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早期女学堂创办的历史语境及曲折历程

湖南女学堂在湘军获胜、维新运动、近代教育家群体和近代化变迁的多重历史语境下创办,经历了发端、顿挫和再起的曲折历程,这一曲折历程折射出新派与旧派、清廷与地方的力量制衡.     

1903:一枝独秀与众声喧哗——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关键性年份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1903年是一个关键性的年份.是年,新小说创作如火山喷发,高潮迭起,晚清最具影响力的新小说家几乎都在这一年亮相,竞相推出自己的拳头产品;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蓬勃发展,白话报刊成为一种不可小觑的社会存在,白话文著述和白话文学作品蔚为大观;文坛与诗坛热闹非凡,革命派与改良派针锋相对,新派与旧派营垒分明.1903年的文学界,呈现出新小说创作一枝独秀,而报界、文坛和诗坛众声喧哗的热闹局面.1903年,中国文学在近代化的路途中继续阔步前行.     

学堂乐歌与中国新诗的嬗变

清末民初,学堂乐歌作为一种歌诗体的音乐文学样式,在当时各种新式学堂中相当普及和流行.学堂乐歌的广泛传唱,极大地加速了中国近代新型音乐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学堂乐歌的大量传播直接参与了早期白话新诗语言的形式变革,为早期白话新诗的大众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二者构成了一种实质意义上的同构关系,学堂乐歌在早期白话新诗嬗变过程中当属一个重要环节.     

鸳鸯蝴蝶派小说与西方文学

鸳鸯蝴蝶派是20世纪上半叶流行于旧中国的一个都市文学流派.它起源于清末民初,从辛亥革命到“五四”间的近10年,是它的“全盛时期”.“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学的发展壮大,鸳鸯蝴蝶派逐渐走向衰落.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流派便完全从文坛上消失了.鸳蝴派的创作以小说为主,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比其他体裁作品略胜一筹.其小说内容极为驳杂,大致可分为言情、社会、武侠、神怪、侦探、军事、历史、黑幕、宫闱、娼门、滑稽、民间等类别.其中言情小说最为重要.民国初年,鸳蝴派小说的内容基本上集中于此.20年代以后,言情小说仍占据主要位置.本文便试图探讨一下早期鸳蝴派(偶尔也兼及非鸳蝴派)言情小说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因为这一问题至今还少有人讨论.而要研究鸳蝴派的兴起,似乎又不能回避这方面的问题.     

齐梁文坛的雅俗之争

齐梁文坛呈现出雅文学衰落与俗文学兴起的总趋势。推其原因,既有社会环境变化所决定的历史必然性,亦有价值观念变化所带来的逻辑必然性。齐梁文坛的雅俗之争分三派:“主雅派”维护儒家诗教传统,无视文学的发展规律,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折衷派”的观点虽符合文学发展的长远实际,但在士大夫争相务俗的齐梁时期,很难为文坛接受。“主俗派”的观点虽有片面强调抒发个人闲愁别绪与追求形式美的缺点,但又有对文学本质与审美特征认识的合理性,加之符合齐梁文坛的实际,故成为当时普遍接受的审美理想。     

西方现代派文学传播的五四源流

回顾新时期初的当代文坛,尽管现实主义复兴已成时代主潮,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传播却同样引人注目。这场传播运动的结果,不仅促成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合法化,同时也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基本面貌,即无论是反思“文革”、呼唤人性的人道主义文学,还是深入民族集体意识、探求国人精神异化现象的先锋文学,都与西方现代派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为规避意识形态的权力束缚,许多致力于西方现代派文学传播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刻意在五四新文学中寻求西方现代派文学传播的合法性依据。这一传播策略的形成,显然得益于文学界在新时期初返归五四的启蒙呼声。     

七月派“人本思想”与世界文学因素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由于长期被划为左翼文学之“异者”,其独特价值迄今被淡而化之.七月派作家群体是左翼文学的一支,但在左翼文学独尊文坛的时候又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七月派文学的核心价值是“人本思想”,其精神资源与19世纪西方文学密切相关.七月派赋予了中国左翼文学一个开放性视野和超越的品格.研究七月派文学不仅需要现当代的文学视域,更需要世界文学的视域.     

论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的形成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的产生和形成是中国古老的知识界在经过巨大的震裂以后急骤转变的结果.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欧风美雨的冲击,一大批封建文人、学者官僚在洋务运动的浪潮中,挺身冲出封建营垒,接受洋务新式教育或直接投身于近代的工商业、近代的政治、军事和科技文化事业中,由此产生了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中有洋务派官僚、洋务派知识分子、洋务学堂培养的生员和早期的维新思想家等各类人物.本文旨在通过对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及其社会环境和条件的研究,阐述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在形成过程中的历史特征和地位,力求揭示近代历史转折关头新式知识分子群产生的必然趋势.     

民初旧派言情小说中的江南文化特色

民初旧派言情小说具有鲜明的地缘特色,即江南文化特色.作品呈现的是充满诱惑的优美诗意而又哀伤颓废的江南.江南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及作家个人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使得民初旧派言情小说字里行间吹拂着诱人与颓废的“江南风”.考察这类小说与江南的关系,对于重新发现此类小说的价值,以及从一个侧面重现丰富的文化江南,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清末民初鸭绿江流域的近代教育

鸭绿江流域地处偏僻,开发较晚,文化教育落后。该地区受晚清"新政",尤其是受奉天省近代教育的影响,开始走上教育近代化之路。但其近代教育水平远低于奉天省其它地区,呈现出新式学堂与旧私塾并存的特点,且新式教育在该区域内的发展也呈现不平衡性。新式教育的兴起使该区域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为后来教育的振兴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二十世纪初期的湖北新分子群

二十世纪初湖北新知识分子的来源之一是新式学堂学生和出国留学生.据估计,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至1911年,湖北中等以上普通、师范及实业学堂造就的知识分子达1万人左右;在各级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达1千人左右.实际不止这些.癸卯学制颁布后,湖北近代教育从省城逐步向州县发展.光绪三十三年(1907),湖北共有各类新式学堂1504所,学生5万6千余人.1911年增至约2千所,学生估约8万人.湖北为清末派遣留学生较多的省份.1904年,湖北就有留欧学生93人,留日学生     

从莱比锡大学到北京大学--蔡元培的教育里程

蔡元培在清末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再升为翰林院编修,他在科举道路上顺利达到顶巅.中日甲午之战后,毅然弃官回家乡绍兴,办起新式学堂,开始了他由一位旧式士大夫向新型的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历程.从1900年应聘于绍兴中西学堂至1906年准备赴德国留学,这七年是他"由办新学而转向革命"的阶段.从1907年6月赴德国留学,在莱比锡大学攻读人文诸学科,通过中西文化比较研究,逐步形成了教育思想兼容中西的理念.从中国到德国也是蔡元培从传统旧学走向西方新学的重要里程,他回国以后,以民主主义的思想自由原则为总纲,开始建构"兼容并包"的新文化理论.从教育总长到北京大学校长,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付诸实践.蔡元培在北大校长任上近十一年,实际主政为六年半时间,将一所封建学堂改造成为一所现代大学,使北京大学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列于世界现代大学之林,而成为"五四"青年运动的风暴策源地,也使他成为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北大精神的导师.     

论“意识流”在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

“意识流”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具有由“新”而“深”的流变倾向.五四时期有意误读的译介倾向在于建构“意识流”的“新”形象,特别是对其哲学与心理学基础的译介呈现出科学主义的表征.进入30年代,“意识流”的译介呈现出误读与理解的双向加深趋势,这既是中国文坛现实主义压制现代主义发展的表现,同时也体现了一批具有世界主义眼光的现代知识分子对异质性文学实验的追求.40年代的“意识流”译介则呈现出向文学自身回归的倾向,其作为一种“异质性现代主义文学先锋”的形象也得以建构.这一先锋形象的建立体现了中国现代学者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文化的深入认识,而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也与此紧密相关.     

湖南时务学堂的教育改革

湖南时务学堂创办于1897年,是湖南近代最早的新式学堂。《湖南时务学堂略志》载:“湖南之有学堂,以此为最早,丁酉、戊戍(897～1898)间,有最高学府之称。”时务学堂既是维新派宣传维新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又是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转变的一个典型代表,它还是戊戌维新期间全国屈指可数影响较大的几所学校之一。梁启超说:“国中学校之嚆失,此其一也。”时务学     

论洋务时期的教育建设

本文从纵横两方面集中考察洋务时期各类学堂的创设和书院改制、学堂的课程内容、教学形式和教学管理 ,认为尽管甲午战争以前的新式学堂只是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附在旧体制上 ,布新而不除旧 ,但洋务教育毕竟是一种新的教育模式 ,在许多方面都已逸出传统教育的轨迹 ,具备了近代教育的性质。     

学堂讲授与文话书写——晚清民初教育转型之际的文话考察

在晚清民初传统教育转型之际,众多文话以教科书的身份步入学堂讲授活动.文话在思想倾向、著述体式与内容偏尚方面的变化,无一不与教育近代化进程紧密相连.经学影响的日益式微促使文话叙事由经学传统转向文学话语,推动了主体性文学观念的流通,从而使文话具有了面向现代文论的转型特征.作为教科书的文话,映射出当时社会对中国文学科目设置、内容安排、教材选择等诸多方面的思考,其书写策略的转变成为观察学堂章程影响下的国文教学的重要资源.泰西科学观念的传入,加上传统学问自身统系的渐趋严密,使得文话呈现出学理性的提升,而学堂讲授在特定的情境下又使技法重提成为文话发展的一种趋势.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提醒我们,作为转型时期的文化现象,文话之走向近代具有学理层面的复杂性.     

艰难的主体重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开始了一个艰难的主体重建的过程。首先是在批判中寻找失落的主体性。当时的创作虽仍然表现着极强的政治性,但已不是追随权威话语而图解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试图独立地介入,寻求自己的表达。2 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出现了“忏悔”与“反省”的现象,文学开始更多地揭示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它不同于过去对知识分子的诋毁,而是标志着一种独立人格的觉醒,反省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修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不应忘记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积极参与。文学主体性的倡导、“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唤、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资源的重新发现,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知识分子话语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从2 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它不得不面对各种反叛与挑战     

犯罪论中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反思

近代刑法旧派与新派在犯罪本质方面因其重点不同,因此在刑事责任的认定上,存在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但客观主义绝不等同于“客观归罪”、主观主义亦非“主观归罪”,两者在认定犯罪方面实际上都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理论之争实在大可不必。     

名学、辨学与论理学：清末逻辑学译本与中国现代逻辑学科之形成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逻辑学,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在晚清西学东渐的大潮推动下,清末民初翻译来的西方逻辑学译本主要有两类：一是从英文直接翻译而来的译本,多将Logic译为辨学、名学、理则学;二是从日文翻译而来的日本学者编著的译本,多将Logic翻译为论理学。这些以“名学”“辨学”“理则学”“论理学”为译名的西方逻辑学译本的翻译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逻辑学开始发轫并成形。在译介西方传统逻辑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博采众长,编译出各种逻辑学讲义,以适合中国读者及清末新式学堂教学之用。随着晚清新式学堂的普遍建立,逻辑学以“论理学”或“名学”的名义,在新学制中占有一席之地,列入师范学校及高等学堂日常教学设置中。新式学堂课程日益完善,从西方移植来的逻辑学,亦随之在中国逐渐成长为一门独立的现代新学科。     

湖北学生与武昌首义

1891年,湖北第一所近代学堂“文华书院”创立,从此湖北近代教育事业异军突起,日益发展,成为近代新式教育的典范和楷模。近代学堂的设立为湖北培训了大批新式学生,他们走出了充满八股气息的书斋,如饥似渴地吸取近代科学技术和西方民主思想,成为当时社会中思想最活跃最先进的阶层。面对帝国主义入侵和种族灭绝的危险,青年学生举起“革命排满”的旗帜,抛开家庭和个人的安危,前仆后继,勤勤恳恳,做了大量具体、扎实的工作,为武昌首义的一举成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