的政治哲学意在融合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其内在逻辑是:以援道入儒的理论形式化解政治世界的信仰危机,希望在哲学与政治之间保持一种健康的张力性关系,进而以一种理性清醒的方式妥善处理现实政治生活的缺陷,最终达到美好的生活愿望。通过郭象的努力,才真正使得道家的无为政治有了在现实社会中具体化、实践化的可能,同时道家思想也在魏晋时期产生了某种自我发展和调整。     

自然与自由--论陶渊明"自然说"与郭象哲学的关系

陶渊明思想的主旨是自然.道家哲学中,自然主义思想最彻底、最突出的是郭象哲学.通过对陶渊明<形影神>三首组诗的分析,可以看出,陶渊明任运自然的人生态度深受郭象哲学影响.二者所讲的自然又有不同之处,陶渊明之自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庄子和郭象的继承与创新.从总的倾向来看,由自然而自由是陶渊明与郭象的共同思想.     

儒道两家的言意冲突:立言与立意--浅析儒家的"说什么"与道家的"怎么说"

儒道两家都是通过著书立说来传播自己的思想言论的,但儒道两家对"言说"这一存在方式的理解是迥然不同的.儒家主"言",认为一切可以言说,并且通过言说的内容(说什么)施行教化,完成"自然的人化";道家由"道"出发,认为"言而无言"、"不可言说",但又必须得说,道家的这种"不可言说之说"使道家在"怎么样说"上形成了自己的言说方法--立意,并最终指向了审美.     

王弼儒道会通思想探析

王弼将道家本体论引入儒学,建构了"以无为本"会通儒道的玄学本体论;又从这一本体论出发以道释儒,予圣人观以新的解读。通过对"无"与"有"、超越与现实的双向诠释,王弼巧妙地解决了儒家与道家内在的紧张,为魏晋玄学的发展定下了理论基调。王弼发掘儒家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本身存在着误解甚至曲解先秦儒学本义的问题,故其会通儒道的理论体系存在一定缺陷。尽管因此而饱受诟病,王弼仍不失为魏晋时期创造性融合儒道思想的开拓者。     

儒道两家思想的内在联系与“分野”

儒道两家是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两大体系,关于两家之间的关系自古及今争论不断。从思想之为思想的规定性出发,儒道两家无论是在思想对象的客观存在、思想产生过程的思维方式方面,还是在作为思想结论的本体论方面都表现出高度的内在统一性特点。尽管两家在实践修养论观点上表现出"有为"和"无为"的分野,但是本质上无论是道家的"无为"还是儒家的"有为"其归旨都在于将人的实践与天道本体相同一,儒道两家仍然殊途而同归。儒道两家关系的本质是内在统一的。认清儒道两家的内在统一关系,对于现代文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