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中国政治思想史“接着讲”的两种路向——以梁漱溟、牟宗三为例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存在“照着讲”与“接着讲”的不同取向。前者的学术史取向与后者的“思想”史取向相当不同。但“接着讲”也有不同的取向：有“批判”的“接着讲”,主要体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研究进路;也有肯定的“接着讲”,主要体现为现代新儒家的研究进路。聚焦后者,按中国“知行”高度相关的思想结构特征,各偏一方的两种研究路径展现出来：像梁漱溟那样,他接着中国政治思想史而创造性讲出来的思想,直接导向中国的现代政治实践;对牟宗三而言,他“接着讲”中国政治思想史,重点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现代学科主题建构上。两者的偏好不同,分别指向中国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端点,但共同结构起儒家式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体系。     

作为“学术景观”的现实和作为“现实”的学术景观——2012年国内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综述

2012年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国内学界主要呈现为一种作为“学术景观”的现实,而在国外学界则主要作为一种“现实”的学术景观而存在.前者表现为:思想史“断代”研究中的“后马”趋势(即从传统西马研究逐渐转向当代后马研究)；流派研究中的“国别化”倾向(即转向各国,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后现代主义的“地方性”小叙事主张相一致)；现实研究中的“问题式”切入(即从传统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研究转向以生态、文化、科技、消费和精神分析等主题式研究)；文本文献研究范式方兴未艾.而后者则主要呈现出如下两个特点:内含在马克思思想研究中的“西马”研究；以当代资义批判为旨趣的“西马”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进程及其意义

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研究范式，进入21世纪后又逐渐与日常生活史、艺术史、物质文化史等诸多领域汇为更为巨大的学术洪流，从后者的学术渊源——人类学汲取了实践视角等重要的学术资源，为重新书写真正的“中国”思想史提供了有效的操作路径。这些领域共同关注的概念“象征”（符号），为思想与社会互动提供了重要的桥梁，从而把思想史研究从发现什么是“中国的”思想推向了探索“中国的”思想如何形成的更深层认识。在整体史视角下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是时代思想的一种呼唤，正在成为整合华夏文明话语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生产力决定论”并非马克思的独创性贡献——S.H.里格比基于思想史的理论勘定与研究路径吁求

在诠释者们认定马克思是新的思想“开启者”时,总是夸大其对于西方思想传统的“断裂”,此种学术路径以马克思来审视其“前史”与“后史”,这就成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格义”方案.S.H.里格比以“反向格义”的方案,将马克思哲学研究植入人们并不熟悉的“芬格兰思想”中,通过“四个阶段理论”与对历史主体“人的能动性”、“历史进步观”解释马克思思想中的“生产力决定论”并非独创,并展示马克思理论创造有着深厚的“思想史背景”,从而使我们摆脱“唯生产力论”的机械理解,更好地把握历史辩证法的“主客体向度”.作为“反向格义”的思想史研究路径,急切地需要突破“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将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的思想主旨和扩展其研究路径以及在规避“学术限度”中提升“实践智慧”.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方法与现实关注

思想史研究是一门认识学科，认识的起点在于认识历史，而目的则是理解现实的社会生活。思想史研究是今人与古人的对话，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所以可能的前提，是古代思想家与我们有着相同的道德诉求，如何实现优良的社会生活是人类恒久的思想主题。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遵循历史主义方法的同时，也应该有充分的现实关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避免复古主义倾向。     

刘泽华与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刘泽华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继承并发展了侯外庐学派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主张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从具体的历史运动过程中把握历史。他通过历史和思想史研究所得出的“王权支配社会”理论，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形态。刘泽华自觉地承袭了侯外庐学派所开创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但是也将此方法推向了极致，这是因为他提出的王权主义理论将思想史与社会史完全融为一个整体。近年来，哲学史、学术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思想史研究内部出现的不同方法，都对刘泽华的思想史研究形成了挑战。如何应对这些学术、思想挑战，对反思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进而推进思想史研究的深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研讨会综述——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由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等单位主办的“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研讨会———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于2007年7月16日至18日在西安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一百余人围绕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思想史思潮和学派、人物和经典研究、中国思想史教学与研究生培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扼要综述如下。一、思想史理论研究方法的反思侯外庐开创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成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典型范式之一。与会人员围绕6卷9册、共计468万字的《中国思想学说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进行了评议,认为该书继承和发扬…     

经济思想史的主题及形式略论——从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理解的熊彼特经济分析史

经济思想史的主题和形式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基本内容,以“自我批判”为主题的叙述的经济思想史和以“历史路标”为主题的研究的经济思想史,拓展了马克思经济思想史主题和形式的视界.经济分析史是熊彼特对经济思想中“分析性”或“科学性”历史进步的理解,在经济思想史上有其独特的价值.用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史观来透视后来形成的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的主题和形式,具有思想史研究上的合理性,也有利于深化经济思想史及其当代意义的理解.     

出场学与剑桥学派的“家族相似”——兼论出场学“概念史转向”的可能

出场学的基本概念内在蕴含着它特有的理论预设,而基于这些预设和概念,出场学又确立起独特的提问方式与问题,设定和解答这些问题构成出场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任务。这一任务实质上是一种思想史研究性质的任务,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构成出场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出场学与英国剑桥学派在基本理论预设、方法论和问题形式等重要方面存在深刻的家族相似性,这使得吸收后者的概念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开辟出场学的概念史取向成为可能和必要。这一转向将使出场学大大扩展、深化和具体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     

“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讨论之评议

自 192 6年梁启超明确提出“学术思想史”的概念以来 ,70余年间 ,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 ,从大处分有四家之言 :从蔡尚思论中国思想史是中国社会科学史 ,侯外庐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一体化 ,认定为思想史的研究范围 ,直至张岂之提出“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 ,此为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学派 ;而从胡适开始 ,到冯友兰、钱穆、张岱年以及海外“新儒家”则更侧重于对人类灵魂的关注 ,他们要人们走出世俗生活的樊篱 ,而徘徊于天人之际 ,以其论旨 ,可称为“哲学史”派 ;80年代之后 ,葛兆光提出在以往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关注的精英和经典之外 ,有一种近乎为平均值的社会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存在 ,而他的中国思想史就是以此作为研究对象的。此可称为“一般态思想史”派 ;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 ,匡亚明提出 :中国传统思想是以“人学”为中心 ,贯穿于文、史、哲、经、理、工、农各领域而形成的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认定思想史的研究以分布在各学科领域中那些促进 (或制约 )健全人格的形成 ,乃至推动 (或阻碍 )社会发展的学术因子作为自己的对象 ,因而可以名之曰“多科学的综合研究”派。而这一认识恰与国际上思想史学科发展的主流相契合。     

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及其启示

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 ,特别关注思想史的社会环境、日常生活和常识世界的实际情况 ;注意“顺着看”而不是“倒着看” ,也就是注意从日本自身的资料和历史脉络来追溯思想史 ,而不是以某种后设的、现代的价值立场来描述思想史 ;同时他们也有很自觉的亚洲史视野 ,十分关注日本以外 ,特别是互为背景和资源的近代东亚尤其是中国和朝鲜的思想史。日本思想史学界的这种强烈的日本问题意识 ,值得中国思想史研究者深思。因为中国的思想史写作 ,一直以来基本上都是处在西方思维模式和叙述方式的强烈笼罩之下 ,而很少有明确的“他者”与“自我”意识 ,缺乏中国思想史的特别的问题意识。因此 ,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很有必要追问一下我们的思想史究竟是“谁的思想史 ?为谁写的思想史” ?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与创新思维

<正>一、研究方式的转换：从思想史到观念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学科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首创者是梁启超,迄今发展已届百年。我在本世纪初回顾这一学科发展状况时,以方法论为界标,认为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大体形成了三个流派：一是“新学历史学”流派,典型学者如梁启超、杨幼炯等。二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流派,典型学者如吕振羽、侯外庐等。三是现代政治学流派,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萧公权。不过从研究形式来看,研究者大体上都是围绕着思想家、思想著述、     

波格丹诺夫在中国: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沉没的声音”

波格丹诺夫是与列宁同时代的俄国思想家.长期以来,波氏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影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既没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没有被纳入其他思潮的谱系之中,成为一种“沉没的声音”.通过系统发掘和梳理史料,可以发现,施存统、周佛海、张伯简等人对波氏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进行了大量的译介和传播,而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在社会史论战中也大量运用了波氏思想.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影响非常之大,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学者构建中国社会史、社会发展史话语体系和判定中国社会性质的重要理论依据,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影响至深.     

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与“现实”关系的解释学分析

“思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主题.从解释学视角上看,思想与现实关系是解释对象与解释根据的关系.“思想”实质上是具有双重意义结构的“象征符号”,而作为“具体整体”的“现实”则是思想深层意义的根源.马克思对两者关系的分析实质上是以“现实”为根据对“思想”的解释,即通过分析思想植根其中的现实对立关系而对思想深层意义的揭示.相比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和知识社会学,解释学的分析能更准确系统地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与现实关系的实质.     

自我规训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在中西思想-学术交汇之际出现的新兴学科,是需要经过规训来获得学术尊严的.它的学科自我规训有四个基本维度:国别辨析、学名定位、历史归类及理论尊严.这样的规训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在模仿“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础上,开拓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空间;二是在挣脱范式约束之后,“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被扭转为“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三是凸显中西“政治思想史”之间的共性和个性.然而,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其中包括过分强调国家价值或地域范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仍无法成为具有世界性意涵的现代学科;历史还原主义与反历史主义的阐释冲动,一直是妨碍“中国政治思想史”在自我规训中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当在恪守普世价值的前提下,重新奠立这一学科的规范理论根柢,使“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中国人建立起理解人类共同政治生活的理论纲领.     

思想史研究视野新探索思想史的界定与门径——以两部学案为例

由于研究对象的无形与复杂,思想史的界定很困难.虽然思想史的研究应该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但具体的研究却有待于来自学术史的规定.<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奠基性著作,本文以这两部学案为例,就思想史的形态与内容、体例与方法,以及知识与价值诉求下的不同的思想史观进行了分析.     

从“泰山贼王始”说到刘邦

在当前的文化热中,由大文化与小文化衍生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是个值得引起人们思考的题目。何谓大小传统？在我以为,无非是官方和民间的或显或隐的正统和非正统的文化承传。葛兆光先生所著的《中国思想史》所开辟的正是这一道路。他认为思想史有两种：一种是由官府和文人共同撰写的思想史,称之为“经典思想史”;另一种是民间的,亦即老百姓的思想史。这种思想史人们日用而不知,因之葛先生称之为“一般思想史”。这种思想史的理论依据是“在人们生活的实际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和基石存在。这种一…     

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同一”说——基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思想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对立”的声音越来越强,制造“对立”自有其原因、实质和方法.论证“同一”存在较大的难度,但是,也不失可能性.让我们有所思考的是,是否存在一种思想,它能够代表和体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想“同一”则整个思想关系“同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思想就是这样一种理论.分析该思想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可以得出它代表和体现马克思主义这个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是同一、一致的.他们都是“决定”论者.从该思想的形成史来看,他们是“同创互补”的关系.     

观念史研究的政治思想史与政治文化意义

<正>一、寻找共识：观念史研究的思想史意义在国内概念史研究趋热的情况下,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了韩国学者张铉根教授的著作《观念的变迁：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演变》(以下简称“张著”),在国内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1))。观念和概念所指虽有交叉,但各有所重。在政治思想史领域,有些概念为思想家们所共享,张著研究的观念基本都属于这种概念。但有些概念是某些思想家或思想流派提出和使用的,有较明显的个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